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教育
多拉德和米勒赞同弗洛伊德关于童年期经验对成人人格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的观点。他们认为儿童最初六年的经验对其成年后的人格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儿童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能力来控制他的环境，要依靠父母满足其需要，受成人掌控。所以儿童习得什么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人提供的训练情境的性质。
多拉德和米勒（1950）认为下列四个情境容易引起儿童的心理冲突和情绪困扰，所以成人要予以特别关注，以期对儿童今后人格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影响。
（一）喂食情境
饥饿是婴儿最早经验到的强烈内驱力之一。儿童如何应对这些刺激及其反应结果，将成为他在成人期应对其他驱力的模板。“如果婴儿学会了哭就可以引发成人来喂奶，体验到自己的行为有一些效果，从而会使他倾向主动地去控制环境。如果婴儿发现哭或不哭与奶瓶（或**）的出现没有关系，他可能学会以被动的方式来应付那些驱力。如果饥饿时经常没有人理会，他将发现轻微的刺激终究会是强烈的、痛苦的刺激的先导，因此他可能学会对轻微刺激表现出过度反应。换言之，原本的轻微刺激也就相当于强烈刺激的强度了。”
婴儿进食经验对其将来人际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婴儿是比较软弱无助的，自己不能取得食物消除饥饿的内驱力，必须有人喂养他，于是进食使婴儿和另一个人发生了关系，而这个人通常就是他的母亲。婴儿常常是在母亲爱抚时吃到奶的，虽然他还不知道自己和这个人的关系，但是他却能感受到被爱抚的愉悦、安全与满足，他也会觉得对方是一个友善、可爱的人。这样，婴儿就会将愉悦、满足的经验与母亲联结在一起，对母亲形成慈爱和关怀的印象。而且，这个正面印象能产生类化作用，使婴儿觉得所接触的其他人也是友善、可爱的，并且乐于与他们交往。
然而，如果婴儿饥饿时被单独丢在一旁很长时间，或者处于冷漠或被动的状态下喂食，或者母亲在喂食时严厉地对待儿童，或者母亲在喂食时没有耐心，或者没有按时规律地喂奶，或者在婴儿进食时制造了紧张或不愉快的气氛等，都会使婴儿对哺乳者产生负面印象。这些负面经验类化的结果，使婴儿不太喜欢周围的人，进而可能对社会交往有退缩和冷淡的反应。总之，幼儿进食的经验，不仅会影响其身体的成长发育，而且会影响其成人后人际关系的发展。
（二）大小便训练
多拉德和米勒认为大小便训练对儿童人格的发展极为重要。对婴幼儿来说，学习控制大小便是一件比较复杂和困难的事情，因此许多父母都非常重视此项训练。当偶然失误而被父母责备和处罚，儿童就可能产生父母与处罚之间的关联，从而躲避父母以减低焦虑。由于类化作用，这种躲避的倾向可能推广到其他人，从而形成与人疏远的情况。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儿童觉得父母无时无刻不在监视他们，好像父母能完全洞悉他们的内心。这种情况下，儿童会变得唯命是从，长此以往，可能出现强迫症的倾向。
（三）早期的性教育
多拉德和米勒认为应该让儿童及早学会正确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因此应对儿童进行早期性教育。例如，通过管束使儿童逐渐形成性别观念。儿童会注意到自己的身体与弟弟（或妹妹）的不一样，而差异部位正是父母禁止抚弄的部位。此外，儿童也会发现父母对自己的管教方式（从服饰、玩具到游戏活动）与弟弟（或妹妹）不同。所有这些都会引起儿童的心理冲突和情绪困扰，父母需要进行正确的疏导。其实，性驱力是天赋的，但是对性观念和性活动的恐惧和过分的羞耻感却是在童年期学会的。
（四）愤怒—焦虑冲突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意见和愿望做事，但是由于和父母的规定与管教相违背，因而可能产生挫折感。另外，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和争吵也会使儿童受挫而生气。之后就会产生一些攻击性的观念和行为，但是由于害怕遭到父母的反对和惩罚，因而产生焦虑。这时如果父母的管教宽严适度，就能引导儿童学会控制自己的愤怒和降低焦虑；而如果父母的管教过分严格，当儿童表现愤怒和攻击性行为时，给以责备或惩罚，就可能使儿童今后压抑这些行为。但是，这样做是不适当的，因为某些愤怒能力似乎是积极的人生所需要的，并且有利于人格的健全发展。
二、神经症的形成与治疗
由于多拉德和米勒都受过精神分析训练，因此他们非常关注神经症的产生与治疗，但是他们倾向于用学习理论来解释。他们认为不仅正常行为是习得的，而且适应不良行为也是习得的，且二者的学习原理完全一样。
（一）神经症的形成
多拉德和米勒认为，神经症起因于潜意识中的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大多数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如前所述，儿童一方面想表达自己的愿望，满足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听从父母的管教。有时儿童不服从管教，有时又觉得应该顺从父母，由此引起焦虑和不安，这种矛盾的心理可能会一直延续至成人期。
