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本是极普通的社会心理现象，只要有人群存在就有可能发生谣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然而谣言的蜂起，却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社会行将发生或已经发生重大变故、天下行将大乱或已经大乱。值此之际，人们在忐忑不安、惊恐万状之余，往往易于以讹传讹地解释变乱的原因，叙述事变的情状，或揣测未来的命运。第二，社会缺乏高效率的大众宣传媒介，或者说虽有这种宣传媒介，但它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信赖，人们主要地只能依靠“交谈”来口头传递“小道消息”，而“交谈”的固有特性就是易于歪曲消息，一个消息经过一传十、十传百，往往会被篡改得面目全非。

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无疑充分具备这两个条件。我们知道，早在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就对行将到来的革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危机预感，而随着大革命的爆发和革命进程的演进，他们的危机意识还将变得愈益强烈。另外，革命时代法国绝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即使有报纸也不会读，其中有五六百万人甚至连法语都不会说，消息的传播完全依赖传统的口头渠道。

可是，仅仅指出产生谣言的这两个必要条件，还不足以解释法国革命中谣言现象的特殊性。因为很简单，这两种情况的存在并非法国革命的特点。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同样也经历着历史性的巨变，同样也缺乏近代化的消息传播媒介，然而在这两场革命中，谣言的地位显然均远不如在法国革命中那样突出。看来，法国革命谣言现象的起源一定还有自己的特点。

在缺乏近代化的大众宣传媒介方面，要找出革命时代的法国和革命时代的英、美两国之间的差异显然是不容易的。而在关于社会变故的危机感方面，则只要稍加比较，差异便一目了然了：原来，法国革命中谣言现象之所以格外突出，乃是由于革命时代法国人的危机感远比革命时代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强烈的缘故。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自然又是同法国革命那种独特的、翻天覆地的激进性或彻底性分不开的。

我们已经知道，构成法国革命者危机意识中心点的，是一种对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无法摆脱的忧虑，这种忧虑心情，是人们在革命时代的英国和北美殖民地所感受不到的。也正是这种长期萦绕在人们心头的“阴谋忧虑”，才使革命法国的危机感显出特殊强烈的色彩。

在当时革命者的言论中，我们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阴谋忧虑”的印记。比如，迫于暗藏敌人的威胁，人们对“揭穿假面具”之类的话题总是极感兴趣。这种言论不仅每日都会出现在马拉、埃贝尔等激进报人的笔端，而且自大革命一开始就经常挂在所有革命者的嘴上。早在1789年7月，就有人专门创办了一份叫做“国民揭发者”的报纸。到1793年，几乎所有的革命演说都要说上一段关于谨防“阴谋”的套话。久而久之，人们对“阴谋”、“揭发”等词汇的运用简直达到了滥用的程度。如1794年年初的一张文理不通的匿名文便这样告称：

无套裤汉是敲响警钟的时候了……当心，是时候了，内战正准备停当，你们是所有那些在想象中统治共和国的恶棍的玩物。他们都是阴谋家，巴黎所有商人都是，我揭发他们。我说的那两句话都是纯粹的实话，那些就要念这些话的人中有几个要说我是个阴谋家，因为我说了实话。[2]

