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空探索承载着人类的诸多希望与梦想，也承载着人类社会的诸多深层冲突与价值矛盾。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外层空间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场域。揭示外空探索（宇宙探索）的伦理本质、伦理问题、伦理规范，对于规范外层空间实践，建构更为合理的国际关系，建设和谐世界，意义重大。

（一）外空探索的伦理特质

根据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简称《外层空间条约》或《外空条约》）等相关资料，外层空间，也称宇宙空间，指地球大气层以外的空间，包括月球及其他天体。这样，地球之外的空间可以称为宇宙，外层空间探索（外空探索）也可以称为宇宙探索。虽然，基于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外空探索是一种当代现象，但在更早的时期，人们就以想象、神话、思辨等形式对宇宙、外层空间进行了特定形式的思考和探索。如果说，人类历史可以相对宏观的划分为神话时代、哲学时代、科学时代，那么，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人类对外空的探索主要有三个阶段或者说三种形式：猜测与想象性探索、哲学与思辨性探索、科学与实践性探索。想象性探索对应于人类的神话时代，以远古时期的传说、神话为重要形式；思辨性探索对应于人类的哲学时代，以古希腊时的地心说、日心说及近代哲学家康德等的星云假说为重要代表；实践性探索对应于人类的科学时代，以近代以来的科学革命、科技进步为基础，以当代空间技术的产生与应用为代表。反思人类宇宙探索的流变与转换，可以发现，伦理性贯穿于人类宇宙探索的始终，宇宙观、宇宙探索具有重要的伦理功能、伦理意蕴，伦理性是外空探索的重要特点。

先民时代，是人类的神话时代。早期人类创造并流传下来的各类创世神话与传说中，包含着人类对宇宙、外空的特殊形式探索。虽然，这种探索更多是一种猜测和想象，具有诸多非科学因素，但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关于世界起源、宇宙本性等诸多问题的一种猜测性回答，更在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人们的诸多社会规范设定、提供了一种不可怀疑的终极合理性依据，成为社会规范、道德原则的终极来源。在反思的意义上，可以说，在物我不分的先民时代、神话时代，人们对宇宙的思考与对社会的思考具有同一性，人们对宇宙的思考服务于对社会关系、社会伦理的思考。伦理性是人类早期宇宙探索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古希腊到近代，是人类的哲学时代。在这个阶段，存在日心说与地心说两种宇宙观，而这两种宇宙观又分别对应于两种社会伦理观。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提出，后经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发展而逐渐建立的地心说，与以自我为中心的相对静止的等级观、伦理观相对应，并成为中世纪宗教伦理观的本体论支撑。由希腊学者赫拉克利特和阿里斯塔克等首先提出，1543年由哥白尼再次提出的日心说，作为一种强调运动、多中心的本体论，与强调多元、平等的伦理观、社会秩序观内在相通。也就是说，世界观与社会观，宇宙观与伦理观从未分离，不同的宇宙观往往对应着不同的道德观、伦理观、社会秩序观。

比如，赫拉克利特的日心说，就与强调多元与平等的世界伦理内在相通。“赫拉克利特是一个泛神论者——他认为神遍布于宇宙的所有事物中。”[1]这种泛神论，实质性地导向一种人人平等的世界主义思想。赫拉克利特“确信的如下观点，对于所有思想的人们存在着一个可以达到的共同的宇宙，所有人都分享了神的普遍理性或普遍规律。在以后的世纪中，这个观念为斯多噶学派世界主义的思想——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世界公民，因为他们都分有了一，分有了神的理性——提供了基础”，“这个概念为自然法的经典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自然法从赫拉克利特传到斯多噶学派，再传到中世纪的神学家们那里，最终推动了美国革命，期间经历了一系列的修改”。[2]

再比如，康德的星云假说，就与强调进步的社会观，强调自由、理性的伦理观内在统一。1755年，康德在拉普拉斯之前率先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康德的星云假说，以牛顿的万有引力原理为基础，用基本粒子、微粒的聚集与相斥解释太阳系、宇宙的起源，是近代宇宙探索的重要成果。恩格斯对康德的星云假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3]，康德在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4]，“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5]。恩格斯之所以高度评价康德的宇宙观，是因为这种宇宙观导向一种新的世界观、社会观，导向一种以生成、运动、变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秩序、社会道德。众所周知，康德是以强调自由、平等为特点的近代理性主义伦理观的重要代表，而康德社会伦理观的根本本体论基础正是其星云假说中内含的宇宙观。在康德那里，“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相互统一，道德观与宇宙观相互印证。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包括人类对外层空间、宇宙的探索逐步进入科学时代。科学时代的外层探索，仍表现出强烈的伦理性、社会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当代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遥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众多先进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人类在外层空间探索上取得了实质性进步，外空探索真正进入科学时代。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空间技术及空间探索成果在相当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是具有不同社会价值观的国家与发展主体相互竞争的产物，并在相当程度上服务于基于不同形态的社会价值观的政治与军事竞争。另一方面，基于不同形态宇宙观的不同价值观相互之间的竞争日益复杂，人们日益自觉地把外空探索的最新成果作为论证、确认自身伦理观的重要本体论依据，日益自觉地把自身的伦理观奠基于科学宇宙观之上。同时，外空与宇宙探索的无限性、现实答案的不统一性、未来成果的不确定性，又从本体论上决定人们之间伦理观的相互冲突与难以统一，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无法形成统一的宇宙观深层相关。

