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传因素

对遗传因素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提供了人格遗传的基础资料。

（一）家族史或家谱法

家族史（family history）或家谱法（pedigree method）是通过研究前代人的某种人格特征在家系内后人身上得到显现的频率，用以说明某种人格特征的遗传性和遗传形态。如果某一人格特征的显现频率高于家族内其他人格特征的显现频率或高于其他家族同一人格特征的显现频率，则可说明遗传的作用。英国人类学家、达尔文的表兄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69）依据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生物遗传理论首次提出了行为遗传学说，并出版了《遗传的天才》一书。他根据名家传记和其他记载性资料如《法官列传》、《乔治三世时代政治家列传》和《名人大辞典》等，选取了977位政治家、法官、军官、科学家、文学家、诗人、画家、音乐家等名人作为研究对象，然后将这些名人的调查结果和一般人的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这些名人的亲属中有332位也是名人，而对比组中只有一名亲属是名人。用同样方法，高尔顿比较了30个音乐家庭和150个一般家庭，结果发现：艺术家庭中有64％的子女具有艺术才能，而一般家庭只有21％的子女有艺术才能。

对异常人格的研究也是家谱学侧重的对象，典型例子是高达德的一项对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名军人Kallikak氏家系的研究。军人马丁（Martin）在从军时与一位精神不健全的女子同居，之后的150年间子孙后代约有480人，对其中189人的详细报告表明，正常者只有46人，余下的143人均有各种问题，有的精神不正常，有的是低能儿，有的是酒精中毒者，有的是癫痫病患者，有的是犯罪分子，有的是卖**者……马丁离开军队回到家乡之后，又与一位正常女子结婚，这一家系共有子孙496人，其中没有一个不正常者。高达德把研究的结果做成系谱图（pedigreechart），如图1-8。

图1-8 马丁家谱图

对于家谱学的研究方法，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质疑：认为家系研究的最大弱点是没能把环境因素从遗传因素中分离出来。同一家族中不仅遗传有共性，环境因素中也有共性，生理遗传性与社会“遗传性”共存。例如，成长在音乐世家中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地受着音乐的熏陶，接受着规范的音乐训练，使他们有更好的条件发展其音乐才华。

（二）双生子研究

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双生子研究（twin studies）是研究人格遗传因素的最好方法。研究多通过比较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差异来进行研究。研究者认为同卵双生子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环境造成的，而异卵双生子的差异可能是由基因决定的。这样，把基因和环境各自作用的范围和性质与相同的人格特征联系起来，便能够对哪些人格特征是由遗传决定的、哪些人格特征是由环境塑造的这个问题作出评估。

弗洛德鲁斯等人（1980），对瑞典的1200名双生子做了人格问卷的施测，结果表明同卵双生子在外向和神经质这两个人格特征上的相关系数是0.50，而异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只有0.21和0.23。这说明同卵双生在外向和神经质上的相似性要明显高于异卵双生，在这两项人格特征上具有较强的遗传成分。一项有关高中生的双生子研究，共对1700名学生施测了《加州心理调查表》（CPI），这一人格调查表包括18个分量表，其中有一些与社会相关较大的人格成分，如支配性、社会性、社交性、责任心等。结果仍旧是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具有更高的相似性。Tambs等人（1991）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双生子家庭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检验了110个家庭，共811名被试，获得了从同卵双生子到他们家庭的数据。数据显示，独立的遗传效应对外倾人格的贡献有29%，而非独立遗传效应的贡献为24%，这使遗传效应的影响占到了53%。

双生子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了对在相同环境和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同卵双生子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研究。对在不同环境中养大的同卵双生子相似性的研究可以鉴别基因的作用，而研究他们的差异性则可以揭示出环境因素的作用。同卵双生子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有可能由于被别人收养使得他们很早就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对于进行自然实验来说却具有科学上的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明尼苏达大学对成年双生子的人格进行了比较研究（1984，1988），有些双生子是一起长大的，有些双生子则是分开抚养的，平均分开的时间是30年。结果是同卵双生子的相似性比异卵双生子高很多，分开抚养的与未分开的同卵双生子具有同样高的相关。

（三）收养研究

研究在非亲生父母照料下成长的孩子，被称为收养研究（adoption studies）。这种研究提供了研究基因效应和环境影响的另一条途径。这种研究可以比较被收养的孩子与其亲生父母之间的相似性，同样也可以比较被收养儿童与收养者之间的相似性。这样，被收养儿童与其亲生父母之间的相似性程度可以考虑是基因的作用，而与收养父母之间的相似性程度可以认为是环境因素的影响。

