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古代的本体论阶段、近代的认识论阶段和现代语言哲学阶段。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后面两个阶段的关系，“语言学转向”往往被用来描述哲学在这两个阶段实现的转换。如果我们用前面的界定，“现代语言哲学”应该圈定在后期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范围之内。我们的看法是，用语言学转向来表述从早期现代哲学向后期现代哲学进而向后现代哲学的转换，从总体上说是有道理的，但还存在着许多有疑问之处。这是因为，在19世纪中后期哲学中，语言学转向还只有不十分明显的迹象，在20世纪的哲学发展中，逐渐地但并非完全平衡地形成了语言哲学的重要地位。简单地说，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个传统都以某种方式关注语言问题，但出现语言学转向的情形并不同步，而且各有其复杂的内部情形。

在科学主义思潮中，语言学转向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一些哲学家把哲学看作是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他们试图以哲学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来消除形而上学。不过，对语言的这种关注后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就是出现了日常语言哲学取代人工语言哲学的情形，最终出现的则是心智哲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有学者认为语言哲学并不独立，它不过“是心智哲学的一个分支”[14]，另有学者认为，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心智哲学的地位开始上升，并“从语言哲学那里夺取了优势地位”[15]。与心智哲学的出现相联系，身体问题（或心身关系问题）和他人问题（或他心问题）也越来越重要。在人本主义传统中，最初的几个派别并不特别关心语言问题或者说语言问题没有上升为中心论题。像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实存主义这样的流派，虽然不能说与语言问题无涉，但它们集中关注的应该是存在—实存（être-existence）问题，其核心概念是身体、意志、情感、生命、意识、直观、存在、时间，而非心灵、逻辑、语言、结构、符号、分析。严格地说，只是在海德格尔哲学后期，才开始出现了语言学转向：海德格尔不再从个体的实存而是从语言着手来探讨存在问题。而在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中，语言上升为中心主题。这乃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的事情。真正说来，在人本主义传统中，身体问题始终有其重要地位，他人问题和语言问题则是相伴而来的问题。我们倾向于认为，真正体现后期现代哲学与早期现代哲学之间的断裂，并且进而向后现代哲学演进的应该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身体的渐次显现，其次是语言的不断扩张，最后就是他者的逐步浮现。这种情形在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中都有体现，尽管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在本书后面的三个主干部分中，我们将分别探讨语言、身体和他者三大主题在当代法国哲学中的演进，并在结语部分勾勒三者之间关系的总体图景。我们认为，这三大主题“合谋”瓦解了早期现代以内在性为指向的意识哲学，或者说瓦解了主体形而上学。

早期现代哲学关注的是内在性，围绕自我意识内向地追问人自身的本性和秘密，其目标是为人及其实存确定内在的根据。黑格尔说：“现在的一般原则是坚持内在性本身，抛弃僵死的外在性和权威，认为站不住脚。按照这个内在性原则，思维，独立的思维，最内在的东西，最纯粹的内在顶峰，就是现在自觉地提出的这种内在性。这个原则是从笛卡尔开始的。”[16]早期现代哲学表现为各种以人为中心的学说或主体形而上学。这些哲学虽然名为认识论，但明显不那么关注认识对象的性质，甚至很少关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而更多地围绕认识主体的性质来展开。套用福柯的说法，所谓主体或人具有“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的含混地位：被奴役的君主，被注视的观察者”[17]。这导向的是反思或自我意识，人返身向内思考他自身。早期现代哲学所关心的不外乎康德提出的三大问题：“人能够知道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可以期待什么？”简言之，是“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洛克（Locke）的《人类理智论》、莱布尼茨（Leibniz）的《人类理智新论》、休谟（Hume）的《人性论》、斯宾诺莎（Spinoza）的《伦理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人学”著作莫不致力于回答这一问题，最终给出的无非是“人是目的”这样的答案。

撇开经验和理性、经验主体和先验主体之间的表面分歧，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现代哲学中，先验主体无疑拥有绝对优势地位，最终表现为以内在的理性法庭裁定一切。斯宾诺莎说：“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18]但是，早期现代哲学最终说来都停留在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中，事物的次序和联系被悬置一边。唯理论显然维护的是观念的秩序，经验论从洛克开始也逐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更不用说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验论走向了。主体形而上学其实是一种意识哲学、观念论。当然，观念中的秩序或理性的秩序可以向两个方向运用，如果运用到经验的领域，出现的就是“人为自然立法”，如果运用到超验的领域，就形成一系列的“幻相”或“理想”，于是出现了科学的形而上学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分化。按康德的意思，传统形而上学涉及三个系列的对象，分别是“思维主体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现象的诸条件系列的绝对统一”“思维的所有一般对象之条件的绝对统一”，简单地说，分别涉及的是“对象意识之全体”“自我意识的全体”和“两者综合统一的全体”，并因此分别表现为所谓“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学”和“先验神学”三种形而上学类型。[19]

