她一直遇人不淑，没有谁可以托付终身，还遭受了他们的玩弄、诽谤、诬陷、压榨、冷漠。

她的悲剧之因，由他们种下。

他们真的是对她各有各的坏。

生活中的阮玲玉

张达民，这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是她单纯的青春初恋，最后却将她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她在其间窒息、悲愤，却无以逃脱；唐季珊，如此浪漫多情，以为他是个良人，谁知不过是善于粉饰的人，久经情场，深谙始乱终弃之术，能给的、不能给的从来都泾渭分明，亦是让她苦不堪言、痛不欲生；蔡楚生，是个温情脉脉、知书达理的男人，也是深懂她的人。她甚觉这次可以托付终身，可谁知他更可怕，他读透孔孟之书，也敢就手偷香信誓旦旦，却就是不能承担责任。

他们用各自的“恶”，将她硬生生抛在冰冷的现实里。

1935年，《新女性》上映，她的事业掀起了又一个**，只是因为内容影射到黑恶势力和小报记者，故而被他们纠缠不休。而这时，卑鄙、龌龊的张达民又来补一刀，带着编造的所谓“**史”与小报记者一起攻击她，还把她告上了法庭。

“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这是鲁迅在她故去之后，对她当时处境的感叹。

她毕竟是女子，在外再强装坚强，骨子里还是柔弱的。

她其实不怕出庭，也不怕黑恶势力，她心寒的是，她在乎的人不怜惜她，还恶言相向。

最终，她在与张达民的狗血官司中，在唐季珊的出轨家暴中，在对蔡楚生的求助无望中，在那么多的流言蜚语中，终于累了。

一个逼迫、一个责难、一个逃避，她一生中逢着的这三个男人，都是将她逼到绝境的推手。

于是，她在妈妈给自己煮的面条中混入了几十颗安眠药，留下了“人言可畏”的字句，沉沉地睡去。

那一年，她仅仅25岁。

是那么年轻而又美丽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