这类比较研究可以推广到一个既包括亲生子又有养子的家庭研究之中。举例来说，一个家庭中有四个孩子：两个是亲生子，两个是养子。亲生子之间以及同他们的父母之间拥有一些相同的基因成分，而养子之间以及与他们的养父母之间都没有这种相同成分。而其中两个养子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而各自与其生长在其他家庭环境中的同胞兄弟姐妹有相同的基因成分。这样就能够比较研究亲子之间、具有血缘关系的同胞兄弟姐妹之间、分别被别人收养的同胞兄弟姐妹之间在人格特征方面的相似性。例如，可以探讨同胞兄弟姐妹之间是否比被收养的兄弟姐妹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性，亲子之间是否比收养关系中的上下代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性，被收养的儿童与其亲生父母之间是否比与其养父母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对于这些问题如果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那将意味着遗传因素对特殊的人格特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中，显然已经找到一些个体，他们的基因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并且在不同程度的相似的环境中长大。通过测量这些个体的人格特征，我们能够确定在每一种人格特质上他们的基因相似程度和他们的测验分数相似程度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可以比较一起长大或者分开养大的同卵双生之间的智商分数（IQ）、异卵双生子之间的IQ分数，一起生活、分开生活、被收养的非孪生兄弟姐妹之间的IQ分数，收养关系中的兄弟姐妹、亲兄弟姐妹同父母之间的IQ分数，被收养的儿童与其亲兄弟姐妹之间的IQ分数，被收养的儿童与其养父母之间的IQ分数。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的关于智力的家庭研究的文章（T.J.Bouchard and M.McGue，1981），其研究数据显示基因越相近，IQ分数也越接近，说明遗传对智力的重要影响。

图1-9 两组老鼠选择**的实验结果

收养研究和双生子研究提供了一个相似的信息：对于外倾型人格，孩子们越长大越像他们的亲生父母，并不像收养他们的父母。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并不能使一个人和他的兄弟姐妹或父母相像，除非他与他们有遗传关系。和双生子研究一样，一些收养研究的假设也逐渐变得明晰起来（Loehlin，1992）。

（四）选择性饲养

选择性饲养（selective breeding）的实验研究多用动物来做，方法是选择具有某种特质的动物，予以控制**配，然后从第二代中再选出具有该特质的动物，相互**，如此继续繁衍数代，来考察其特质的遗传性。也就是说，经过几代的繁衍后，所期望的行为特性保持了下来，得到了具有某种共同行为特性的动物。例如，在赛马场上，被喊出高价并赢得胜利的赛马常被用于这样的研究。另外，那些拥有独特品质的狗，也常常被进行选择性饲养。

一个典型的研究是（Tryon，R.C.，1940）关于老鼠迷津能力的遗传研究。用选择**法证明了“聪明”和“愚笨”老鼠的遗传作用。聪明老鼠的选择指标是让老鼠跑迷津19次，错误率少的为聪明鼠，错误率多的为愚笨鼠。遵循“聪明鼠与聪明鼠**，愚笨鼠与愚笨鼠**”的原则，繁衍出两组老鼠（聪明和愚笨），并控制两组的环境因素相同。结果是：繁衍到第7代时，两组之间在迷津学习的错误总数上已经几无重叠了（见图1-9），这说明两组的学习能力差异明显；聪明组中最笨的老鼠也比愚笨组中最聪明的老鼠表现得聪明；而两组老鼠间的相互**结果，繁衍出的小老鼠其学习能力产生出常态分布特征，大多数居中，聪明和愚笨的均为少数。之后的研究（Searle，1949）也发现情绪、动机都表现出同样的结果。

但进一步的研究也显示，大部分差异均可以由环境控制来修正。将聪明鼠养在“局限性”环境中，会变得类似愚笨鼠；而愚笨鼠在丰富环境中长大，也会变得近似聪明鼠（Cooper and Zubek，1958）。

选择性饲养方法对于理解基因是怎样影响人类的某些问题行为也提供了一些帮助。一项关于酗酒鼠的研究工作说明了这一点（Ponomarev & Grabbe，1999），研究者饲养了几个种类的、对酒精表现出不同反应特性的小鼠。这项研究结果证明，基因在行为和神经生物学水平上对酒精反应性、吸毒成瘾、戒毒方面起作用。