果然，这份文告很快便被人们当作“埃贝尔分子”的宣传品告发到警察局。

在孚雷看来，这种对于“阴谋”的无法摆脱的忧虑，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在法国革命者的全部言论之中。[3]而大革命时代甚嚣尘上的种种谣言，也正是以关于各种“阴谋”的传闻为基本内容。谣言的泛滥，显然与法国革命者对“阴谋”的极端忧虑和警惕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法国革命派的“阴谋忧虑”固然与革命时代实际存在的各种反革命阴谋活动有关，但也并非独出此源。除此之外，它还有十分独特的法国式文化心态背景，那就是法兰西民族长期以来一直具有的一种特别担心“阴谋”的传统心态。这种古老的“阴谋忧虑”主要涉及的是生计问题。旧制度时期的法国是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国度，土地析分严重，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十分低下，人民的生活极为困苦。饥饿的威胁使人们特别担忧和痛恨那种囤积粮食制造饥荒的“阴谋”，尤其是法国民间长期以来就流传着不少关于贵族的武器窖、秘密文件和囤积粮食的传说（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当时法国民众普遍相信有大量珍宝埋藏于地下），所以一遇食物匮乏，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怀疑到有人故意捣鬼，并往往由此演成攻击想象中的粮食投机商、抢夺面粉和强行限价等暴力行为。及至旧制度末年，法国统治集团的内讧愈演愈烈，政治危机日渐深重，百姓对于粮食投机的疑虑也开始同国家政治挂钩。在18世纪60至70年代，政府经常变换粮食贸易政策，时而自由放任，时而秘密施以政府干预，结果激起了高等法院方面的严重敌意。大法官们利用舆论工具大肆攻击内阁权臣甚至国王本人，说他们蓄意制造饥荒以期从中牟利，政府方面则进行反宣传，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大法官说成是粮食危机的真正祸根。政界高层的这种相互攻讦，越发加重了民众对于危害人民生计的“阴谋”的忧虑，而且促使人们日益把疑虑的目光投向国家机关。人们愈来愈相信：至少与百姓生死攸关的粮食供应已经受到了政界各派势力别有用心的操纵。显然，人民大众这种日益具有政治色彩的“阴谋忧虑”是很容易同大革命之初资产阶级精英分子对“贵族阴谋”的忧虑融合起来的，事实上也正是这种融合，才造成了大革命时代那种强烈得异乎寻常的关于“阴谋”的忧虑气氛。

不过，要说明这种融合，还不能忽视一个极为重要的中介因素，那就是大革命前夕流行于法国城乡的匪患恐惧。

在大革命将至的法国，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不安定的征兆。仅从经济方面来看，严峻的形势就大有要把法国人逼上绝路的架势；1788年农业严重歉收，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地区战云密布、商道不通，中欧和东欧的市场也因战乱而趋于关闭，西班牙后来又禁止了法国布匹的进口，使法国工业和对外贸易遭到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法国政府的政策也在无意中促成了形势的恶化：1787年完全开放谷物贸易的国王敕令原想刺激农业的发展，不料却因1788年的歉收而引起了食品价格的腾涨；1786年法国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本来是为了引进英国先进的工业技术，不料想却因开放过猛而使法国民族工业受到摧毁性的冲击——如亚眠和阿贝维尔原有的5672台织布机中竟有3668台因此而停机，在针织品工业方面被迫停开的机器则多达7/8。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社会上的失业大军，意味着法国城乡已充满饥饿的人群。

走投无路的人们为了生存，只好出门行乞，而要饭对于当时许多法国人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农村中至少有1/10的人口常年在外讨饭。一遇粮价上涨，还会有大量收入微薄的工资劳动者加入乞丐的行列。乞丐们一般也都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施舍，但他们那一张张陌生的、哀怜的脸庞突然出现在门前，也难免会给人们带来某种恐惧。此外，已经缴纳过什一税（据称其中一部分是专门用来救济穷人的）的农民对于仍有要饭的不断登门，也会很自然地渐渐感到厌烦和不满。何况在真正的乞丐中也的确混有不少二流子式的职业乞丐，这些人被认为是十足的懒汉、无赖，直令那些朴实勤劳的农民极为痛恨。

