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是在10月1日离开武汉的。
几天前,他曾最后一次到昭舫家来,向昭舫全家告辞,说他将离开武汉了,三厅的意思是要他南下去长沙或桂林。
想到就要分手,昭舫很是难过。他把父亲给将去重庆的地址抄给了星海,勉强打起笑容说:“我爸爸已经决定把店关掉,到重庆去。等你也到了重庆,一定还要来我家,把嫂夫人一起带来。我们好好欢聚一下。”星海点头说:“那当然。不过,我这次不是去南方,我对你说过,我有我心中向往的地方。”他把眼睛停留在昭舫的写字台上,那上面正放着他最近的新作《到敌人后方去》。
“说心里话,我不喜欢几个月来这样停留在城市里宣传的方式,它与我们原先从上海到武汉的前进式宣传方式差异很大。虽说宣传活动规模盛大,歌咏活动也越来越壮大。但是实际上官办化了,形式化了,失去了民间的土壤,也就失去了群众歌咏的真正活力。我的灵感也因此越来越少了。”
昭舫想起,他和毓章、王杰臣等人近来也有很强的同感,随着活动的自主性的越来越少,限制却越来越多,他们的大量时间精力不得不花在与党政军部门周旋、平衡、接受审查以取得合法化上。而成立最初的**与效果的确越来越少了。
星海问:“你们团打算怎样?”
昭舫摇了摇头说:“我们团可能要解散了。我听汪云说,‘三八女子歌咏队’不少人可能到鄂北去活动。”他从楚妮哪儿也听说过,大概是董必武先生建议的。他继续说:“王杰臣却想把歌咏团先撤到宜昌,再看形势而定。你知道吗,我和王杰臣、李毓章还在参加市党部组织的集训,每天都得承受逼我们接受‘招安’的压力。武汉卫戍司令部政治部上月就宣布强令解散了‘青年救国会’和‘蚁社’!我看,要不了多久,救亡活动又会被禁止的。”
星海说:“是啊!你知道,三厅以上海的救亡演剧队为骨干,把各地聚集到武汉的救亡剧团一起打散,重新组成了九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救宣传队,再加上孩子剧团和电影放映队,也组织了受训,然后将有计划地奔赴各地。我认为这样并不好。结果不出我所料,原来老演剧队的干部被分散安排后,就受到那些队的排挤。连我也不例外。此外那套‘音专派’、‘业余派’的说法又抬头了,有的队甚至不愿唱我的歌及抗战初的救亡歌曲了。昭舫,这让我很难受。”
昭舫说:“这些我都知道。说真的,我也有些灰心了。”
星海的笑容在脸上绽开,说:“我向往的充满创作生机、全身心投入抗日活动的地方。我就要去了!”
无需再加说明,他们都心领神会,两人脸上泛出憧憬的笑容。
星海给了昭舫一张他穿长袍的全身照片,背面有钢笔写的留念和签名。
昭舫则给了他一张大学时的照片,哽咽着说:“星海,记住我!给我写信。我可能会去找你的。若没有机会,胜利后一定和我联系。”星海说:“昭舫,你是我来武汉所交的最贴心的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胜利后,我一定回来,找你。”
他们还处在生命力最旺盛的年龄,毫不怀疑中国会胜利,并相信将会有很充裕的时光等待他们去大显身手。但他们哪里能预料到呢,这竟是他们的永别!
星海走了。武汉的撤退已在大规模进行。10月初,武汉三百多艘轮船陆续撤往长江上游。
由于实力的悬殊,国军节节败退,分5路进攻的日军已初步对武汉形成了东南北三面包围之势。武汉东面已因田家镇的失守而大门洞开;北面因鄂豫边界重镇信阳失守、平汉线截断、武胜关平靖关动摇;南面日军已占领黄石和葛店。
武汉会战伤亡日军约12万人,击落日寇飞机100余架,击沉日舰艇40余艘,击伤达600余艘,中国最高军事当局认为已极大挫伤日寇的锐气,达到了大部分战略目的。武汉已守不住,当局决定进行战略改变,放弃武汉,保全主力军队的完整,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持久战继续和日寇抗争。
“大智旅馆”终于遣散了房客,彻底关门,老戴租了卡车把能运走的东西全部搬往法租界的一个仓库!
“祁万顺”也彻底关门,祁家全部回了黄陂乡下躲避。
10月12日,日军攻占麻城的消息传来。
那天,阴冷的空气提前笼罩着武汉。昭舫带队员悄悄先将家里的行李送走。广诚带着静娴,昭瑛抱着秋平,如当年偷送共产党般、不声不响分批出门,在江边会合,登上了一艘去宜昌的客轮。
昭舫送走父母亲后,总算松了一口气,便回市党部集训。刚进大门就被滕培英叫住了,在他那已是一片狼藉的宣传部办公室坐下。
滕培英笑道:“‘通成’的莲子汤今天怎么没有卖了?我可是自从到了市党部就每天去你们家就餐哟!”昭舫一边在心里猜着他想说些什么,一边笑着说:“暂时喝点伏汁酒吧,胜利后我再请你,可以吧?”