（五）早晚期行为差异的对比研究

早晚期行为差异的对比研究（investigation of early and lasting behavioral differences）是通过婴儿早期行为与长大后的行为差异来看遗传因素的作用的，研究指标有：观察0至1岁的笑的次数（Washburn，1929），出生数周哭的量（Aldrich，Sung，and Knop，1945），吸吮率（Dalint，1948），身体动作量（Shirley，1931）。

研究发现（Friesand Woolf，1954）婴儿在活动水平或先天的活动类型上有很大的差异。婴儿对挫折的反应不一，有的沉静，有的不安，有的主动，有的被动，一些研究者（Chess，Thomas，Birch，and Hertzig，1960）指出：婴儿活动水平、刺激敏感度、分心程度和反应活力上的差异，都归于原始反应范式（primary reaction patterns），这些范式在人格结构的发展上似乎呈稳定的重要因素。

20世纪50年代，富有影响的研究是Alexander Thomas和Stella Chess启动的纽约追踪研究计划。研究者对100名儿童进行追踪，从他们出生一直到青春期，采用父母报告婴儿在各种情境下的活动的方法来定义婴儿的各种气质。在对婴儿的各种特质，诸如活动水平、一般性情、注意广度及持续时间进行评分的基础上，他们定义出了婴儿的三种气质类型：好玩适应的容易型婴儿，消极不适应的困难型婴儿，反应性低且温和的慢热型婴儿。这一结果及后续的研究都在这种气质的早期差异和后来的人格特质之间发现了某种联系（Rothbart & Bates，1998；Shiner，1998）。例如，发现困难型婴儿在后来的适应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而容易型婴儿则不会。此外，Thomas和Chess还提出，最适合于某种气质类型的婴儿的父母环境未必最适合于另一种气质类型的婴儿，也就是说，在婴儿气质与父母环境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互相匹配的问题。

Arnold Buss和Robert Plomin（1975，1984）使用父母评分的方法，定义出了四种气质维度：情绪性（被悲伤情境唤醒的容易性，一般是抑郁的），活动性（行动的节奏和活力，随时在动，烦躁的），社交性（对他人的反应，容易交朋友还是害羞），冲动性（克制和控制行为的能力，冲动的、易怒的）。最后一个维度（冲动性）后来被拿掉了，因为在后来的问卷因素分析中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很明显的维度。不过，这些研究已经支持了Buss和Plomin的观点，即气质具有跨时间的延续性，而且很大一部分是遗传的。

托马斯等人（Thomas，Chess，& Birch，1970）对150名小孩儿从出生到10岁做了10年的追踪研究，在家中观察、和父母的会谈，结论是：每个婴儿都有不同的气质，而这些差异会持续至其成年。斯卡福和贝利（Schaefer & Bayley，1964）认为，脾气好的婴儿以后也不太可能出现行为问题；同样，友善、好交际的婴儿在10岁时也是友善的。

在生命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有许多重要的联系，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一些研究发现，出生时表现出低强度反应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会表现出一些优秀的品质。如一些新生儿对触觉刺激的低敏性，预示着孩子两岁半时能更有效地采取去除障碍的行为（拆除栅栏板，直接走到栅栏后面的玩具前），7岁半时能成熟地沟通或处理技巧（言语能力强，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游戏，能够处理小说中的情景与任务）；同时发现，呼吸频率较慢的新生儿在两岁半时具有较高的言语交际能力，7岁半更具社交成熟性，进行探索性游戏。相反，出生时的新生儿对皮肤接触的高敏感性和呼吸频率过快，与以后的低兴趣、低参与性、低果断性和低交际能力有关（Bell，etal.，1971；Halverson，1971a，1971b）。

著名的“延迟满足”实验说明了早晚人格表现的一致性。对4个月大的婴儿进行延迟满足的评估（Shoda，Mischel，& Peake，1990），结果发现，延迟满足时间长的婴儿，长大到青少年时具有许多好的品质：更具注意力，精力更集中，更有能力，更有计划性，更聪明；在高中时，他们的父母评价他们孩子时说，他们更能追求目标，拖延满足，自制力更强，更能抵制**，忍受挫折，更能成熟地处理压力。

