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萧红、萧军结识鲁迅，后来大家熟了，他们还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不过文学事业的共同开拓，并没有让他们夫妻关系得以缓和。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1936年7月16日，萧红离开上海，只身东渡日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噩耗传到日本，萧红悲痛不已，她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寄托了对导师的深切怀念。

1937年春，在异乡已经呆够的萧红从日本回国，不过，两人见面不久，两个冤家感情裂痕又继续扩大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萧红不能忍受有一个第三者插足她和萧军之间的感情。

同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9月28日，萧红、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在武汉，他们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

也许是萧红对爱情的一种本能和惯性，萧红在端木的追求下，最终动摇。1938年初，在西安，萧红、萧军正式分手。然而颇具黑色幽默的是，此时萧红又怀孕了，还是萧军的。 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他们在武汉结婚。

据说当年萧军知道端木和萧红相爱的时候，非常气愤，还要跟端木决斗，但最终还是妥协。女人的爱恨情仇有时让人捉摸不透。萧红爱萧军，但孩子生下来以后几天就死掉了。这个孩子的死在文学史上也是一个谜。

萧红的儿子生下来时，又白又胖，几乎和萧军一模一样，但是没几天，孩子就突然死了。医生要检查死亡原因，萧红却反应冷淡，说死了就死了吧，这么小咬养大太不容易了。由于那家医院很小，医疗档案也无法保留。

根据当时的见证人白朗女儿金玉良的一次采访，她是听她母亲生前说的。金玉良发表于1999年6月《香港文学》上的《一首诗稿的联想——略记罗烽、白朗与萧红的交往》中写道：“一天，萧红对白朗说牙疼，要吃止痛片，白朗给她送去德国拜尔产的‘加当片’，这是比阿司匹林厉害得多的镇痛药。第二天一早，白朗照旧去医院，萧红告诉她孩子夜里抽风死了。白朗性格率直爽朗，遇事少转脑筋，听到这突然的消息马上急了，说：昨晚孩子还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她要找大夫理论。而萧红死活阻挡不让找大夫……”

萧红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非议不少。他们之间的短暂幸福随着国家的动**也变得脆弱。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而端木似乎是一个冷漠的人，对萧红的关心也有限。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看她病情严重，就建议她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于是，在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

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31岁。

现代文学史上似乎对端木批评很多，据说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根本不在场。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上帝跟苦命的萧红开了31年的玩笑。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却不知是何原因，孩子夭折了。

萧红最终大概也是为庸医所误，但似乎也被文学所误。没有鲁迅的提拔，文学史上也许没人记住萧红。据说，萧红希望死后把自己葬在鲁迅的墓旁，不过，这个愿望最终也不能实现。上帝给她的时间终究还是太短，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