（二）外空探索的伦理效应

并不存在孤立、纯自然、纯客观的宇宙探索，同时，也并不存在孤立、单纯、纯主观的伦理探索。总体上，宇宙观与伦理观相互统一、相互印证，是一种双向建构、双向证明、双向推动的关系。一方面，有何种宇宙观往往就具有何种伦理观。赫拉克利特的日心说、泛神论在本体论层面决定了以其平等、世界主义导向的伦理观；康德以微观粒子为要素的星云假说宇宙观，是其理性主义伦理观的本体论基础；对太阳系及更广大宇宙的不断发现，则对当代世界伦理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有何种伦理观，也往往会选择、具有何种宇宙观。人们已有的伦理观，往往成为人们选择何种宇宙观的重要前理解。在古希腊即产生的日心说，长期不被人们普遍接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受已有的强调静止、等级、自我中心等的社会伦理观的制约。在宇宙观与伦理观的双向建构中，外层空间探索具有的重要伦理效应、伦理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生成与发展效应。人与自然的本体统一性，决定了宇宙观与伦理观的本体性统一；地球对宇宙的从属性，自然相对于人的本体先在性，决定了宇宙观对伦理观的本体决定作用。宇宙观的变化会引发、导致人们伦理观的转换，外空探索的新进展、新成果，对人们形成新的社会观、伦理观，具有重要影响。从赫拉克利特到哥白尼，到康德，再到现代宇宙探索，不同形态外空探索的诸多重大成果对人们社会观、伦理观的转换与更新起到了巨大作用。哥白尼的日心说，康德的星云假说，对人们重新考虑社会关系，超越传统的自我中心、等级制的伦理观，具有基础意义。当代空间技术对更宏大宇宙的不断发现与进入，则对人们进一步超越自我中心主义、地域中心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具有重要影响，对世界伦理、全球伦理、宇宙伦理的形成与转换具有基础作用。可以说，空间探索、外空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生活伦理、国家伦理。可以预期，未来发展中，宇宙探索的新成果，将继续推动人们的秩序观、社会观、伦理观的变迁与转换。

第二，论证与批判功能。宇宙观为人们考查、反省、批判自身及他人的社会观、伦理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本体论、超越论视角。宇宙观是社会观、伦理观合理性的重要基础或拱顶石，人们往往把宇宙观作为检验某种社会伦理观合理性的标准。宇宙观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宇宙观，往往基于客观、科学的观察、计算、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客观性、不可怀疑性。这样，在现代社会竞争与社会变革中，当人们希望批判、推翻一种社会建制、社会理论、社会伦理时，把新的宇宙观作为基础与标准，就成为一种很自然且理由充分的选择与策略。而希望维护某种社会秩序、社会伦理的主体，也往往会有选择地吸收宇宙探索的新成果来充实、证实与自身社会伦理观相统一的宇宙观，或者对宇宙探索的新成果做出有利于维护自身伦理观的解释。同时，在空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考查具体发展主体的外空探索行为，也是检验、验证其社会观、伦理观真实状态的重要场域。把外空探索用于本国的利益，还是用于人类的长久利益，是用于和平还是战争，是检验具体民族国家、发展主体的伦理观真实状态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一个国家在名义上宣称自身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而在实际上却把外空探索用于军备竞赛，那么，人们就很难相信这个发展主体是真正倡导世界和平。外空探索将日益成为检验民族—国家等发展主体的国际责任能力、国际道德水平的重要领域。