发展心理学家卡根（Jerome Kagan，1994，1999）基于以往对上百名儿童的观察，提出了气质的两种类型：羞怯和非羞怯。羞怯的儿童遇到陌生的人和事时表现出克制、逃避、抑郁，在新环境里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放松下来，也有着更多不必要的害怕和恐惧，这类孩子总表现得胆小谨慎，遇到新奇事物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吭声、寻求父母的安抚，或者干脆逃跑藏起来。相反，不羞怯的儿童在这些看似对羞怯儿童造成巨大压力的情境中却应付自如，他们在新奇环境中不是羞怯害怕，而是很自然地反应，很容易笑。他研究的核心假设是婴儿遗传了生理机能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反应的差异，这些遗传的差异会随着发展而保持稳定。根据这一假设，生来反应性高的婴儿就会成为羞怯的儿童，而生来反应性低的儿童则会成为不羞怯的儿童。他把4个月大的婴儿带入实验室，用摄像机记录下他们遇到熟悉和新鲜刺激时的行为（如妈妈的脸，陌生女人的声音，各种颜色的开来开去的汽车，一个气球爆炸）。然后根据录像，对孩子们的反应，如拱起背、不停扭动四肢、哭等进行评分。大约有20%的婴儿被判断为高反应性的，特征是拱起背、激烈大哭，以及遇到新奇刺激时表现出不高兴的面部表情。这些行为表现说明他们已经被刺激过度唤醒了，特别表现在刺激一旦移除，他们的反应就会停止。相反，大约有40%的低反应性的婴儿，他们在新异刺激面前表现得平静而松弛。剩下的大约40%的婴儿的反应则比较复杂，是各种反应的混合。随后，他还在这些婴儿长到14个月、21个月和四岁半的时候又分别进行了追踪研究。这些儿童再次被带到实验室，面对一些新异的、不熟悉的情境（例如，闪烁的灯，一个打鼓的玩具小丑，一个衣着陌生的不速之客，施测于前两个年龄段的塑料球在轮子上滚动的噪声，以及施测于最后一个年龄的与一个陌生大人和一个陌生儿童会面）。除了行为观察以外，也测量了身体方面的指标，如在对陌生情境做出反应时的心率和血压。研究发现，高反应性的婴儿在14个月和21个月时均比低反应性的婴儿表现出更多的恐惧行为，更快的心跳和更高的血压，而且这种差异到了四岁半的时候依然存在。在这时还发现，曾经是低反应性婴儿的儿童更少对陌生成人笑和说话，对不熟悉的同伴也更害羞。到了他们八岁的时候又测了一次，发现各个团体的分布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总之，有大量证据证明了气质的稳定性及这些气质差异的可能生理基础。研究者同时也提出（Kagan，Arcus & Snidman，1993），母亲的合理教养也会使一些高反应性婴儿成长为不羞怯的儿童，但是低反应性的婴儿变成羞怯的儿童的情况却很少。虽说气质的变化是可能的，但气质的倾向性不会消失，而且会作用于发展的方向。就像Kagan所说的，“要彻底改变一个人的遗传特质是非常困难的”（1999，p.41）。

一项对45名中产阶级人士的生活研究结果表明“坏脾气的男孩儿会变成坏脾气的男人”（Caspi & Bem，1990，p.568），坏脾气的男孩儿受到的教育少，就业状况不好，工作不稳定，46%的人在40岁时离婚（其他同龄人离婚率为22%）。原因是，儿童时的坏脾气会在学校引起麻烦，这种麻烦反过来又使其求学成为一种消极体验与经历，进而导致其表现恶劣，这将激怒校方，可能导致开除，这又将会永久性地限制其择业机会并束缚其未来发展。

对早晚期行为差异的对比研究的质疑主要是，早期表现出的个体差异也可能反映的是胚胎环境和分娩过程的差异，而非遗传。布兰查德（Blanchard，1947）认为孩子焦虑的倾向与母亲的分娩过程有关，母亲的情绪状态也会影响胎儿的发展（Sontag，1944）。另外，婴儿研究从个体发展很早的一点开始观察时，有些遗传所决定的特质不一定在出生时就马上出现，会遗漏一些现象。

（六）体质差异研究

体质差异研究（investig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ifferences）强调了身心关系，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人的身体特征与人格有关的观点。

