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转换。就翻译方向而言，翻译有以下三种形式：①由外语或非惯用语翻译到母语或惯用语言；②由母语或惯用语言翻译到外语或非惯用语言；③对掌握两种或数种外语的译者来说，可以是由一种外语翻译到另一种外语[1]。但是，长期以来，在翻译研究领域，翻译却被想当然地看作由外语翻译到母语的单向活动，译入到母语经常被视为唯一可行的翻译行为，翻译的方向性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2]。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在讲英语的国家，译出母语的翻译行为并不被视为正常的翻译形式，甚至被一些学者看作违背翻译常规的不道德的行为[3]。在不少语言中，对从母语译入外语的翻译行为的称呼也缺少专门的术语。在英语里，这种翻译行为有时被称作“inverse translation”(逆向翻译),有时被称作“service translation”(服务翻译)，有时则被称作“L2 translation”(二语翻译)。在口译界，很多译员通晓数种语言，业界习惯上将职业译员的母语称为A语言，译员的第一外语称为B语言，第二外语称为C语言。因此，从母语翻译到外语的翻译行为被称为从A语言到B语言的翻译。由于本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笔译，在以后的论述中，我们将从外语翻译到母语的翻译行为称作译入翻译，从母语翻译到外语的翻译行为称作译出翻译。

尽管从现实情况来说译出翻译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从母语到外语的译出翻译行为，不少翻译学者、翻译教师和职业译者却持反对意见。英国翻译学者Newmark从翻译效果的角度出发，认为翻译到译者习惯使用的语言是使翻译自然、准确和达到最大翻译效果的“唯一方式”，因为译入语如果不是译者的母语，翻译时总是会出现词语搭配错误而译者却很难意识到的问题[4]。一部探讨翻译教学的论文集《高校翻译教学》(Teaching Translation in Universities)则在“前言”中明确指出，该书探讨的重点是“译入母语”，因为“以翻译谋生的职业译者都是译入母语”。而收录在该论文集里的第一篇论文的作者则在文中多次声称：译者“应该译入的语言只能是母语”，“译入到母语是职业译者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应该禁止将母语翻译到外语”。其理由是“在现实生活中，译者一般不会从事翻译到外语的翻译活动。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即使他们的外语能力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熟练程度，拥有很大的词汇量，他们的译文在语法和句法方面仍会出错。他们的译出翻译通常需要母语人士的修改”。英国职业译者Geoffrey Samuelsson-Brown则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指出了从母语翻译到外语存在的问题。他说，瑞典语作为他的日常工作语言已经有25年了，他将瑞典语翻译到英语也有25年了。可以说这些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讲瑞典语，有时还连续数周都在瑞典工作。然而如果让他做译出翻译，将英语翻译成瑞典语，他会觉得自己的翻译拿不出去，除非译文纯粹是为了让读者获取信息。[5]

不仅翻译学者、翻译教师和职业译者反对译出翻译，许多使用翻译人员的世界性组织和翻译工作者协会也不提倡将母语翻译到外语的行为。英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一条指导原则是:“首要的一条是永远不要要求译者做译出翻译。”[6]联合国1976年大会也明确提出译者应尽量地译入母语或译入达到相当于母语水平的一门语言。

那么，译出翻译为什么会遭到学者和使用翻译人员的翻译组织的反对呢？这显然是由译出翻译的性质决定的。翻译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目的语的写作形式。人们对外语掌握的程度很难达到对母语掌握的程度。法国翻译学者勒代雷指出，译者一般从外语翻译到母语是由于译者所掌握的母语和外语的语言能力不同所决定的：

用母语表达，优秀译者可以非常自如；相反，他的语言B和与其相应的外国“文化”可以说低于母语水平和他自己的文化，低于讲这一语言的和属于这一文化的本土人。用语言B工作，译者对对象国人民的文明、历史、风俗、文学、烹调和其他情况的了解不可能与本土人相比拟。[7]

英国翻译理论家贝茨(E.Stuart Bates)从很少有人同样精通双语的事实得出译出翻译的不可靠：

要熟悉一种语言，必须长期居住在说这一语言的国家……真正能熟练掌握双语的人是不常见的。谁要说自己是个双语者，都可用这种方法去考考他：叫他想一想，在他所掌握的两种语言中，他是用哪一种语言数数，最能用哪一种语言说出炊具的名称和木工铁匠用具的名称，又用哪一种语言做梦。毫无疑问，大多数人都会发现，他们并没有同时或交替使用两种语言，而是使用一种语言多于另一种语言。因此，一般地说，一个人只可能对一种语言掌握到家，对于所有其他语言，再不陌生，也只是“像住旅馆，到不了家”。如果翻译有什么规则，那就是，译者只能拿母语当作译文语言。[8]

正是由于很少有人能够像掌握母语那样掌握外语，译出翻译作为一种非母语的写作形式很难达到职业翻译的标准，译出翻译行为的可靠性和合理性也就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