我们认为，这些类型在前现代哲学和早期现代哲学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示，但不同时代以其中之一为其核心样式。古希腊哲学大抵上与理性宇宙学联系在一起，中世纪哲学与先验神学密不可分，而早期现代哲学（尤其是唯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受到了理性心理学的支配。既然形而上学的各种传统类型都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实现”，黑格尔之后的哲学也就不再有等待开垦的形而上学的处女地。自此以后，哲学家们面临的是这样的处境：要么全盘抛弃传统形而上学，要么选择其中的一种形式，要么重新改造它们。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具有非常强烈的自身历史意识。事实上，后期现代哲学，尤其是后现代哲学始终寄生在形而上学传统中，以调和折中的方式来获得自身的形而上学表达。于是，世界、心灵、神三大传统形而上学主题通过变形或通过含混的融合构成了新的形而上学主题。按照我们的看法，后期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可以被统称为“此在形而上学”，正是一个“此”字克服了以理性心理学形式出现的早期现代哲学在“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僵硬对立。

此在形而上学关注的是实存性，围绕时间意识来描述人在周围世界、生活世界、文化世界中的处境，其目标是为人及其实存展现当下的根据。在后期现代哲学范畴中，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萨特的“人的实在”概念，梅洛-庞蒂的“肉身化主体”概念体现的都是世界、心灵和神三者的融通与变形。它们体现为外在和内在的统一，客体和主体的统一，体现为“道”真正变成“肉身”。它们把人锁定在周围世界、生活世界、文化世界之中，或者说人是一种在世存在。于是，早期现代哲学的诸种内在形而上学形式让位于后期现代哲学的各种此在形而上学形式。通过读解从蒙田（Montaigne）经由康德到萨特的哲学史，梅洛-庞蒂得出这样的看法：“只存在两种主体性观念：空泛的、与世界脱离了联系的、普遍的主体性观念和充实的、融入世界中的主体性观念。”[20]这其实从主体性观念的演进角度表达了从早期现代哲学向后期现代哲学的转折。我们注意到，“此在”意味着精神的“外化”，虽然它包含有否定先验论和观念论的尝试，但依然保留了精神性因素的核心地位。不过，这里所说的精神不再是实体意义上的东西，它与人的活动或行为（身体、话语、交往等）联系在一起，与人的意志和情绪体验（焦虑、绝望、畏惧等）联系在一起。此在形而上学因此揭示的是“心灵”或“精神”的物化或物质化（matérialisation），同时伴随的则是“身体”或“物质”的灵化或灵性化（animation），这意味着某种双向融通的进程。

就此而言，主体依然是一个中心范畴，但它已经改变了形态。按照德里达的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主导思潮是人道主义，但已经不同于战前的人道主义。德里达认为，即使人们不打算把萨特思想总结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口号，那也必须承认，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对情绪理论之类的描绘、他的最后概念、最后主题、无法取消的视域或起源都归结在“人的实在”这一范畴之内。德里达表示，“人的实在”这一译自海德格尔“此在”的概念初看有些古怪，却非常有意义，因为“人的实在的观念表达了重新思考人的意义、人的人性的计划。用这个中性的、未定的概念替换充满形而上学传统和记录着实体主义动机与意图的‘人’的概念，是为了悬搁构成人的统一概念的全部假定，也是对一直统治着法国哲学的理智论和精神论人道主义[布伦茨威格、阿兰（Alain）、柏格森]的反叛”[21]。人依然以主动性和自主性为特征，依然追求自由，但由于纯粹精神原则被抛弃，由于内在确定性的丧失，人必须在与自己的身体、与他人、与外物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保证。

从根本上说，意识主体已经被身体主体取代。“此在”问题于是可以在“感性学的、知觉的身体”“欲望的、与他人关系的身体”“身体与象征”[22]这样一些标题下进行研究。感性学身体研究针对的是与本己身体的关系，欲望的身体研究针对的是与他人的关系，而身体与象征系统关系的探讨针对的则是自然表达与约定表达之间的辩证法。很显然，人已经面临着深刻的“身份”危机，“身份”不再具有内在的确定性，它因为与身体、语言、他者的关系而处于某种未定状态中：不同的人有其不同的“此”时“此”地。其实，“此在”一词本身就别有意味。按照德里达的说法，一方面，海德格尔的“此在并不简单地是形而上学的人”[23]；另一方面，“此在虽然不是人，然而又非人之外的什么东西”[24]。我们用“此在”这一含混的概念，既可以表明后期现代哲学与传统主体形而上学的断裂，又可以见出它们之间的某种牵连：哲学永远无法撇开“人”，但后期现代哲学不再面对纯粹意识主体、超越的绝对主体，而是关注现身于某一处境中的主体。