图1-10 谢尔顿的三种体形分类

德国精神医学家霍夫曼从遗传生理学的立场来研究人格，他对历史上各种人物性格进行了系统考察，试图分析人格结构中的遗传因子。他认为父母会遗传给孩子一些相互矛盾的性格，如残暴与温情，但二者可以互补。德国精神医学家克瑞奇米尔（Kretschmer，1925）在《体格与性格》一书中，将体形分为4种体形：肥胖型（pyknic）具有活泼、友善、合群的人格特征，表现为躁狂性气质；瘦长型（asthenic）具有孤僻、沉默、严肃、神经质、多虑的特征，表现为精神分裂性气质；健壮型（athletic）具有固执、认真、冲动的特征，表现为癫痫性气质（黏着气质）；畸异型（dysplastic）是身体不协调的体形。但他的理论的致命弱点是以精神病患者为依据对象的，所以不能推广到正常人身上。

美国心理学家谢尔顿（Sheldon，1944）以正常人为研究对象，发现了体型与性格的关系。他对18至21岁的4000名男大学生从前、后、侧三个角度拍照，对身体的17个部位进行测定分析，将体型分为三种：内胚叶型（endomorphy）、中胚叶型（mesomorphy）和外胚叶型（ectomorphy）。谢尔顿用三个系列数字来表示被试身体特征归属于哪种类型，第一个数字表示内胚叶型，第二个数字表示中胚叶型，第三个数字表示外胚叶型，每个系列的数字为7点评定等级；如果一个人的评定数字为7—1—1则表明他属于内胚叶型，如果为1—7—1则表示他属于中胚叶型，如果为1—1—7则表示他属于外胚叶型，如果为4—4—4则表示在三种类型上居中。关于气质类型的评定，谢尔顿划分了三种类型：内脏紧张型（viscerotonia），肌肉紧张型（somatotonia），头脑紧张型（cerebrotonia）。谢尔顿在体型与气质之间求得相关，结果形式在表1-5中，可以看出，内胚叶型与内脏紧张型存在高相关，中胚叶型与肌肉紧张型具有高相关，外胚叶型与头脑紧张型呈现高相关。

表1-5 体形与气质之间的相关（N＝200）

表1-6 谢尔顿人格类型模式

续表

但是，体形与性格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年龄、营养等因素都会影响人的体型。所以，这类学说均受到普遍质疑。

二、生理因素

脑科学的研究为探讨人格的生理基础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近十多年所取得的成果对于理解大脑的不同区域的功能、神经递质在人格中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一）生物化学

具有T型人格的人们往往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外向、创造性和追求探新、寻求刺激的人格特性。这种稳定地寻求高刺激水平的人是否具有某种特殊的生理学基础？心理学家基恩·约翰斯加德认为这些具有T型人格者，他们可能生来就有一种“寻求刺激”的基因，使得自己需要经常性地保持强兴奋状态。1996年1月《自然遗传学》载文说明了这一观点。以色列、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这种人体内的一种基因，这种基因使大脑对神经传递素多巴胺的反应特别灵敏，它会给多巴胺受体发出指令。约翰斯加德称这个受体为大脑的“感觉良好区”。当人从事刺激性的活动时、吸毒时，这个区域就能感受到刺激。具有这种基因的人可能对神经传递素的快乐诱导效果非常敏感，所以他们需要维持较高的多巴胺水平。其他研究也证明，对新异事物的探求倾向与D4多巴胺受体等位基因的变化有关。T型人格者通常大脑中的一种酶——元胺氧化酶B（MAOB）的水平偏低。这种酶具有控制激动、抑制快乐的作用。当使用药物抑制其活动时，常会发生溢乐状态、强攻击性行为、焦躁不安和幻觉等现象。这一研究结果使一些科学家们假定，元胺氧化酶B水平低的人由于“低激动水平”，反而使得人脑产生对兴奋的强烈渴望。随着今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格的这些生物学基础将会得到不断的验证。

布鲁纳等人（Brunner，Nelen，Breakefield，Ropers and van Oost，1993）发现，在一个大家庭中许多男性出现有规律的暴力冲动行为，并发现他们身上的单胺类氧化酶A的基因发生了简单突变。这种酶参与了单胺类神经递质的破坏过程。研究者推测，在男性中这种酶的缺乏，有可能与侵犯性行为有联系。

