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关系系统，也就是人与地理环境在特定的地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核心领域是土地利用及其变化。就宁南黄土丘陵区而言，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及对土地资源的过度依赖，使其生态系统结构发生改变，引发了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变化，而生态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

一、宁南黄土丘陵区人地关系现状

（一）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口素质较低

在人地关系中，人是主导的最有活力的因子，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关键的因子仍然是人。宁南黄土丘陵区发展滞缓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和人口素质的低层次性。一方面，这里长期受严酷自然条件的制约，人类的不合理行为已使土地承载力日趋下降。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落后，当地群众思想保守，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把儿孙满堂看成是“家业兴隆”的标志，养儿防老意识很深。同时，清苦的生活使抚养孩子的成本极低，多数人至今仍然把多生育、生男孩作为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导致本区超生现象严重，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是全国生育率较高的地区之一。各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均高于宁夏全区水平。另一方面，作为宁夏乃至全国回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回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汉族，这是本区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重要原因。2012年，宁南黄土丘陵区人口密度为78人每平方千米，远高于联合国划定的干旱地区人口承载的水平（20人每平方千米）。而且目前该区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达到19.4‰和11.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宁南黄土丘陵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导致教育文化落后，群众文化科技素质较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本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37年每人，宁夏引黄灌区为9.55年每人。宁南山区具有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学生的人数分别为引黄灌区的94％、39％、40％和20％，高学历人力资源严重不足。15岁以上文盲人数高达346631人，占宁夏全区文盲人口的56.12％，回族人口多的西吉、泾源文盲人口分别为63.6％和62.94％。这一群体往往思想趋于传统、保守，只图生计而劳作，不善于接受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技术，主观能动性差，在资源开发利用上很难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去认识和思考问题，同时还造成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思想难以确立。

（二）贫困人口比重高，剩余劳动力多

参照国家新的扶贫标准，宁夏将扶贫标准提高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按此标准，宁夏现有97个贫困乡。其中，宁南黄土丘陵区有80个，占82.5%。本区贫困人口的贫困类型以“生存型”为主，人口多，耕地少，生活困难。

由于科技文化素质低，相当部分的人只能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造成了农闲时期多达四五十万的剩余劳动力。本区人口城镇化水平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发展缓慢的第二、第三产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资源非常有限。当地就业困难，而文化素质较低，市场适应能力差，又使得他们无法迅速向外地转移，难以同其他生产资料有效结合，成为真正的生产者。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人地关系紧张

宁南黄土丘陵区处于我国水土流失剧烈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多属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山区或半山区，地形起伏较大，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水土流失严重

由于自然及人为因素影响，本区以水力侵蚀为主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侵蚀强度以中度、强度和极强度为主。据统计，宁南黄土丘陵区水土流失面积8385km2，其中极强度侵蚀面积达654km2，强度水土流失面积2870km2，中度水土流失面积2817km2。水土流失致使该区墚、峁、丘陵、沟壑遍布，其中沟壑面积是该区总土地面积的10.4%左右。水土流失造成每年流失土壤超过1.2×108t，剥蚀表土近1.5cm，沟头以每年10m的速度向前延伸，每年破坏耕地约30hm2。土壤侵蚀带走大量的养分物质。据估算，本区域每年流失有机质126×104t，全氮9.45×104t，全磷26.04×104t，尿素26.54×104t，普通过磷酸钙105×104t。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土地资源，也降低了水利设施的利用效率，并使当地可用水资源减少，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

2.频繁的旱涝和其他自然灾害

本区水资源严重短缺，旱灾频繁且持续性非常强，有季节连旱（如春夏、夏秋连旱）和年际连旱（五年连旱、八年连旱）等，对农业生产的危害特别严重，例如，1991～1995年的连续大旱，就使很多脱贫农户返贫，甚至出现了人缺口粮，畜缺饲草，地缺籽种的危急局面。此外，雨涝、冰雹、大风等自然灾害在本区也经常发生，这些灾害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虽然不如旱灾，但也给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众多负面影响，如暴雨引发山洪侵蚀土壤，造成水土流失的同时，还冲毁道路、桥涵，促使河岸坍塌，蚕食农田等。