这种由乞丐引起的普遍的不安，又因当时社会上大量流动劳动者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强烈。由于农村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严重，更由于大量工人的失业，法国的道路上奔波着无数找工作的人。1788年10月，特鲁瓦市登记在案的失业者计有10200人，实际上其中的6000人早已离开了城市，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很可能就在东奔西颠地找工作。自然，这种找工作的过程往往也就是行乞的过程。1789年法国的各大城市（尤其是巴黎）之所以会出现惊人数量的流动人口，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或是因不满现状，或是受冒险精神驱使，或是为了逃避兵役，或是打季节性短工，或是跑小买卖，也在离乡背井、浪迹四方。所有这些流浪汉，即使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乞丐，也会时常来到农民家里讨吃、歇脚或借宿过夜，从而给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巴的农户们带来不堪忍受的负担。1789年巴苔市附近维朗布兰地区的陈情书就曾这样抱怨；“乞讨正在缓慢而巧妙地把我们弄垮并拖向毁灭。”另外，流浪汉们的公德状况也令农民们深为不满。那些流浪汉并不一定都是坏人，然而自古衣食足而知荣辱，常年飘零、衣食无着的悲惨处境自然不可能把他们都造就为循规蹈矩的谦谦君子，小偷小摸的事在所难免；在公开场合下他们也不大注意尊重别人的财产，常常大模大样地摘吃树上的水果、践踏地里的庄稼。可是尽管心里恼火，考虑到立着的房子躺着的地，更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与孤立性，农民们谁也不敢得罪这些行踪不定，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家伙。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流浪汉的人数愈来愈多，农民的恐惧感也与日俱增。在1789年，如同繁殖到一定数量的耗子一样，流浪汉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游**，这就更加令人生畏了。由于人多势众，他们的胆量也比以往更大，开始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渐渐形同匪帮。他们会在某农户的男主人离家下地或赶集的时候突然闯进去，向女主人要吃要喝。若是觉得该农妇不够慷慨，他们就会自己动手，各取所需，索要更多的钱财，甚至钻进仓房住下赖着不走。更有甚者，他们还开始了夜间行乞活动，一伙一伙地在深更半夜敲门要饭，直搅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快到麦收的时候，人们又惊恐地发现这些流浪汉在像蝗虫一样吞噬他们的劳动果实：许多庄稼还没熟透就被人在夜间割去；割下的麦子还没扎成捆，就不知从哪儿涌来了大群“拾麦穗的”。在6、7月间，类似的警报雪片似地飞向各地政府，到处都在急切地要求派兵保护麦收。但是毕竟由于作恶的流浪汉太多，警力有限的政府实际上已束手无策。

这些流浪汉的威胁已经够严重的了，然而这还远不是令当时人们恐惧的全部因素。在旧制度末期，法国还活跃着不少真正的犯罪团伙，他们四处流窜，贩卖私盐，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以江洋大盗卡尔图什为首的盗贼集团，尽管这个匪首在1721年就已被车轮刑处死，但直到大革命前夕人们对这个集团仍记忆犹新。最可怕的是这种匪帮似乎永远也斩不尽、杀不绝。1783年警方曾在卢瓦河源头地区的奥热尔粉碎了一个类似的犯罪团伙，可是这个团伙很快就又重新纠集了起来，并留下许多新的劣迹，其影响之大，直到督政府时代还能令法国人谈虎色变。在1789年春给人们带来巨大恐怖的还有一股叫做“面具人”的匪徒。3月，他们抢劫并杀害了几名正从事三级会议代表选举的教区长官，有40名面具人还窜到了巴黎附近的丹皮尔镇；4月底的一天夜里，又有15名武装匪徒袭击了埃汤普地区的农民，掠夺并捣毁了他们的农庄。同时，社会上也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有关流浪汉团伙开始行凶的消息，而这种消息是很容易为人们所相信的，因为在百姓的下意识中，那些到处游**、令人厌恶的流浪汉本来就是潜在的匪徒。一时间，整个法国似乎遍地都是盗匪，一种强烈的匪患恐惧由此迅速蔓延全国。

从事实上看，当时法国的匪患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盗匪的猖獗只是局部地区的现象，普遍的匪患恐惧完全是“谣言”的产物。而这一情况的出现也是同当时法国社会和大众文化的特点分不开的。首先，正如我们在前边所谈到的，当时法国消息的传播基本上只有口头交谈这一渠道，民众无法得到准确的消息，而且由于愚昧无知，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透过各种夸张或歪曲事实的谣言来洞悉真相。其次，由民间故事保存了不少人们对于往年匪患的记忆，而这些大众记忆无疑有助于促使人们轻易相信类似的谣传。事实上，法国农村千百年来一直就在不断地遭受着各种半兵半匪的武装人员的**，谁也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来自哪里，究竟为何打仗，由此很自然地产生了许许多多有关匪徒烧杀**的恐怖故事，世世代代流传不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百年战争等国际战乱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法国人对外国军队的恐惧尤其刻骨铭心，这显然是大革命之初出现的许多有关外敌入侵的谣传的心态基础。