在分子遗传学技术方面，将神经递质和神经症联系到了一起。五羟色胺（5-HT）被认为与焦虑和抑郁有关（Barondes，1993）。17号染色体上的一个简单基因为5-HT的载体的编码，这个载体控制5-HT在突触处被释放后的重复使用。这种载体的两个等位基因已经被发现，一长一短，短的等位基因与较高的神经质水平相联系。在一项有505名被试参与的研究中（Goldan，1996；Lesch，et al.，1996），无论用《大五人格问卷》（NEO—PI）还是用《卡特尔16种人格量表》（16PF）测量都是这样。这个等位基因还与焦虑、愤怒的攻击和敌视、抑郁、NEO—PI的神经质方面有关。这个基因解释了3%～4%的所有神经症的变化和7%～9%的遗传学变异。但是，另一项研究没能发现在这个和那个与5-HT有关的多形性变化之间的任何联系（Ball，et.al.，1997）。

（二）脑功能定位

如果假定人格是脑功能的个体差异的一种表现。人们可能会质疑，人格的某些方面，如社会性相互作用的风格也会直接与脑组织的运作相联系。如果用计算机作比喻，人们会认为对复杂行为的控制取决于个人具体的学习经验即“软件”方面，而不是依赖于脑这个“硬件”。但是数例因脑损伤而致的人格变化证明了脑的重要性（Powell，1981，Zuckerman，1991）。在其他的人格改变的病例中，前回的损伤可以导致消极情绪和神经过敏症。然而，人格心理学家通常更关心人格与脑功能正常变化之间的联系。

习栏1-4

脑伤后的性格改变

杰出的神经学家Antonio Damasio（1994）在解释生理与人格关系的时候，是以Phineas Gage的例子来开始的。这个人是一名建筑工头，曾在1848年的一次事故中被一根3.5英寸的铁杆刺穿头部，且奇迹般地生还。Gage在铁路上从事建筑工作，当时他承担了一项任务，那就是要从坚硬的岩石中间炸开一条路。他先在地上钻了一个洞，填入炸药粉，然后嵌入一根铁杆，再然后点火。那时Gage被描述为一个艺术品鉴赏家，但当时他分心了，炸药炸到了他的脸上，铁杆冲入了他的左颊，刺穿了颅骨深处，横贯脑的前方，再从头顶穿出。不可思议的是，Phineas Gage并没有死，只是晕了过去，他还能够走路和说话。的确，他可以描述所发生的全部细节，也可以与人正常地交流。不过，故事继续下去，“Gage的脾气，他喜欢和不喜欢的，他的梦想和渴望完完全全地改变了。他的身体还活着，而且健康，但是那里面存在的是一个全新的灵魂。Gage再也不是原来的Gage了”（Damasio，1994，p.7）。Gage不再严肃，不再勤奋，不再充满活力，也不再负责任，现在的他不负责任，不考虑别人，缺乏计划性，行动不顾后果。那根刺进他脑部的铁杆已经大大破坏了他前脑区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Damasio说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脑对于人类特性的重要性。身与心，生理与人格存在内在相关的观点已经由来已久。

资料摘自L.A.Pervin，Personality：theory and research，2001

最早研究脑与行为的关系的人是哥尔（Franz Joseph Gall），他被看做是颅相学的奠基人。颅相学就是要定位出负责各种情感和行为功能的脑区所在。这一观点曾在19世纪初盛行一时，但后来受到了质疑，被认为是骗术和迷信。事实上，哥尔是一名不错的解剖学家和严谨的学者，他把自己的工作称为颅检查术或者脑的生理学。哥尔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收集脑，并对其进行检查。后来他试图将病人生前的能力、秉性和特质与尸检所发现的脑差异联系起来。特别是关注人格与所检查到的脑外伤之间的关系。虽然哥尔的工作常被人认为是愚蠢而徒劳的，但也有人认为他所做的是人格功能脑区定位方面的早期的严谨的尝试。而如今这一领域已经成为了神经科学的一部分。

图1-11 颅相学的人格功能脑定位

艾森克（Eysenck，1967）认为，影响外倾性的大脑系统是皮层网状结构。根据艾森克的理论，外向性格与内向性格的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所在的生理刺激等级，特别是所在的网状上行激活系统（ARAS）存在差异。这一系统控制着传递到中枢神经系统（CNS）的刺激的级别。内向的人的感觉阈限较低，只需要少量的刺激就会放大地传递到中枢神经，这会使得他们在行为上更加喜欢平静，甚至孤僻。相比之下，外向人的网状上行激活系统接受刺激阈限较高，致使他们追求各种活动以增加刺激的丰富性与强度。所以，外向人比内向人更加积极地与人交往，参加聚会等社交活动。艾森克与同事们通过测量脑电图和心电图来检测验证理论，他们发现，以一种低频率语调应答的内向人其脑电图更富于变化，表明了他们向中枢神经系统传递刺激阈限较低。