滕培英“嘿嘿”地干笑了两声,说:“眼看就要撤出武汉了,市党部也即将合并到省党部。可‘业余歌咏团’是我们市抗日宣传的一面旗帜啊,应该把它继续举下去!你说对吧?但是一支业余队伍是很难坚持下去的,经费就是大问题。我想重复一年前对你说过的话,省党部希望把你们团纳入编制下,给你们发补助薪饷,还由你们自己管理,不派驻代表,你们现有的宣传内容都可以保留。但是要求服从统一的活动安排。可以吗?”
昭舫笑道:“我要先感谢你的特别关照了。”滕培英说:“客气什么?我们是同学嘛!这是省党部的意思。我不过……”昭舫没有等他表功,说道:“我们那个团,本来就没有什么约束,帮忙撑门面的上海文化人已经都走光了,本地团员大部分是拖家带口的,多数不会撤离。就是不垮,也剩不了几个人了。”
滕培英说:“不、不、不,老弟怎么这么没信心呢?只要有我们武大的几个老同学在,有你、李毓章、魏公博,就有了歌咏队,就够了。”昭舫不想和他纠缠,虚晃一枪说:“我一个人能作什么决定呢?我得先向他们转告,听听他们的意见,好吧?”
其实歌咏团董事会早就开过一次会,决定不接受市党部的招安,就在下次活动时进行宣布解散。虽然他们心里谁都不愿舍弃这支充满抗日**的队伍。
在参加庆祝“万家岭大捷”的宣传时,薛培莜代表董事会向大家宣布了解散的决定。女孩们当场就哭了。接着像炸了锅一样。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学离汉北上的“三八歌咏队”一样,集体西迁,随军撤到宜昌,不愿留下当亡国奴。
董事会只好进行了紧急讨论,决定接受大家的意见,自愿留队的在16日集合离汉。因王杰臣和昭舫、毓章均还在市党部参加集训,不能和大家一起走。暂由薛培莜带队。当下自动报名的竟有三十多人。因周年庆祝会冯玉祥等人的捐款,团里还剩有近三百元的经费,也全部交给薛培莜暂时保管。
昭舫在安排完团里的事后,跑到电信局往楚妮家打电话。电话拨通后竟刚好楚妮在家。楚妮说,她被安排于19日动身赴宜昌,她母亲萧雨杨坚持不愿随父亲去重庆,在楚妮配合父亲的动员下,终于同意明日动身去她汉中老家。楚妮说和他在武汉可能没有时间见面了。她留了个宜昌的联系地点,昭舫也把颜秉兰给他们家在宜昌预备的一个落脚地点告诉了她。
打完电话,回到只剩下不多家具的公新里六号。他感到心里发空,难受得想大哭一场。
家里能变卖的已托赵凯鳴拖走,“通成”几天后将不再开门。能运回乡的剩余粮油及物资将由淘气和和尚带“义田湾”的店员们运走。广诚本意叫他们自己分了,但这些忠厚的店员们认为已经多拿了工资,一致决定把这些带回乡交给广智。
倒是广瑞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兴奋,他已经准备免费接管搬不走的桌椅与家什,并放话说谁愿留下来就投奔他,他要继续开办“通成”。他不顾昭舫还在家里,就把自己的铺盖拿来放到了楼下账房。
牛万贵为昭舫送来饭菜。他是“通成”准备徒步逃难的唯一职工,他老婆的娘家在鄂西。
忽听杜季卿在楼下大声叫着“大少爷”。昭舫听叫得急迫,连忙下楼。杜季卿一口气说了戴六儿的近况。原来,几天未在歌咏团露面的戴桂香竟是从家里楼梯上滚下来摔断了腿,在万国医院做了手术,因此打上了厚厚的石膏,现在法租界的家里养伤。六儿个性强,很想带伤拄杖随队西迁,但被她父亲和家人坚决制止。她叫杜季卿带口信说要昭舫走前无论如何去见她一次。
昭舫听说,想到六儿在队里一向勤勤恳恳,不知做了多少杂勤事务。他自然也曾从母亲那里听说过戴老板“提亲”的事,知道一点她的心思。想起这些,他心里更加难过,觉得应该马上去看她。家里的自行车、黄包车都已卖光。他便一路小跑,到了六儿的家。
六儿虽说一向外表刚强,此时内心的脆弱却再也掩饰不住。见昭舫气喘吁吁地跑来看她,眼泪立即像断线的珍珠般滚了下来。昭舫说了些安慰的话。六儿只是低了头摇着,末了忽然把牙一咬,把头偏了朝着里边、背对着昭舫说:“舫哥,我知道,你的心里,就算腾十个位置出来,也轮不到我戴桂香,我只想你听我说几句话,你莫要笑我不知羞耻。”