三级会议召开后，第三等级同特权等级的矛盾迅速激化，“爱国派”产生了对“贵族阴谋”的深切忧虑。由于同特权等级传统的阶级矛盾，人民大众自然很容易接受“爱国派”资产阶级的宣传，把自己担忧的匪患和第三等级代表关于“贵族阴谋”的说法联系起来。所谓“贵族阴谋”并非毫无根据的杜撰，如各路贵族军队向巴黎地区集结，显然含有要对第三等级实行弹压的意思；然而三级会议的资产阶级革命精英们动辄把问题归结为“贵族阴谋”，一味过高地估计贵族的能力，也的确使“贵族阴谋”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化、幻想化了。早在5月，当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为三级会议的表决方式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爱国派们就开始怀疑特权等级要阴谋解散三级会议，并解除受第三等级欢迎的财政大臣内克的职务。6月3日，来自图尔的议员马约写道，当时“天上人间的一切势力，即僧侣和贵族，都联合起来，密谋永久保持对平民的奴役和压迫。”6月17日宣布国民议会成立后，没有一个人相信特权等级会就此让步；尽管路易十六最终承认了国民议会，人们仍怀疑这是阴谋者在玩花招争取时间。军队在巴黎周围的出现无疑是人们担心的一个重要缘由。7月10日，来自特鲁瓦的议员贝隆勃尔写道：“大家一致相信，军队的开进是在实施某种暴虐的图谋”，这是“用铁杖统治我们的贵族阶级”策划的一场“穷凶极恶的阴谋”。7月11日内克被解职，使人们对“贵族阴谋”的存在更加坚信不疑了，其实宫廷这一愚蠢的行动并没有经过周密的筹划。[4]

爱国精英的这些宣传无疑曾引导过全国的舆论，对人民大众的心态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然，人民大众之所以能够很快接受“贵族阴谋”的说法，也有其重要的内因根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大众文化那种传统的“阴谋忧虑”。在百姓心目中，“阴谋”无处不在，既然在粮食问题上有层出不穷的阴谋，那么在政治问题上也必然会有人搞阴谋诡计；何况，政界上层那帮坏蛋在搞粮食阴谋、投机牟利方面不是一直很拿手吗？如今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威胁了，他们自然要使开浑身解数，包括使用各种阴谋手段来加以维护。另外，自三级会议开幕以来，人民大众自己对于“贵族阴谋”就有一种模糊的预感。因为，千百年来领主和农民、贵族和市民之间激烈斗争的历史，已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积淀了一种文化无意识，即法兰西阶级斗争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贵族阶级绝不会不经战斗就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也许没有读过什么历史，但他们熟知各种民间传说，也忘不了贵族阶级曾怎样将一次次“扎克雷”或“克洛堪”起义淹没在血泊里。正因为如此，他们深信贵族阶级肯定要对革命进行反扑，尤其对贵族的暗中算计至为关注。巴士底狱里可能已经没有多少囚犯了，可它那阴森森的黑影仍然能勾起圣安托万郊区人们的恐惧和愤怒之情；乡间的那些贵族城堡里可能早就不再有士兵和火炮，剑戟和甲胄可能早就锈蚀尘封，然而只要这些建筑还兀然矗立在地平线上，农民心中的忧虑和仇恨就难以平息，谁知道那里面在发生着什么？那些黑洞洞的大门反正不会意味着仁慈与和平。

而且，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即在第三等级企图通过三级会议来限制王室贵族的专制特权、伸张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时候，法国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饥荒，会有那么多人丧生，会有那么多人行乞、流浪？尤其是——为什么恰恰在此时会出现那么多盗匪？显然，在当时的法国，把这些情况同“贵族阴谋”联系起来并不需要特别丰富的想象力。事实上，革命时代的整个第三等级都坚信，所有这些现象无一不是贵族阶级有预谋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它们体现了一个空前庞大而险恶的反革命阴谋，其基本思路就是企图通过搞垮经济、制造饥荒来把革命人民饿死，而那些四处流窜的匪帮，则无非是为贵族实施反革命阴谋的一支支别动队。

就这样，随着三级会议的召开，法国民间传统的“阴谋忧虑”，通过革命前夕盛行的匪患恐惧，迅速同资产阶级革命精英对“贵族阴谋”的强调结合了起来，形成了革命时代法国特有的那种对反革命阴谋无法摆脱的忧虑。谣言在这种心态的形成过程中无疑起过重要的作用，而这种特殊的忧虑感一经形成，也会反过来成为法国革命特有的谣言现象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