斯腾博格（Sterberg，1994）对外倾性和P300对图画的注意引出反应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40个年轻的成人的人格特质加以测量，将被试分成低、中和高外倾性三组。被试看计算机屏幕上的图画，有三个不同的任务要求，在第一种条件下他们只对白色图画做出反应（颜色任务），第二种条件下他们只对动物图片做出反应（动物任务），第三个任务他们只对白色动物做出反应（颜色和动物任务）。因为被试对一些刺激做出反应，忽视了其他事物，在刺激开始后大约400～500ms，所有三个任务有一个P300的组成部分。高外倾组的P300偏差的振幅最大，低外倾组的最小。被试的外倾分数与P300的平均振幅具有相关，相关系数为0.36。P300的振幅常常被看做是工作记忆更新的索引，暗示外倾性与支持这个认知活动的大脑有联系，即外倾者常在短时任务上做得比较好。

边缘系统中的杏仁核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部位。正如卡根（Kagan，1999）的研究显示，内向儿童的杏仁核兴奋阈值低，也就是说，内向儿童的回避忧伤反应是由于他们的边缘系统太敏感所致。边缘系统尤其是杏仁核在动机和情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杏仁核在对所有情绪性刺激的反应中都是很重要的，而在负性情绪刺激引起的反应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一般认为，杏仁核在恐惧性条件反应和无意识情绪记忆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另一方面，杏仁核受到损伤的个体，对恐惧性刺激建立条件反射和记忆过去建立的恐惧性条件反射都出现了困难。由于杏仁核与情绪活动有联系，人们可以设想，它与人们的情绪表现（如恐惧）的差异有联系。

左右半球优势也是内外向人格研究的重点。依据卡根（Kagan，1994）的研究报告，内向的孩子的右半球表现出较高的活动水平，而那些非内向的孩子则左半球的活动占优势。一项关于个体间脑功能单侧优势差异的研究（Davidson，1998），发现脑功能的差异与积极情绪或者消极情绪反应有关。例如，让被试看两段能诱发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电影剪辑片段，在放映电影片段之前、之中，测量记录被试左右半球激活的情况；同时，被试还要报告自己的情绪体验。结果发现，不同被试的前额叶不对称的激活与心境的初始状态有联系，即左侧半球优势与积极性情感有联系而右侧半球优势与消极情感有联系。即使把心境的初始状态对半球激活的影响除去之后，左右半球的激活水平与情绪之间的联系依然明显：在初始状态下左半球前部激活水平高的被试对有积极意义的电影片段报告说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而那些在初始状态下右半球前部激活水平较高的被试对有消极意义的电影片段报告说产生了更多的消极情感。

