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传统经济体制是以传统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因而传统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要求经济理论的变革。但是因为各种原因,经济理论的变革往往滞后于经济实践的变革,因而经济理论的教学更滞后于实践的变革。因为经济理论教学滞后于经济实践变革的原因,比经济理论滞后于经济实践的原因,还要多,而且还很复杂。例如,作为已经熟练掌握某种经济理论的教师,往往就会因为不熟悉适合于实践的新的经济理论的教学而不愿意改革教学内容。甚至有些人还因为各种原因而只会教原有的经济理论,根本无法用新的经济理论从事教学,因而他们会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就是因为“饭碗”的原因,而反对经济理论教学的改革。所以经济理论教学滞后于实践的情况,就比经济理论本身滞后于经济实践的情况更为严重。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快速变革,但传统经济理论又顽强存在的国家,这种状况就显得更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经济学教学能跟上时代的变迁,就成了大问题。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个问题,就会出现误人子弟的状况,不仅使许多学生因为学不能致用而无法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且也会使学生花了很大的代价,却学了一些已被实践所抛弃的根本无用的经济学理论,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当然也会使实践所需要的有用人才却极大地短缺。
因此,如何能使经济学教学跟上经济实践的变迁,使学生能学以致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才浪费和资源浪费,就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济学教学的重大问题。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除了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离开过高校外,基本上一直在高校中学习和工作,对经济学教学滞后于实践的危害,有着深切的亲身体会,因而一直非常注重如何使经济学教学能跟上实践变迁的问题。我除了在自己的教学中尽量使教学内容能跟上实践的变迁之外,还非常注重教材的改革。1987年我刚刚从人大博士毕业,就同洪银兴同志一起组织全国十几家高校的青年教师,编写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出版,试图能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跟上时代的要求。后来我就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系主任以后,就更加注重经济学教学的改革,把它作为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经济系系主任期间,曾经组织了两套教材的编写,试图使教学更能符合实践变革的要求。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学系列教程。其中计划出版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社会主义微观等方面的教材,其中有三本书是我担任主编,并先后出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股份经济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出版。
第二,现代经济学系列教材。这套系列教材原计划出十本,包括经济学、现代金融制度通论、现代财政制度通论、产权与企业制度通论、产业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政策经济学。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十本教材并未出齐,只出了前四本。《经济学》(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我担任主编;《现代金融制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同他人合著;《现代财政制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同他人一同担任主编;《产权与企业制度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同他人合著。
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期间主持编写上述两套教材的目的,是为了使经济学的教学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从而造就出能适合时代需要的经济学人才。我当时为后一套教材写了一个序言,这个序言非常明确地反映了我们的这个目的,到现在我也认为这个序言并没有过时,所以引用于后,以便于说明我们为了使经济学教学能跟上时代要求的心情和目的: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转轨时期,随着这个体制转轨时期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必然会加快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进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冲动和活力,必然会使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促使我国国民经济在21世纪进入发达国家的经济行列。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与经济高速增长中迎接21世纪的挑战,是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历史使命。中国民族要顺利地完成这个首要历史使命,就必须要具有雄厚的人才基础。而这种雄厚的人才基础,又离不开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尤其是离不开作为现代化教育体系的极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学教育。
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上述首要历史使命,以及完成这种历史使命所必须具备的人才基础,决定了我国经济学教学必须要做到四个面向。
第一,面向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实践,即经济学教学必须要与我国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相结合,充分反映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与运作过程,充分反映我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使经济学教学摆脱严重脱离经济实践的现状,让经济学的受教育者真正懂得市场经济体制,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一般知识,成为自觉的现代市场经济主体。