米勒的实验显示，老鼠为了躲避电击的痛苦而逃到黑色隔间去。同理，人们为了消除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也可能习得某种反应。压抑可能是人们习得的一种方式，努力不去想它，不让自己觉察那些冲突的存在等。但是压抑并没有彻底消除那些焦虑和罪恶感，因此某些症状就会随之出现。例如，有些人存在强迫**好整齐或清洁的倾向，这往往是幼年父母管教的结果。幼年时如果孩子有整齐清洁的表现，就会得到父母的表扬和鼓励，激发其服从父母的管教，努力做父母的乖孩子，从而减轻其罪恶感和焦虑。久而久之，这就会进一步增加整齐清洁行为的出现频率，致使其强迫性症状保持下来。
（二）神经症的治疗
多拉德和米勒认为：既然神经症是习得的，那么就能够通过学习的方式让它遗忘。神经症治疗就是要提供一种能够忘却神经病症的情境。所以他们在《人格与心理治疗》一书中指出：“如果神经症患者的行为是习得的，那么，患者当初赖以学会这些行为的全部原理，应该被用来使他忘却它们。对这一点，我们是深信不疑的。精神治疗建立了一套能够在忘却神经病态的行为习惯的同时学会正常的行为习惯的条件。因此，我们视那些治疗专家为教师，视病人为学生。众所周知，一个优良的网球教练能够改掉运动员身上不好的动作习惯，同理，一个治疗专家也能纠正那些不好的精神和情绪习惯。当然，区别也还是有的，世界上只有少数人想打网球，然而全世界的人都希望有一个清楚的、自由的和有用的头脑。”
神经症治疗者要以共情和耐心的态度，鼓励患者自由表达他的想法和感受，然后治疗者要帮助患者了解其思想和情绪产生、发展的过程，并且让患者知道，由于他一直在使用一些防御机制去防止引起情绪的波动，因此其焦虑和罪恶感就没有机会消除。治疗者需要鼓励患者表达他所压抑的思想和情绪，并体会患者的恐惧与罪恶感。由于在治疗情境中，患者原来所担心的后果并没有出现，于是就会减轻恐惧的反应，压抑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而患者的恐惧不但没有被强化，反而会逐渐消除。
然而，要说服患者讲出被压抑的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多数情况下，需要运用斯金纳提出的逐步接近目标的连续渐进策略。例如，有一位患者非常害怕他的母亲，而且这种恐惧感非常强烈，以致他不能谈论她或与她有关的任何事情。治疗者在治疗开始时，先不正面涉及他的母亲，而只是间接地谈及他母亲。至于间接到什么程度，要视患者对他母亲回避趋向的大小而定。由于治疗者和患者在毫无惧怕的情境中，谈论与患者母亲间接的、有一点点联系的事情，所以能够消除一些患者对母亲的恐惧。然后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把话题引向同患者母亲稍微接近的话题，这样，回避反应会进一步降低。通过多次谈话之后，患者的大部分回避反应消失，最终学会不再害怕母亲并能正常地谈论他的母亲。
一般情况下，当压抑得到释放以后，并不意味着治疗就终止了。因为患者已经带着压抑的思想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要完全弄清楚被压抑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在成功治疗以后，患者的生活还会存在重大缺陷，这就需要给他一些如何调整其行为的指导。多拉德和米勒把这种指导看成是治疗过程的重要部分。
习栏4-4
一位飞行员的恐惧症[1]
多拉德和米勒（1950）描述了恐惧症如何被习得，其方式上与其他许多行为的习得并无二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飞行员接受了一项极端危险的任务。在赴空袭精炼油厂的途中，他的飞行中队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攻击。此外，他必须以仅及屋顶的高度低空掠过空袭目标。油槽爆炸了，炮弹到处迸裂，许多飞机在层层火焰中就这样失踪不见了。总算告一段落，由于飞机受损，飞行员必须减速返航。他们又遭到敌人炮火的数次攻击，他的一些同伴因此丧生，他最终不得不将飞机迫降于地中海。在救生筏上漂流数日后，这些幸存者终于获救。此次任务之前，这位飞行员从未显现出任何害怕飞机的迹象，然而在返回基地不久之后，他开始显现出恐惧症的所有典型症候，他变得非常害怕飞机，这是为什么呢？
多拉德与米勒的分析是这样的：在那次飞行中，该飞行员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在恐怖与引发恐惧的刺激中（爆破、战火、战友的死亡等等）。在当时情境下呈现的线索与强烈的恐惧联结，飞机本身、引擎的声音，甚至有关飞机与任务的想象或想法都会唤起恐惧。然后，一种强烈恐惧的驱力被学习来对所有这些线索做出反应。但是，不幸的是，这样的恐惧并没有只局限于某组特定的线索，而是类化到其他相似的线索与情境中。它如影随形，当飞行员靠近其他飞机，想到飞机，被问及飞行之类的事，都成为刺激恐惧与恐慌的线索。
但是当我们离开使我们恐惧的事件，恐惧就消失了。因此，这位飞行员很快就发现只要避开飞机他就觉得较舒服。当他谈论起飞行，该焦虑又出现了；当他改变谈论主题时，焦虑则会减轻。这些逃避反应被学习成为习惯，任何可减轻恐惧的事物都变成一种学习来的逃避反应。
多拉德与米勒的分析让我们了解到学习的过程如何影响人格的功能。然而，有些人可能会辩称这个飞行员的案例仍然遗漏了些什么。举例来说，为什么并不是每一位飞行员有此经历后都产生恐惧反应？是否在此特殊的飞行任务中，得恐惧症的飞行员其经验要素与那些未得恐惧症者不同？或者回到先前熟悉的人格主题？也就是说，用学习来解释是否能让我们忽略先前存在的人格差异？
[1] E.Jerry Phares（林淑犁、王若兰、黄惠真译）：《人格心理学》，361页，台北市心理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年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