尽管与后期现代哲学有颇多差异，后现代哲学依然可以归入此在形而上学之列。黑格尔之后的哲学从总体上看都主张某种形式的现象主义，以不同方式抛弃了内在性以及内在与外在的对立。单就人本主义思潮而言，在哲学领域实为现象学一统天下。在法国哲学中，实存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从胡塞尔哲学中吸取方法论资源，也都从海德格尔哲学中获得诗意灵感。但是，它们基本上抛弃了胡塞尔哲学中仍然十分强烈地维护的针对经验的先验化或纯粹化的努力，大体上认同胡塞尔对历史和发生的关注；它们同时也都非常赞同海德格尔对于此在在世的探讨，因此它们基本上可以归属于此在形而上学之列。我们不应该把属于后期现代哲学的现象学—实存主义与属于后现代哲学的结构—后结构主义简单地对立起来，它们实际上表现为现象学阵营内的不同立场，体现为关注生活世界或者说文化世界的不同努力。简单地说，现象学—实存主义旨在探讨个体实存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问题，看到了个体与社会的某种冲突结构，并因此主张和倡导个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和选择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同样探讨的是个体实存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问题，同样看到了个体与社会的冲突结构，但更多地强调了个体在上述关系中的被动性和从属地位。

真正说来，不管现象学—实存主义还是结构—后结构主义，两者探讨的都是经验与知识的关系问题，都看到了经验与知识之间的相互过渡，而没有停留在其中的一个方面，至少福柯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表示，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法国哲学被分成了两种潮流，“一种是关于经验、意义和主体的哲学，来自萨特和梅洛-庞蒂，一种是关于知识、理性和概念的哲学，来自卡瓦耶斯（Cavaillès）、巴什拉和康吉莱姆。主体问题在第一个潮流中始终是核心。不管理论家们是在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还是在语言学框架内工作，提出真理（或知识）与主体的关系问题的笛卡尔式的我思，始终都是出发点。在此关于主体（或者主体缺失）的思考导致关于知识的结论。巴什拉颠倒了哲学的先后次序，一开始就强调知识和知识的各种形构或变形，导致的是关于主体的结论”[25]。按照德里达的意思，当代法国哲学中的现象学人本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反人本主义源自哲学家们对以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的不同解读。前者因为其人类学和人本主义指向，形而上学特征更为明显一些，但后者也没有与形而上学脱离干系，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笔直、僵硬的对立。德里达通过游戏性地读解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共用的“fin”（英文“end”，有“目的”和“终结”双重含义） 一词，看到的是两者的相容甚至相通：“人的名字一直都被写在这两个fin之间的形而上学之中。”[26]

后现代哲学进一步推进了后期现代哲学开启的对于主体形而上学的瓦解。早期现代哲学将一切都观念化（idéalisation）、精神化（spiritualisation）了，内在意识主宰一切，这是一种推进和扩张纯粹意识的积极努力；后期现代哲学抑制这种倾向，但对于意识之类的东西还牵挂流连，只是把它们处境化了，为它们找到了现实的根基，但它们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后现代哲学在意识处境化的基础上把一切精神性的东西都彻底物化了，这是一种重新理解早期现代主体的命运的努力。有学者表示，笛卡尔的我思或意识主体因为不能够介入世界之中，所以是一个“旁观者”，也可以说是一个“被放逐的主体”，针对这种情形，只有两种方案可以解决，要么把自我和世界重新整合在一起，要么消解自我概念本身。[27]按照他的描述，马塞尔、梅洛-庞蒂、波伏娃（de Beauvoir）等人“阐明了结构性知觉和意识中的肉身化的主动力量，因此瓦解了不管对自我还是对世界的经验说明的可能性”；而相反地，福柯等人“让身体扮演了决定主体性的关键角色。他们认为，活的身体是一些强有力、常常冲突的强烈欲望，它们依据器官的内在组织，依据受社会控制的实践和规范的规训效果而产生不同的主体”[28]。

按照我对上述引文的理解，该学者没有明确地说明但暗含的意思是：现象学—实存主义代表了前一种努力，而结构—后结构主义代表了后一种尝试。这种看法与我们上面所描述的主体形而上学的瓦解进程不谋而合。梅洛-庞蒂等人否定纯粹意识主体，但也阻止取而代之的身体完全变成物质性客体，并因此试图把两者重新整合在一起，由此产生一种灵性化的身体主体（然而，用“瓦解了不管对自我还是对世界的经验说明的可能性”这样的说法明显容易导致混乱）。而在福柯等人那里，很显然，一种物化的身体取代了精神性的自我，也因此极端化了现象学的努力。人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地受制于诸多因素：人服从有关生命、生产和语言的规律，我们只有通过他的词、他的机体、他制造的产品才能够理解他。[29]人依然是在与自己身体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语言的关系中获得理解的，但处境意识获得了强化，意识甚至被消解了。因此，后现代哲学更加远离了以超然主体为核心的内在形而上学或意识哲学。无论如何，围绕身体、语言、他者三个角度，后期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使“此在”体现出远远超出早期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主体的“广度”，却丧失了“深度”（内在性），并因此最终导致了意识哲学或主体形而上学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