第二,面向世界,即经济学教学必须充分反映经济国际化的进程,充分反映经济国别化及区域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结合的要求,充分反映国际经济的内在规律与运作过程,使受教育者掌握有关国际经济的知识与国际惯例,能从国际经济的角度分析问题,成为熟悉国际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开放型人才。
第三,面向21世纪,即经济学教学必须加快知识更新,改变教学内容与教学体系陈旧化的状况,充分反映21世纪经济变动的格局与发展趋向,使受教育者成为能够敏锐接受新生事物与具有长远眼光的跨世纪人才。
第四,面向教学,即经济学教学必须把培养能进行经济实践操作的高素质有用人才作为教学的基点,使经济学教学能符合受教育者自身的思维规律。不能再采用违背教育者思维进程的强制灌输的方式,而是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将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受教育者的思维接受进程相结合,形成良好的教学体系。
经济学教学要实现上述的四个面向,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有一套现代化的系列教材,因为教材是教学之本。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我们编写了这套现代经济学系列教材。试图通过这套系列教材,使经济学面向现代市场经济实践、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面向教学,寻找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发展之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编写一套能够面向现代市场经济实践、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面向教学的现代经济学教材,首先要自始至终坚持开放的意识,能够吸收与包容世界各国在经济实践中升华出来的经济学理论。世界各国经济实践对经济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我们不能以各种理由去狭隘地拒绝它们。我们认为,那些世界各国经济实践都所具有的经济范畴与经济运行规则,以及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般操作方式及政策,我们都应该将其吸收与升华,反映到我们这套教材中来。因此,我们在编写这套教材中自始至终坚持了国际化的方法论,使教材能面向世界,形成开放的体系。
其次,我们在编写这套教材中,自始至终坚持了发展的观点,力争将经济实践所创造的新知识、新范畴、新运行规则、新方式,等等,都充分地反映到教材中来。经济实践会不断地向人类社会提出新问题,而人类社会也在不断地解决这些新问题,这个过程不断地推进了经济制度创新、经济体制创新、经济运行创新、经济政策创新,从而也就不断地出现了经济理论创新。经济学教学当然要反映与体现人类社会的这些理论创新。因此,我们在编写这套教材中,自始至终力求反映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创新,使这套教材能够面向21世纪。
再次,我们在编写这套教材中,自始至终坚持了实践的观点,使这套教材能充分反映我国正在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要求,实现实践与理论的内在结合。因此,我们按照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实践要求来安排这套教材的基本框架与内容,力争能够全面地而且系统地将市场经济范畴及市场经济规则等体系化,并将市场经济一般与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相结合,从而使这套教材能够面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
最后,我们在编写这套系列教材时,自始至终坚持了教学第一的观点,没有将这套教材写成一般的理论著作,而是充分考虑了教学的需要。在编写教材中谈坚持教学第一的观点,似乎有些画蛇添足,难道编写教材不是为了教学吗?但是这在我国确实不是画蛇添足,而恰恰是强调得太少了。我国现代经济学教材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往往不顾及教学,而是大都要自成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理论著作,不注意学生的思维接受规律。因此,我们在编写这套教材中自始至终坚持了教学第一的观点,充分反映了循序渐进等学习的思维规律要求,从而使这套教材能面向教学。
总之,开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教学第一的观点,是我们编写这套教材的指导原则。但是,因为编写一套能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面向现代化市场经济实践,面向教学的系列教材,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巨的工作,需要克服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而我们这套教材肯定有许多错误与不足,还需要完善,我们恳切地欢迎各种批评,使这套教材在批评中不断完善。”
从后来的实践可以看出,我们当时的想法及做法都是对的,后来的经济学教学改革也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方向走过来的。因此,我对于我们在教学上试图适应实践变革的需要而改革经济学教学的想法和作法,从来无怨无悔。但因为当时人们对此问题的争议甚大,而且有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反应强烈,认为这样搞会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丧失在经济学上的指导地位,因而就个人来讲,这些教学改革对我自身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我到清华任职后,看到清华经管学院大堂立着清华经济系创始人陈岱孙老先生的塑像,而且塑像上有陈老的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只作了一件事:教书”。我对陈老这句话有深刻的感受,教书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要教好书也并不容易,因为这件事的社会责任重大,如果搞不好的话,就会误人子弟,有罪呀!因此,到清华任教后,我仍然关注经济理论的教学内容的变革,曾经和北大刘伟教授一起主编过一套教材,名为《北大清华学经济》,其中包括《经济学导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投资银行学》等15本,于2002年开始陆续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选自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亲历改革》,作为代后记的前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