第三，约束与规范作用。外层空间探索本身的复杂性及其不恰当发展对全人类生存与利益的可能危害，生存论地、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制订、接受对外空探索进行约束的伦理规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条件下，联合国之所以能够通过《外层空间条约》，制订“共同利益的原则”、“自由探索和利用原则”、“不得据为己有原则”、“限制军事化原则”、“援救航天员的原则”、“国家责任原则”、“对空间物体的管辖权和控制权原则”、“外空物体登记原则”、“保护空间环境原则”、“国际合作原则”这些从事航天活动、外空探索所应遵守的10项基本原则，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当代外空探索的重要特征是，一方面，不同发展主体希望自身能够掌握甚至独占最先进、最强大的空间技术、空间实力；另一方面，宇宙的无限性与主体现实能力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发展主体之间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利益也只能选择约束自身、相互合作。也就是说，当代外空探索与全球交往的现实状况，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客观上约束、制约、规范着人们的实践行为与伦理观念，生存论地、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具有全球责任意识、世界责任意识。

具体而言，外空探索从三个方面辩证催生世界伦理与全球伦理。其一，外空探索的成就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共同利益，这种利益的共同性是形成全球责任意识、世界伦理理念的重要“正向利诱”。其二，现实的外空探索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商业化、军事化，任这种趋势发展，将威胁所有发展主体、民族国家的发展甚至生存，这种威胁的共同性是世界伦理、全球伦理产生的“反向威胁”。其三，外空探索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诸多国家、发展主体的共同参与，不同发展主体之间在外空探索领域已经进行的合作，对人们探索、形成合理的世界伦理制度与世界伦理观念，构成了重要的“实践推动”。

也就是说，不管是从理念、制度还是行为层面看，外空探索都具有重要的伦理功能、伦理效应。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伦理观的进步离不开宇宙观的转换；没有合理的宇宙观，也就没有世界和平、和谐世界；外空探索的推动对提升、转换、规范国家伦理、民族伦理的形式和内容，对推动全球伦理的形态转换与内容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宇宙观与伦理观的非对称性、非线性相关性、相对独立性；充分认识社会领域、社会秩序的相对独立性、特殊性，社会秩序、社会伦理关系本身的文化性、多样性。不能把宇宙秩序、自然规律的唯一性作为社会秩序、社会伦理关系唯一性的理由，否则就会走向类似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泛自然主义的社会观、伦理观。

（三）外空探索的伦理困境

在古莱、可思波、杜威等发展伦理学家看来，人类的发展实践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也存在诸多伦理困境、伦理悖论。比如，发展目的与发展手段的矛盾，一方面，人们日益认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自身；另一方面，人们又往往采取诸多有违人性的发展手段，使发展成为“反发展”。比如，全球责任与自身利益的矛盾，一方面，全球化日益要求人们具有全球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人们又现实性的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发展方式、发展理念，导致诸多国际冲突甚至战争。“发展伦理学批判地探讨互有竞争的发展目标、达到这些目标的不同战略以及对于追求所想望的社会变革而付出代价的评估标准。”[6]外空探索是人类发展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发展伦理学视野中，目前的外空探索取得了诸多成果，也存在诸多伦理问题、伦理困境。正视这些问题，有利于探索更为合理的外空伦理，建构更为规范、可持续的外空实践。具体而言，目前外空探索的伦理问题、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外空探索的观念、制度、行为。其一，从观念看，人们对外空探索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对为什么要进行外空探索，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外空探索，什么是合理的外空探索行为等，并不存在统一的意见。或主张人类利益至上，或主张国家利益至上；或强调科学研究本身就是最高目的，或强调外空探索对探索人类起源解决人类资源问题的重要性；或主张外空探索服务于军事的必然性，或主张商业开发的重要性；或主张可以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外探索，或主张应该有选择的运用对环境无污染的手段进行外空探索。其二，从制度看，一方面，确实存在诸多国家参与制订和签署的《外空条约》等规范外空探索的国际性条约；另一方面，又并不存在可以对外空探索进行刚性制约的体制与制度。一方面，当遭遇自己无法或无力解决的外空探索矛盾时，人们希望以国际法为准则处理外空探索中的冲突与问题；另一方面，一旦问题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发展，人们又往往现实性选择以国内法作为自己的根本行为准则。其三，从行为看，一方面，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外空探索客观上要求人们进行合作，不同发展主体也确实进行了诸多合作；另一方面，在外空探索领域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全球合作，目前的外空探索行为充满了竞争、矛盾、冲突，不同发展主体在这个领域不断进行着重复性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外空探索的广度、深度、进度。