在农业生产技术手段没有较大改变的情况下，宁南黄土丘陵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受超负荷的人口压力之重。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区域人均耕地、草场、森林、水等资源负荷过重，人口自身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物质再生产的速度，给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带来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从而造成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贫困。为了生存，当地群众在延续旧有的粗放型生产模式的基础上，不惜采取“有水快流”，“竭泽而渔”的手段，过垦、滥伐、过牧，其结果只能造成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更大破坏，降低植被覆盖率，加剧水土流失，频频诱发自然灾害，引起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在诸多限制性因素的制约下，贫困、人口剧增、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调，矛盾积重难返，并形成贫困、人口和环境之间互为因果的“PPE怪圈”，制约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宁南黄土丘陵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

宁南黄土丘陵区经历了长期的生态演进过程，近千年的基本演进趋势是趋向恶化，其原因既有自然方面的，也有人类活动的不良影响。到了近现代，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掠夺式开发更加速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又直接威胁人们的生活甚至生存。脆弱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口经济的极度贫困落后便成为制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宁南黄土丘陵区一直是农牧交错过渡区域，区域文化自然而然地具有农耕文化和牧业文化交错过渡的特征。农牧交错过渡性的文化特点表现为畜牧业粗放的游牧形式，不利于草场资源的合理利用；而传统农耕方式则为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势，粗放经营，广种薄收，过度开垦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交错过渡所表现出来的生产方式的二元性，受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不断交替和消长，是导致当地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并深刻影响着现今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状况。

本区先秦时期为游牧民族占据，人烟稀少，生态环境基本处于自然状态。自秦汉至元明，农耕和畜牧两种土地利用方式随着政局的变换而不断交迭。汉朝时期农牧兼收，两晋至五代十国以牧马为主，唐朝亦重牧轻农，宋朝时期则推行军垦政策，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大规模的弃牧屯垦可追溯到元明时期。元代这里成为政府移民屯垦的中心区域。进入明代，随着人口的增加，屯垦剧增，林草锐减。据《明经世文编》卷63载，自洪武始，“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以尽地力，以实军需，以苏发困”[1]。屯垦推动了此地经济的发展，官府民间多有存粮，但此时也正是该地森林植被遭受大规模破坏的盛期，掠夺式人地关系自此形成。进入清代，历史上汉牧民族的军事对抗已经结束，宁南山区由原来的“边塞”变成了“内地”。随着南下西进的汉族人口不断移入，加之清政府的“降低赋税，摊丁入亩”的政策引导，持续长久、规模更大的开荒种地在这一地区形成。据《固原州志》估算，1616年，固原地区（含固原、海原、西吉、彭阳、泾源、隆德6县）有耕地68.94×104亩，但到了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耕地已达200×104亩[2]。耕作业的发展和人头税的取消，使该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到乾隆年间，川塬平地的耕作收益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政府再次鼓励垦荒。清乾隆五年（1740年），朝廷告布“凡边省、内地，零星地上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本该地夷垦种，免其升科”。由此诱发了更大规模的开荒浪潮，耕殖由川塬平地推广到坡地，大批林地、草地被毁，植被由原来的宿根性草被和多年生疏林、灌丛为易替性农作物代替，生态日渐脆弱退化。到清代中叶，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已步入相当恶化的状态，2/3以上的森林、草原被拓垦，野生动物锐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据公元1805年清代《万里行程记》记载，当时六盘山已是“童山如秃，求一木不可得”，掠夺式人地关系愈演愈烈。

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多次起义失败后，大量回民被清政府胁迫迁入宁南山区，强制开垦。据史料记载，仅当时宁夏“金积堡就1.2万余人解赴固原城外，分拨荒地安插”。“关中回民被强行迁入山深林密的化平（今泾源县）等地后，为求生存，大量毁林开垦，伐木烧炭，六盘山深部森林也受到严重破坏”。1906年，固原知州王学伊在其《劝种树株示》中写道，“固郡自连遭兵灾以来，元气未复，官树砍伐罄尽，山则童山，野则旷野”[3]。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日渐明显。清末宁南山区水土流失已相当严重，许多沟塘被泥沙淤积堵截，滑坡、泥石流常有发生。同时，干旱、暴雨、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土地生产力锐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人类掠夺式垦殖最终殃祸了自身。这种互为报复式的人地关系一旦形成，将会长时期地使人与自然两败俱伤，元气难复[4]。