译出翻译尽管有其特殊性和难度(译入语不是译者的母语)，难以像从外语翻译到母语那样保证不出语言错误，但问题是翻译客户能否找到足够的、合适的译者来进行译入翻译？尤其是在英语成为世界语言，世界成为地球村的形式下，大多数非英语国家因经济、政治等原因需要将大量的本国材料翻译成英语，这些翻译任务能否全部由母语是英语的译者来承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早在1992年，挪威学者雷德宁就在其博士论文《B语言翻译能够被接受吗？》中指出了由A语言(母语)翻译到B语言(外语)的必要性。他说：

世界上有一些不广泛使用的语言，这一实际问题迫使小语种译者不能只译入母语，而且要译成第二语言。译者必须用掌握不如母语的外语重新表达原作品的意义和形式效果。挪威译者便处于这种情况。挪威语是典型的小语种，只有四百万人讲这种语言。除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懂挪威语，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足够的语言水平将挪威文撰写的文章译成他们的母语。此任务只能落在母语是挪威语的人身上。也正因如此，他们便“触犯”了只能往母语A翻译的普遍原则。在实际生活中，这种触犯是不可避免的，否则等于什么都不译。对于渴望与外界交流的国家和个人来说，这种选择也是必然的。[9]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芬兰、法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在芬兰，不论是从国家文化身份还是从经济生存的角度来看，将芬兰语这样的非通用语种翻译成英语这样的通用语种都是极其重要的。然而，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数量远远不能满足芬兰大量译出翻译工作的需要[10]。

在法国，越来越多的文本尤其是科学、技术、医学文本都需要译成英语，未来的专业译者如果不能做译出翻译将很难生存。而且，许多客户通常都不了解译出翻译的困难，或者有时在翻译任务很急的情况下，一时也难以找到母语是英语的译者。尽管从母语翻译到外语因译文的语言质量或者意识形态的缘故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国家由于有意或无意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反对将母语翻译为外语[11])，但是在译出翻译成为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的情况下，培养译出翻译人才不仅能缓解社会对外译人才的需要，还能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地保障译出翻译的质量。“认为译出翻译违反常规的做法只能导致敬业的职业译者不去做译出翻译，这样的后果是如果需要译出翻译的话，承担翻译任务的都是那些没有译出能力、没有接受正规翻译培训的人去做。”[12]

在移民程度很高的澳大利亚，英语是母语的译者极度缺乏，由非母语人士进行译出翻译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英语是澳大利亚的官方语言和商业用语，没有哪个译者能够抵抗将其他语言翻译到英语的事实。在澳大利亚的《全国口笔译工作者权威认证指南》中，在那些获得双向(从外语翻译到母语和从母语翻译到外语)翻译资格的译者名单中，几乎没有英国本土人士的名字[13]。

中国在近三十年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稳步上升，更是急需大量的译出翻译人才将中国介绍给世界。2007年在北京召开了“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这次论坛得到了中国上层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的需要，大量的汉语材料需要译为英语。但是根据国内外从事汉英翻译人员的实际情形来看，要求母语是英语的译者来做汉英翻译是不现实的。他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能依靠中国自己的翻译来挑起中译外的重担；主要由中国翻译工作者承担从事中译外的翻译工作几乎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唯一选择’”[14]。

刘和平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口译的经验，指出在中国的翻译市场上译员不仅需要将外语译成中文，而且还不得不将中文译成外语。她说：

汉语目前在国际上还属于非国际通用语言。近些年,掌握汉语的外国人虽然与日俱增,但短时间内恐怕还不能满足中外各领域交往的需要,更不能满足向世界推广中国文明和文化的需要。将汉语翻译成不同国家语言的重任自然主要落在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身上。因为,在目前的中国翻译市场上,还不可能随时或同时找到合适的中国和外国译员,尤其是交传,用人单位还很少同时请两位译员工作,中外互译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15]。

可以说，从母语翻译到外语的译出翻译由非母语人士来承担目前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需的问题，尤其是在英语已成为一种国际语言，世界成为地球村的情形下更是如此。Allison Beeby Lonsadale指出：

进入20世纪后，英语逐渐成为国际性语言，随着英语在全球的迅速普及，许多非英语地区人士的英语水平达到相当好的程度。同时，各国又有被外界特别是英语世界了解的要求，在英语本土译者不足的情况下，非英语国家的对外翻译现象的存在也就顺理成章了。对外翻译在个别地区比较普遍，尤其在芬兰等少数国家，从事这种“对外翻译”的翻译家甚至占大多数。[16]

其实，对外翻译(译出翻译)不仅仅在“个别地区比较普遍”，在很多非英语国家实际上也很常见。法国翻译家吉尔指出，虽然西方有不少译者和学者从语言纯洁性或保证译文质量等角度反对从母语翻译到外语，但由于不少国家的翻译市场上缺乏理想语言组合的译者，对从母语译入外语的译出翻译有很大的需求。在中国、日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需要将材料翻译成英文、法文以及其他语言的需求量都很大，致使母语为英语、法语和其他语言的译者的工作量都达到了饱和状态。而且，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依靠母语为汉语、日语、保加利亚语、捷克语、俄语等的本地译者是目前解决这一局面唯一可行的方案[17]。

