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表达自己的思想主要靠两种方式，一个是写，例如发表论文和论著；另一个是讲，例如在研讨会和报告会上发表演讲。我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因为我的文笔一般，但口才还算可以，所以我喜欢用讲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参加了多少次的研讨会和报告会，而且我是逢会必讲，喜欢讲。我在研讨会与报告会上一般都不用讲稿，有时最多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而且基本上讲完之后就将提纲随手扔了，所以我自己并没有留下我在研究会和报告会上讲话的任何文字材料，现在再回想起来确实有些遗憾。

但是，有些研讨会和报告会的组织者，却非常细心，专门录了音，而且还根据录音整理出了文字稿，这些文字稿有的送给了我，帮助我留下来了一些在研讨会和报告会上所讲的话的文字材料。有些出版社对这些讲话录音整理稿很有兴趣，所以就拿去出了一些我的演讲集，前后共出了七本：第一本是1997年7月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为改革声辩》，收录了我1992年年初至1996年在有关研讨会和报告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稿，涉及当时改革中的有关理论问题与实践中的热点问题；第二本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在1998年年初出版的《谋划资产》，收录了我1996年至1998年在中国西部有关省市的有关讲话录音整理稿，主要涉及有关西部开发的问题及资产重组的问题等；第三本是1999年6月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的盛世忠言》，收录了我1993年到1999年在有关研讨会和报告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稿，主要涉及有关宏观经济及企业改制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第四本是中国经济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企业二次创业》，收录了我在1999年至2000年在有关研讨会和报告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搞，主要涉及中国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再次创新及改制等方面的问题；第五本是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新经济与企业裂变》，收录了我1997年至2000年在考察有关企业时的讲话录音整理稿，主要涉及有关企业案例的评价问题及企业改制重组的相关问题；第六本是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企业裂变》，收录了我2001年到2005年在有关研讨会和报告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稿，主要涉及有关企业制度创新及战略创新等问题；第七本是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转型中国》，收录了我近些年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有关讲话录音整理稿，涉及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及结构调整等问题。当然，还有些讲话录音稿被收入别人主编的有关著作中，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广东经济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大裂变——京城“四才子”指点社会转型的新财路》，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头脑风暴——中国少壮派经济学家演讲集》，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让梦腾飞——清华北大MBA讲坛》，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星星点点——中外名家系列讲座演讲集萃》，等等。

最近在翻阅这些讲话录音整理稿时，非常想回忆起当时发表这些讲话的具体场所，所以就拿来了地图，想统计一下我为了参加研讨会和报告会到底去了中国哪些城市。我发现我大致上走过了下列的城市，当然有的不仅去过一次，而是去过多次：中央直辖市，除了我所居住的北京市之外，有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还有中国的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的台北市和高雄市；河北省的石家庄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涿州市、高碑店市、保定市、廊坊市、沧州市、邯郸市、承德市；山西省的太原市、阳泉市、晋中市、大同市、长治市、晋城市、临汾市；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鄂尔多斯；辽宁省的沈阳市、大连市、抚顺市、锦州市、盘锦市、鞍山市、辽阳市；吉林省的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市；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牡丹江市、齐齐哈尔市、大庆市、鸡西市、佳木斯市；江苏省的南京市、镇江市、常州市、徐州市、南通市、海门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扬州市、泰州市、无锡市、苏州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昆山市、江阴市、扬中市、宜兴市、江都市；浙江省的杭州市、湖州市、宁波市、舟山市、绍兴市、金华市、衢州市、台州市、温州市、丽水市、余姚市、上虞市、临安市、富阳市、嘉兴市、义乌市、东阳市、慈溪市；安徽省的合肥市、巢湖市、淮北市、淮南市、马鞍山市、芜湖市、铜陵市、安庆市、黄山市；福建省的福州市、厦门市、莆田市、武夷山市、泉州市；江西省的南昌市、宜春市、九江市、上饶市、赣州市、瑞金市；山东省的济南市、德州市、聊城市、青岛市、滨州市、东营市、泰安市、淄博市、潍坊市、青州市、昌邑市、高密市、胶南市、烟台市、威海市、荣成市、海阳市、临沂市、日照市、菏泽市、济宁市、枣庄市、蓬莱市、章丘市、阳信县；河南省的郑州市、新郑市、开封市、许昌市、南阳市、三门峡市、洛阳市、商丘市、焦作市、济源市、安阳市、濮阳市、信阳市；湖北省的武汉市、孝感市、襄樊市、神农架市、黄冈市、黄石市、恩施市、宜昌市、鹤峰市、荆州市、鄂州市；湖南省的长沙市、岳阳市、吉首市、张家界市、益阳市、湘潭市、衡阳市、株洲市；广东省的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珠海市、中山市、东莞市、韶关市、惠州市、梅州市、汕头市、茂名市、湛江市；广西省的南宁市、钦州市、北海市、柳州市、桂林市、贵港市、玉林市；海南省的海口、三亚、五指山；四川省的成都市、攀枝花市、广元市、南充市、绵阳市、德阳市、眉山市、乐山市、宜宾市；贵州省的贵阳市、遵义市、凯里市、大方、仁怀市；云南省的昆明市、楚雄市、曲靖市、玉溪市、文山市、红河市、丽江市、大理市、保山市、潞西市、瑞丽市；陕西省的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榆林市、延安市、渭南市、汉中市、神木市；甘肃省的兰州市、白银市、嘉峪关市、敦煌市；青岛省的西宁市、格尔木市；宁夏自治区的银川市、石嘴山市；新疆的乌鲁木齐市、喀什市、库尔勒市、和硕、吐鲁番市、克拉玛依市、独山子、昌吉市、石河子市、米泉市。