第二，关于外空探索的主体、手段、目的。其一，从主体看，对宇宙探索、外空探索而言，一个非常根本而要紧的问题是，谁是外空探索的主体？谁能够代表人类进行外空探索？从现代外空探索的实践看，技术先进的主体往往自然、“强制性”的成为人类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是否具有合法性？为什么技术先进者就应该成为人类的代表？为什么由这些先发主体制订的外空探索规则应该成为所有发展主体都需要遵守的普适性规则？其二，从手段看，一方面，人们需要和平利用外空资源；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太空探索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军事化色彩，现代太空技术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一方面，人们希望以相对生态的方式探索与利用外空资源；另一方面，外空探索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对地球环境及外空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与污染。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关于什么是外空探索合理手段的争论将不断产生，比如，对能否利用核能进行外空实验与外空探索，将日益成为外空探索领域的一个重大难点。其三，从目的看，一方面，人们对外空探索寄予了诸多梦想与希望，希望超越世俗功利目的进行外空探索；另一方面，对具体发展主体而言，人们往往现实性地把外空探索作为培育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提高自身军事实力、增加国际竞争政治筹码的重要手段。

第三，关于外空探索的价值基点、精神支撑。不仅有关外空探索的观念、制度、行为等存在诸多矛盾，人们关于外空探索的价值基点也存在诸多困境。其一，人类性与民族性、全球伦理与国家伦理的矛盾。一方面，人们日益认同外空探索是全人类的事业；另一方面，不同民族国家在外空探索中的竞争又日趋激烈，外层空间日益成为民族国家间角力和竞争的重要场域。可以预计，对外层空间的争夺将日益成为重要的世界性、人类性事件。能否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将深刻决定外空探索的方向与效果。其二，利益性与意义性、功利性与超越性的矛盾。一方面，人们把外空与宇宙探索作为解答人类起源、追问世界意义等问题的途径，表现出非功利性；另一方面，现实中人们又往往把外空与宇宙探索作为解答现实与未来能源、生态等问题的手段，甚至作为商业谋利的领域与工具，希望通过垄断空间技术获得超额利益、绝对实力，表现出浓烈的功利性。能否协调功利性与超越性、经济伦理与目的伦理的关系，已经成为外空探索中的一个重大难题。其三，建设性与破坏性、生存伦理与发展伦理的矛盾。一方面，外空探索的成果对解决发展空间、发展动力等方面的发展问题的具体而重要作用，在整体上有利于发展；另一方面，外空探索成果的军事化，又对社会发展甚至人类的整体生存日益构成严重威胁。科学技术包括空间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有利于人类发展、人类团结的同时，也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破坏人类团结。

也就是说，人类的外空探索成就巨大，也问题突出、隐患深刻。并不存在简单、单纯的外空探索，外空探索全方位地反映着人类社会的历史矛盾与现实冲突。外空探索是一个高度复杂化、情境化的问题，没有合理的制度约束、发展伦理约束，外空探索并不会自动增进人类团结、增加人类福祉，并可能成为一种“反发展”、破坏性实践。需要在充分把握人类实践、世界关系，外空探索的历史性、复杂性的基础上，具体历史地理解、探索合理规范外空探索的伦理原则、伦理制度。

（四）外空探索的伦理约束

在列斐弗尔、哈维等看来，现代性社会作为发展社会、生产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空间生产及资本逻辑对空间生产的宰制；现代性条件下，空间生产具有深刻的政治性、资本性。“和空间一样，自然也已经被政治化了，因为它被纳入了各种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战略中。”[7]虽然，在列斐弗尔、哈维那里，其所使用的“空间”范畴在“所指”的意义上主要指全球地理与城市，“空间生产”主要指全球化与城市化。但在“能指”的意义上，空间包括外层空间，空间生产也包括人们对外层空间的实践性探索。在“能指”与方法论意义上，列斐弗尔、哈维等对现代空间生产的政治性、资本性的揭示，是对包括外空探索在内的当代空间生产的问题性——缺少伦理性、伦理向度——的一种辩证揭示。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外空探索确实具有深刻的政治性与资本性，政治逻辑、资本逻辑是左右当代外空探索的重要力量。在《世界伦理》的作者杜威看来，“越多的人致力于全球伦理事务，我们越有可能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8]。思考对外空探索、宇宙探索进行伦理制约的基础条件与可能路径，对具体历史地建构更加合理、公平、可持续的外空探索实践格局，具有基础意义。对外空探索进行伦理制约、伦理规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外空探索为背景，推动伦理范式的深层转换，确立更为合理的伦理观、伦理研究视阈。传统伦理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人为中心，在传统伦理视阈中，所谓伦理，其根本内容是具有合理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多重关系。现代生态伦理对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伦理观进行了挑战，在生态伦理视阈中，所谓伦理，也就是合理的人与生态的关系。外空探索语境下，不仅以人为中心的传统伦理观再次受到挑战，甚至以地球为视阈的生态伦理观也受到了深层挑战。众所周知，生态伦理的一个基础视阈是地球，基本特点是希望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为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争取伦理权利。而人类进行外空探索的过程却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球中心论，甚至太阳中心论，走向更宏大宇宙观、世界观的过程。这种语境下，如果仍然以人类为中心、以地球为中心进行伦理思考，是否依然合理？