正是由于很多国家对母语译成外语有很大的需求，译出翻译虽然遭到不少学者和使用翻译服务的组织的反对和质疑，在世界各地培训非文学职业翻译的很多学院都开设有译出翻译的课程。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翻译学院所开设的汉英翻译课教学对象几乎全部是中国学生。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Campbell指出了在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国家培养译出翻译人才的迫切性：“在欧洲,各民族语言处于平等地位，但在澳洲英语是绝对的官方语言和商业用语。所以，没有译者能够抵抗从事翻译到英语的翻译行为。以越南语为例，在大学里几乎没有相关的课程开设，绝大多数学生对越南语也不感兴趣，更没有人打算成为越南语专家。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只能来自越南裔移民内部。”[18]也正是在面对这些移民学生进行翻译教学时，Campbell发现译出翻译研究这一领域几乎是空白的。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些高校就一直致力于汉译外翻译人才的培养。早在20世纪60年代，汉译英课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和外交学院就已单独开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不少大学的外语院系都开设了英汉、汉英翻译课程。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不少高校对汉译英课程的重视远远不够，有不少大学开设的笔译课只讲授英译汉，还有不少高校的笔译课名称虽然是汉英双向互译或各种类型的专门翻译如应用文翻译、文学翻译,但是课堂教学的侧重点仍为英译汉。这可以从中国第一部翻译教学论文集《论翻译教学》(刘宗和主编，2001)中收集的论文得到证明。该论文集收集的教学论文来自两个渠道：一是从1996年全国首届翻译教学研讨会上选取的与翻译教学直接有关的论文；一是从1994年至1998年国内主要外语类学术期刊上精选的翻译教学研究方面的优秀论文，共52篇。然而与汉英翻译教学相关的论文却只有4篇，仅占全部论文总数的7.7%。这反映了中国翻译界迄今为止专门针对汉译英翻译教学的研究成果很少，只是近些年来才有个别学者如杨晓荣(2002)开始关注译出翻译的研究。

正是出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对汉译英翻译人才的需要以及高端汉译英人才在目前中国翻译市场上的奇缺，本课题致力于汉译英翻译能力研究，探讨汉译英翻译能力的构成，构建汉译英能力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学习者汉译英能力发展的阶段和特点，针对学习者汉译英能力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研究汉译英翻译教学中有效发展学习者汉译英能力的途径。这一研究不仅能够弥补中国在译出研究领域中的不足，为汉译英翻译教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而且通过构建汉译英翻译能力模式及探讨汉译英能力发展的阶段和特点，对高校富有成效地培养学习者的译出能力、为社会和市场输送更多的专业汉译英翻译人才方面具有实践意义。

[1] 马士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第166页。

[2] Campbell,Stuart: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London,Longman,1998.

Pokorn,Nike K.: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 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5.

[3] Schjoldager,Anne:“Are L2 Learners More Prone to Err When They Translate?” In Kirstern Malmkj??r(ed.),Translation in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mes,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4：133.

[4] 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Oxford,Pergamon,1981：89.

[5] Sewell,Penelope and Ian Higgins(eds.):Teaching Translation in Universities, London,the Association for French Language Studies,1996：16,20,21,24.

[6] McAlester,Gerard:“Teaching Translation Into a Foreign Language-status,Scope and Aims”，In Cay Dollerup and Anne Loddegaard(eds.),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Training,Talent and Experience,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2：291.

[7] 〔法〕勒代雷:《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刘和平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第126～127页。

[8]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31～232页。

[9] 〔法〕勒代雷:《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刘和平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第129～130页。

[10] McAlester,Gerard:“Teaching Translation Into a Foreign Language-Status,Scope and Aims”，In Cay Dollerup and Anne Loddegaard(eds.),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Training,Talent and Experience,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2:292.

[11] Harvey,Malcolm:“A Translation Course for French-speaking Students”,In Penelope Sewell and Ian Higgins(eds.),Teaching Translation in Universities, London,the Association for French Language Studies,1996:59.

[12] Harvey,Malcolm:“A Translation Course for French-speaking Students”,In Penelope Sewell and Ian Higgins(eds.),Teaching Translation in Universities, London,the Association for French Language Studies,1996：297.

[13] Campbell,Stuart: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 London,Longman,1998：28,54-57.

[14] 蔡武：《“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翻译协会(编)，《中国翻译年鉴》，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第109页。

[15] 刘和平:《中译外:悖论、现实与对策》，《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年第10期，第61页。

[16] 马士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第169页。

[17] 〔法〕吉尔：《笔译训练指南》,刘和平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第102～103页。

[18] Campbell,Stuart: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 London,Longman,199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