由上述我去过的地名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中国的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和地级市，我几乎走遍了，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的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地级市，还去了不少的县级市。这倒不是因为我嫌贫爱富，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总是跟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热点问题的，一般来说，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的热点问题往往较多。因此，在上述这些地方参加研讨会和报告会，在会上基本上讲的都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热点问题。我曾为我的一本演讲集，即《为改革声辩》写了一个序言，这个序言能反映我在这些研讨会和报告会上的心声，因而特引用如下，作为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鼓与呼的表白：

“我的这本文集之所以称为《为改革声辩》，是因为文集中所收入的东西，要么是我在有关研讨会上的讲话，要么是我在有关报告会上的演讲。这些东西从内容上讲，都是与改革有关的，从形式上讲，都是首先用口讲出来的，然后通过录音或录像而整理成文的，口讲即声辩也，所以用了《为改革声辩》这个书名。

经济学家同普通人一样，在交流思想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工具，一个是笔，一个是口。人们通常讲的口诛笔伐，就是指人们在思想交锋中要综合使用这两件最基本的工具。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曾形象地称自己是口力劳动者，也就是指口是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工具。口和笔都很重要，因而这两个工具我都使用。尤其是口这个工具使用起来最为方便，成本也最低，所以我经常使用它。用它在不少研讨会上发言，用它在不少报告会上演讲。听的人觉得很有意义，就录了音，录了像，而且还把录音或录像而变成了文字。这些录音或录像的文字整理稿，有的被作为文章而发表，有的则被作为内部参考资料而传播。我非常感谢那些将我的口力劳动成果转化成为笔力劳动成果的人。但形成文字的发言稿或演讲稿，大部分都并未直接送我，都是我在偶然的机会发现或间接地得到的。久而久之，就有了不少这类文稿。闲来阅读时，自我感觉良好，发现这类文稿中的思想‘火花’不少。这类文稿都是在没有稿子的条件下顺口而讲的，然后由别人根据录音或录像整理的，并未经过我加工修饰，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些文稿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的思想：写文字稿时，往往是千琢磨万考虑，写的过程中首先是要考虑到哪些话不能讲，哪些话要讲得圆滑些，总之是要将自己包装起来，因而写成的稿就往往是无棱无角，甚至还会把真实想法埋藏起来；但顺口而讲就没有机会考虑了，往往不会顾虑太多，而是在环境与情绪的影响下，毫无修饰地脱口而出，真实思想一下子就通了出来，因而‘火花’往往会多一些。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感到将这些东西出版出来会有一定的意义。再加之它是口语化的，又都是一些大白话，无有理论语言的修饰，因而非常适合大众阅读。

……

总之，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年代，这个时代需要我们用新的观念去看问题，切不可逆潮流而行。我将永远用革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选自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亲历改革》，作为代后记的后半部分）

[1] 数据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数据中心的新华在线网。

[2] 数据来源于中国汽车协会网。

[3] 夏斌：《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有偏离》，载全景网，2002。

[4] 数据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数据中心的新华在线网。

[5] 数据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数据中心的新华在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