外空探索语境下，伦理在根本上也就是一种与人相关的应然、可持续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地球生态的关系，还包括人与外层空间、更宏大宇宙的关系。也就是说，外空探索语境下，伦理观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通过对宏大宇宙的确认，不断具体地超越狭隘的个体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地球中心主义等自我中心论。具有外空视野、宇宙视野的新型伦理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探索宇宙中树立对宇宙的敬畏，并通过对宇宙的敬畏，反身性地确立对自我中心的深层自觉超越，及对自身合理主体地位的理性确认。 “超越自我中心”与“合理自我主体地位”的辩证统一，是外空探索的重要伦理原则。推动伦理范式本身的自觉转换，是规范外空探索的一个必须前提。

第二，深层推动外空探索的发展伦理研究，具体建构关于外空探索的发展伦理学、宇宙伦理学。深化对外空探索的伦理研究，建构有关外空探索的伦理体系、伦理规范，既是人类外空探索不断走向自觉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评价、规范人们外空探索行为的重要依据和标准。具体而言，需要从三个方面对外空探索进行发展伦理研究、发展伦理规范。其一，反思、确认外空探索的伦理目的。既要逐渐超越单纯的经济论、功利论、人类中心论，也要超越单纯的意义论、规律论、无目的论、非人类中心论，以逐步树立一种综合论的外空探索目的论，综合统筹外空探索中的人与人、人与地球生态、人与宇宙生态的关系。其二，反思、确认外空探索的伦理手段。对外空探索的手段进行伦理反思，倡导用更为伦理化，更有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和谐相处的手段进行外空探索。尤其需要在发展空间技术、相信科技力量的同时，深层树立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充分认识科技力量的两面性、有限性、破坏性，规范对科技力量的使用。其三，正确处理外空伦理、宇宙伦理与民族伦理、国家伦理的张力。在目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实世界格局下，外空伦理、宇宙伦理必然遭遇民族伦理、国家伦理的深层抵抗。这种情况下，既需要看到民族伦理、国家伦理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合理性，也需要看到民族伦理、国家伦理的不恰当扩张的可能问题；既不能超越时代走向对民族、国家利益的取消，也不能忽视外空探索的客观要求，走向对宇宙伦理的片面否定。能否历史性的统筹、处理好民族伦理、国家伦理与宇宙伦理的关系，将深层决定人类外空探索能否可持续。

第三，深刻把握外空探索与宇宙伦理的历史性、复杂性，努力提升自身的外空实力，具体推动外空探索伦理制度、实力格局的逐步合理化。我们强调伦理规范对外空探索合理化、可持续的基础作用，并倡导建立统筹人与人、人与地球生态、人与外空生态的新型伦理，并不意味着我们漠视当前世界格局的政治性、利益化、竞争化、国家化等现实特征，倡导抽象的宇宙伦理观、片面的伦理至上论。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深刻批判过杜林忽视人间问题、社会矛盾而倡导适用于一切天体的永恒道德原则的空泛、抽象伦理研究方法。[9]在外空探索伦理研究、宇宙伦理研究中，也应该避免这种非现实化倾向。也就是说，在进行外空探索相关伦理问题的研究中，既要具有外空视野、宇宙视野，更要有现实眼光、现实关怀。在目前由主要发达国家主导外空探索的现实格局下，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自身的外空探索能力、外空综合实力，是推动世界外空探索实力格局不断合理化的重要实践路径。对我国而言，在目前的外空探索实力格局下，在集中优势力量加快提升我国的外空探索综合实力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际外空研究合作，积极参与外空规则的制订与修订，不仅有利于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树立民族自豪感，也有利于深层推动国际外空实力格局的合理化。

总之，规范外空探索对构建和谐世界意义重大，没有符合伦理规范的外空探索，也就没有全面、可持续的国际关系。面对不断产生的外空探索问题，需要对外空探索进行自觉的伦理制约、伦理规范。多极发展主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空探索实力与参与能力的不断增强，将对推动外空探索的进一步合理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美]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等：《西方哲学史》，丁三东等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页。

[2] [美]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等：《西方哲学史》，丁三东等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4] 同上书，第266页。

[5] 同上书，第270页。

[6]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7] [法]亨利·列斐弗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8] Nigel Dower，World ethic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p.ⅩⅢ.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