可见，历史上宁南黄土丘陵区在以农为主时，往往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以牧为主的时期，则林草有所恢复，生态有所好转。而战乱和大兴土木，往往会对本区的自然植被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以种草种树恢复植被，修复梯田保持水土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环境治理从未停止过，但终因原生态问题积重难返，加之人口压力过大，边治理、边破坏，甚至破坏大于治理，而生态环境的演替既缓慢，又难以逆转，互为报复式的人地关系没有改变。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生态环境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因素制约，宁南山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在继续并加剧，成为制约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总结沉痛历史教训后，以退耕还林还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重建，成为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区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但由于受认识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退耕还林还草长期处在波动状态，退耕、复耕，边建设边破坏的现象交替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区生态重建发展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83年，这一阶段实施以植树造林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建设。1978年以前，生态重建以营造用材林和薪炭林为主。1956年，在延安召开“西北五省区植树造林大会”，拉开了西北植树造林的序幕。1966年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林业建设兵团，对以六盘山林区为主体的林业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1978年以后，进入了以营造商品林为主的时期。1978年，国家实施“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整个西北纳入这一浩大的工程范围。固原市实行了“乔灌草，带片网，多林种，多树种相结合”的绿色建设工程。

第二阶段为1983～1993年，这一阶段实施以林草和农村能源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建设。1983～1988年是“三西农业建设”第一个十年的前六年。当时在国家“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和宁夏“大力种草种树，兴牧促农，农林牧全面发展”的农业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南部山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林草和能源建设热潮。荒山营造以灌木为主的薪炭林，兴办小水电，开发太阳能、风能、沼气能，推广节柴炕灶等，这一建设项目的实施，基本停止了对林草植被的破坏，缓解了群众的生活压力。基于以往的经验教训，“三西”建设将传统的救济型扶贫改为开发式扶贫，实施以工代赈，把救济同长远建设结合起来。

第三阶段为1993～1997年，这一阶段实施以小流域综合治理和打井打窖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建设。1993年开始，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区加大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力度，农田基本建设实行以小流域为单元，形成了西吉黄家二岔、原州区上黄、彭阳白岔、海原冯川等典型的小流域治理模式。农业科技人员在农民雨水窖蓄灌地的基础上，通过试验示范，把雨水集流窖蓄节灌高效农业变成了现实，有效防止了水的无效蒸发和渗流，提高了水的利用率，减少了水土流失，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开始步入良性循环，并为生态重建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第四阶段为1998年至今，这一阶段大规模实施以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的生态重建。从1998年起，宁夏南部8个县（区）先后被列为国家“生态环境重点治理县”。2000年，全面开展了退耕还林还草工作，当年退耕还林还草20×104亩，以后每年有40×104～60×104亩耕地退耕，十年内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达到500×104亩。对年降水量在400mm以上的地区以还林为主，低于400mm的地区则林草结合。25°以上的坡耕地一律退耕，水土流失严重区域超过15°的坡耕地也坚持退耕，除退耕坡地还林外，还对荒山、荒坡造林，从而加速绿化步伐。政府对退耕还林每年每亩补贴粮食100kg，连续补助10年。退耕地经营承包权30年不变，谁承包，谁经营，谁受益，且可以继承。这些政策和措施对退耕还林还草给予了有力保证。

综观宁南黄土丘陵区几十年生态重建的历程，一个显然的事实是，生态重建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持，必须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经济发展必须变国家“输血式”扶贫为农民“造血式”致富，变传统的“生态建设”、“经济建设”为“生态经济建设”。宁南黄土丘陵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了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生态产业为主，只有发展生态产业才可以达到农民致富与生态好转的“双赢”局面，并最终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人地关系调控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是21世纪的主题。宁南黄土丘陵区属老少边穷地区，一方面存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需求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脆弱生态环境的严重制约，人地关系矛盾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系统）极不协调。人地系统是由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两个子系统交错构成的复杂开放的巨系统。根据系统科学理论，协调人地关系必须使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两个子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在结构和功能联系上保持相对平衡，使系统达到优化。同时，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实施地理工程。针对本区域PRED系统的特点，人地关系调控和可持续发展对策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宁南黄土丘陵区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半干旱区人口承载力的临界值。人口的持续增长是生态环境压力过大，人地关系严重失衡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控制人口增长是缓解人地关系矛盾，促进宁南黄土丘陵区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同时，应培养、造就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为协调人地关系和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动力。