昭舫心里其实是十分尊重她的,忙说:“六妹,你哪里能这样说呢?你不消说了,我都晓得。我们团里的每个人都看到你早来晚走,把别人不想做的事都做了。都说你好,你的心最好。”
六儿说:“那不值得说。那是抗日工作,我做不了大事,做点小事。”
她忽然车过脸儿,双眼睁得很大,紧盯着昭舫,仿佛想把他硬摄进自己的心中。“舫哥,我本想随你一起走,但是老天爷不肯放过我。看来,我这辈子硬是没这个缘份,这就是六儿的命!你能来看我,我也就知足了。但有句话我要告诉你,不得到舫哥成家的消息,六儿这辈子是一定不会嫁人的!”说到这里,她竟出声哭了起来。
昭舫为她的真情所感动,连忙劝慰她说:“六妹,舫哥很感动你的一片真心。但是,天下比我好的人多的是。你这么年轻,千万不要那么傻。”
六儿哭着说:“你现在要走了,时间很紧,我也不说多的废话了。到了宜昌或者重庆,你一定要给我来个信。将来娶了嫂子,也一定要告诉我,好让我彻底死了这条心。”此时,她已经泣不成声。
老天哪!你到底是以什么用意安排这个世界的,让不幸的人总是比有幸的人多得多?但这一次是你刻意的安排吗?这次意外竟为武汉留下来一位女英雄,几年后,武汉三镇将出现一位让日寇和汉奸闻风丧胆的“六姑”!
昭舫离开戴六儿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六儿竟有那么一片痴心,远不是那些经常涌进天井喊他名字的那些女孩所能比的。他想,能早些离开她也是好事,否则自己一定会误了人家。
次日早上,他和李毓章、王杰臣到市党部接受完最后的“集训”。教官们都早已心不在焉。王杰臣说不准备和他们一起走。昭舫与毓章便打算去买船票。
忽然有人在云樵路口喊他,昭舫一看,竟是小姑娘章祯青。
昭舫问:“你不是去了光未然的演剧三队吗?”祯青说:“他们要往陕西去,可我想随你们去宜昌。”昭舫关切地问:“你买了票吗?”祯青说:“我妈派去买票的人说票好难得买,怕是不想让我走。我可不想留下来当亡国奴。曾老师,你带上我好吗?我帮你出船票钱都行。”
昭舫忍不住笑了:“竟是些小孩话,走,我们这就去买票。”
他们到了码头,才发现祯青母亲说的并非是假话,整个票厅内外被人挤得水泄不通,莫说买票,想进去打听一下都难。昭舫犹豫地摸了摸周艾琳留下的名片,说:“糟透了,但哪怕徒步上路我们都得走!这样,我还是先去找找王兴汉伯伯,他路子广,就住前面集家嘴。”于是三个人一齐朝“高头”走去。
忽又听到有人在大声喊曾昭舫,一看竟是魏公博。他满头大汗跑到跟前,说:“滕培英这厮,这辈子总算做了唯一一件好事:告诉我你们可能买票去了。我这才找到了你们。”
昭舫问:“你怎么,没和老薛他们一起走?”公博道:“我还在登记处做搬迁善后工作呢!我们局20号撤到宜昌,我到那边总还要个饭碗吧?”
毓章不耐烦地说:“你今天哪那么多废话?昭舫正要去找熟人帮忙卖票哪!”公博诡秘地笑道:“警告李先生,这关键时刻,千万莫得罪我!告诉你们,哈哈!我拿到了六、张、三、等、票!官价的!昭舫,我们四个,还可以再加两个人。”
几个人听说,高兴得一齐欢呼跳跃起来。
亏得公博利用特殊身份得到船票,因为当时王兴汉已经带全家躲到乡下去了。(昨走时,他还随马车拖着几坛为通成酿的老酒,准备赶跑鬼子后与兄弟重逢开店再用。只是他没有想到,这次离汉,与广诚兄弟和“通成”竟是永别!)公博在离汉前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他辛苦参加的对敌侦破竟没有得到完美的结尾。两天前,郑扩儒决定在撤退前枪毙关押的一批敌特汉奸分子,包括羽田和黄九等人。然而事情却让军统局大吃一惊:关押在特别看守所的人中有几人被掉了包,羽田、黄九均不知去向。一同失踪的,还有那位警察分局局长侯树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