关于情绪失调研究结果显示，持续性情绪压抑的个体相对于无沮丧情绪的个体来说，其前额叶的激活水平降低；并且，左侧额叶前部或者左侧脑区损伤很可能会使人变得情绪压抑，而那些右侧大脑相同区域损伤的病人则很可能变成躁狂者。最后，通过测量婴儿的前额叶激活水平和他们的情感活动，发现那些与其母亲分离所造成的情绪压抑程度越大，右侧半球前部的激活水平越高；并且，与那些在同样情景下表现出悲伤情绪程度小的被试比较，这些孩子的左侧半球前部的激活水平低。在Davidson与其同事所做的一项研究中，他们给被试看电影片段，以娱乐一些被试，而使另一些感到厌恶。被试观看幽默或令人厌恶的电影的过程也被拍摄下来，同时还记录了他们的EEG。当被试看幽默电影发笑的时候，其左前额比右前额有相对更多的活动。同样，当被试表现出厌恶表情时（下唇下撇，舌头前伸，鼻子皱起），他们的右半球比左半球更活跃。在非常小的孩子身上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Fox和Davidson（1986）没有使用电影片段，而是将甜的和苦的溶液放在10个月大的婴儿嘴里，使其产生愉快和不愉快的情绪反应。对于甜溶液，婴儿表现出相对更多的左脑激活；而对于苦溶液，他们则表现出更多的右脑激活。在另一个用10个月婴儿所做的研究中，孩子的母亲把他们单独放在休息室里，然后一个陌生人进入（Fox & Davidson，1987）。在这一产生焦虑的标准化程序中，一些婴儿会变得悲伤，而另一些则不会；一些婴儿会大喊大叫，大惊小怪，而另一些则不会这样。研究者根据母亲离开时是否喊叫，将婴儿样本分成两组。他们发现，与不喊叫组相比，喊叫组孩子的右脑表现出较左脑更大的激活。这些结果表明，这种悲伤与否的（并且与EEG不对称性有关的）倾向是婴儿的一种稳定特征。Fox与其同事（Fox，Bell & Jones，1992）研究了一组7个月大的婴儿，然后在他们12个月的时候再次做了研究。结果发现，两个时间段测量的脑不对称性EEG之间高度相关，这表明脑不对称性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在成人身上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EEG不对称性显示出跨测验的相关，跨研究的相关系数为0.66至0.73（Davidson，1993）。这些发现表明，前额不对称性的个体差异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足以看作是一种底层生物学配置或特质的指标。其他研究表明，EEG不对称性预测了对愉快或不愉快情绪的易感性。Tomarken与其同事（Davidson & Henriques，1990），以及Wheeler与其同事（Davidson & Tomarken，1993）检验了正常被试前额不对称性的个体差异，与其对情绪电影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被试的EEG不对称性是在他们处于休息状态时测得的。然后给被试呈现开心、幽默的，或令人厌恶、让人恐惧的电影，被试被要求评定其对电影的感受，用这个作为因变量。研究的假设是，与休息时左侧相对活跃的被试相比，右侧活跃的被试（在看电影前测量）会报告对恐惧、厌恶电影有更强烈的负性情绪反应。对于左侧活跃的被试，预测是相反的——他们会报告对开心、幽默电影有更强的正性情绪。这些预测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看电影前测得的前额不对称性，预测了随后对电影情绪反应的自我报告，右侧优势的被试报告他们对不愉快电影有更强烈的悲伤，而左侧优势的被试则报告有更多的愉快反应。

习栏1-5

侵犯性人格是遗传的还是后天获得的？

对心理学家来说，人格特征遗传的范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面临的一个潜在问题。一些人暗示存在侵犯性人格特质，并认为犯罪性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获得的；而另一些学者对此则持否定观点。

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暗示遗传导致了40％的人在侵犯性方面的差异。进一步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遗传确实对犯罪有影响。例如，从事相似的犯罪活动，同卵双生子是同胞兄弟姐妹的两倍。把被收养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同其亲生父母的反社会行为比较，发现遗传与犯罪性之间具有更为密切的关系。从事这个领域的主要研究者，Sarnoff Mednick提出，“这些研究都暗示，让人们应该充分重视这样的观点，即一些能够遗传的生物学特性可能导致人们的犯罪活动。”

上述观点是否意味着在一些人身上犯罪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呢？不是的。亲生父母而不是养父母有犯罪记录，他们的孩子中间仅有少数人被法院判过罪。另外，已经知道，一些文化和环境因素对犯罪的助长作用超过了其他因素。所以，尽管遗传因素对犯罪行为的发展有作用，父母的行为和社会条件也影响犯罪行为的发展。每一种情况之下，都存在先天的和养育的、遗传的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在考虑人格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人格的发展总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种功能表现；没有先天性就没有后天性，没有后天性也没有先天性。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可以把两者分离开来，但是这两种因素从来没有各自独立地发挥作用。

摘自：Lykken，1995；Psychology Today，March 1985.

虽然列举了上述研究证实了遗传生理因素对人格的影响，但是遗传基因作用到底有多大，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待于科学的进一步的探索。根据以往研究，对遗传的作用可做出如下评价：

1.遗传是人格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

2.遗传因素对人格的作用程度因人格特征的不同而异。通常在智力、气质这些与生物因素相关较大的特征上，遗传因素较为重要，如活动量、焦虑、支配、内外向、躁郁症、精神分裂、酗酒、犯罪倾向等（Holden，1987）；而在价值观、信念、性格等与社会因素关系紧密的特征上，后天环境因素更重要。

3.人格发展过程是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二者不存在“全或无”的情况。遗传因素影响人格的发展方向及形成的难易。

近些年来，关于进化和遗传对人类心理功能的贡献的看法又重新受到重视。的确，强调遗传因素的呼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学者警告在强调遗传的作用方面极端化了：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为科学家不愿意承认遗传因素的影响，但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遗传的影响逐渐被接受。这对于人格领域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使得人格研究从简单的心理环境决定论中摆脱出来。然而，现在的危险在于，这种做法有些矫枉过正，容易使人走向另一极端——人格几乎完全是由生物学特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