生态移民是控制宁南黄土丘陵区人口数量，减轻资源、环境压力行之有效的人口分流工程，即把本区人口稠密、经济贫困地区的人口，有计划地搬迁至北部人口稀疏区和引黄灌区，开发宜农土地资源，加强山区和川区的交流。已有的成功经验表明，生态移民工程是宁南黄土丘陵区协调区域PRED的有效途径。此外，组织本区剩余劳动力进行劳务输出也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该措施一方面可以减轻本地人口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民转变观念，学习新技术，提高市场竞争意识和商品意识，增加农民收入，为本地区发展积累财富。

（二）加快区域经济建设

贫困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首先是消除贫困。自1983年中央把宁南山区列为国家“三西”扶贫区之后，已在该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扶贫开发工程，如扬黄灌溉工程、吊庄移民工程、生态建设工程等，并取得了巨大成效。今后的扶贫开发方略应以增强区域造血功能为主旨，培植和扩大经济增长点，彻底改变其生产方式。重点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培植拓宽第二、第三产业；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提升林、牧比例，培养和建立面向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耕作、畜牧制度。一是加强土地资源管理，把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与资产增值有机结合起来。二是大力推行生态农业，发展集约化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推广品种改良、地膜覆盖、节水灌溉等农业技术项目，解决粮食自给。三是瞄准市场，培植地方支柱产业，如煤炭深加工、建材、制药以及果品、枸杞、土豆、毛皮、蚕丝、清真食品和绿色食品加工等。应扩大经济效益明显的水果、药材、桑等经济作物栽培，引导发展庭院经济。同时，大力发展商业、运输业、服务业，积极组织劳务输出，以增加农民收入。并从改变当地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入手，实施山、水、田、林、草、路、住综合治理，确保扶贫的深入性和实效性。

旱地农业由于降水不稳定，导致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发展以高效生态持续农业为目标的引黄灌溉工程和节水窖灌工程，是宁南黄土丘陵区重复利用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提高土地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此外，宁南黄土丘陵区地处偏僻，受银川、兰州、西安等中心城市文化、科技、信息的影响小，这成为其长期以来贫困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实现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将其置于以发达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框架之中，加强其与周围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及中心城市在资源、技术和经济等方面的联系，强化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输出，使区域PRED系统内部各要素协调和优化，增强其内在的发展动力。

（三）大力开展生态环境建设

水土流失和干旱是影响宁南黄土丘陵区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积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以改善生态环境，保持水土，提高土地生产能力。西吉县黄家二岔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典型范例表明，采用小流域综合治理，可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生产能力。此外，宁南黄土丘陵区由于长期以来盲目开垦导致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垦殖率高，耕地所占比重大。因此，应积极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减少耕地比重，提高集约化水平，增加林、牧业用地，以改善环境状况。

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科学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其效益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因此，生态建设容易陷入“一面治理、一面恶化”的局面，也容易出现因资金、政策的不到位而半途而废的现象，更容易发生因生活贫困而导致的生态环境的逆向发展[5]。深化生态环境建设的关键，其一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以市场经济的思路创立生态建设的新机制，使建设者有较丰厚的收益，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退耕还林还草项目中，应注意生态林、经济林共济，解决好农民因退耕而引起的生活问题。其二是尊重科学，遵循生态学规律。本区生态建设前后历经六十年，但实际上是“年年种树不见树，处处种草不见绿”。其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按生态学规律办事，如树种、草种单一，适宜性差；草灌乔结构失调；阳坡、阴坡、沟坡、沟头植被类同等，造成植物多样性不够，因地形和气候的分异使林草成活率低，难以形成稳定的植物群落，容易诱发病虫害等问题。生态环境修复和重建的指导理论有：植被演替规律、多样性导致稳定性规律、地形和气候对植被类型的分异规律、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规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