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现代哲学的历史演进中考察当代法国哲学[3]，其实就是把它放到法国哲学自身的主流传统中来理解。独立的法国哲学只有现代史以及后现代史[4]，而它的奠基者笛卡尔同时也是西方现代哲学之父，法国哲学因此与西方现代哲学及其转换完全同步。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概念。就实际情形而言，这里的研究涉及对“近代”“现代”“后现代”“当代”等概念的界定或限定。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代西方哲学一般指的是自笛卡尔至黑格尔的西方哲学。本书在借鉴国外表达的同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造，把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代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哲学、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19世纪法国精神论和实证论哲学、20世纪上半叶的英美分析哲学及大陆人文哲学都纳入现代哲学的范畴。我认为，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后现代哲学的兴起，西方哲学才告别了现代性，实现了一种新的哲学转型。换言之，我们通常所说的从近代唯理主义到现代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转变（从人本主义角度看），从近代经验论到现代经验论的发展（从科学主义角度看），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断裂，而是表现为一种内部的关系或张力，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哲学则真正导致了重大变化。据此，我把从笛卡尔时代到黑格尔时代的哲学称为早期现代西方哲学（Early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把黑格尔之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西方哲学称为后期现代西方哲学（Late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而把60年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称为后现代西方哲学（Post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5]这样的界定明显以定性为主，同时辅以时间规定。

但是，我们在说到当代西方哲学（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时，似乎单纯涉及某种时间上的限定，因为它与叙述者所处的年代密切相关，也因此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界说。[6]我们大体上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西方哲学算作是当代西方哲学。就法国哲学而言，则主要指的是现象学—实存主义（phénoménologie-existentialisme，本书把法国现象学、法国实存主义、法国哲学解释学涵括在法国现象学—实存主义这一称谓中）的鼎盛期和结构—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e-poststructuralisme，在涉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共性时，我们用这一称谓来表达，但并不排斥它们的分别使用）的全部历程、两个传统各自的后续发展以及最后出现的多元综合的时代。换言之，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当代法国哲学指的是柏格森（Bergson）生命哲学和布伦茨威格（Brunschvicg）新观念论哲学之后的法国哲学。

当代法国哲学主要包括两大传统：现象学—实存主义为一大传统，它大体上隶属于后期现代哲学范畴；结构—后结构主义为另一大传统，它基本上隶属于后现代哲学范畴。需要说明的是，法国科学哲学或分析哲学也有其重要地位。虽然它没有获得足够的承认，但我们在上述两个传统，尤其是在后一个传统中可以看出其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巴什拉（Bachelard）和康吉莱姆（Ganguilhem）等人所倡导的有别于英美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观念融入结构—后结构主义传统中。

我们希望厘清和把握两大传统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不是简单地断言两者完全对立，甚至武断地认为后者取代了前者。在我们看来，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马塞尔（Marcel）、列维纳斯（Levinas）、利科以及后来的亨利（Henry）、马里翁（Marion）等著名哲学家无疑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国现象学家，但该派的范围还可以扩大，结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阵营中的福柯（Foucault）、德里达（Derrida）、利奥塔（Lyotard）、布尔迪厄（Bourdieu）也都可以归属于这一流派。[7]当然，后面四位更多地带有“解构”而不是“建构”的性质，他们往往不愿意过多地把自己局限在比较专门或者严格的哲学范围之内，而是借助现象学的某些方法或策略来探讨其他学科，并因此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学术影响，为后来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德里达明显受到了现象学传统的影响，人们大体上承认他可以被归入现象学之列。[8]有学者表示，萨特和梅洛-庞蒂通过对对话的经验和知觉意识的兴趣，对现象学做了些许改变，而“德里达的贡献是原创性的”，在“对现象学最终基础的考察”中，他并没有“推导出主体已经死亡的结论”，而是“在一个更加严格的范围内推导出了主体的有限性”[9]。其实，福柯也与现象学关系密切。他对海德格尔（Heidegger）尤其是对《存在与时间》的关注，他对“经验—知识—权力”问题的探讨，他对审美实存论的建构，无不表明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许多现象学的因子，更为重要的是，他接受了海德格尔的“反人道主义”。[10]我们可以在比较宽泛的“现象学方法”的旗帜下或者说在与该方法的关系中将一些主要的当代法国哲学家关联起来。

事实上，在现象学—实存主义和结构—后结构主义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一方面，即使正统的现象学家也逐步朝着后现代哲学转向。梅洛-庞蒂既接受了胡塞尔（Husserl）和海德格尔的影响，又受到索绪尔（de Saussure）的深刻启发；通过评介和讲授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他推动了结构主义的诞生，有人甚至将其列为早期结构主义者，他无疑具有转折时期哲学家的性质。以文本解释学著称的利科则表示，他所揭示的叙事语言既是现象学所主张的主体意识的意向性，又是结构主义坚持的预先决定人的主体意识活动的客观结构。他进而承认他自己关于叙事问题的研究借鉴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及热耐特（Genette）的结构主义。[11]此外，列维纳斯、亨利、马里翁等人也接受了后现代哲学中的许多东西，或者，他们至少是在后现代哲学语境中从事现代哲学的事业。另一方面，许多结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比如，德里达和福柯从康德（Kant）、黑格尔等早期现代哲学家那里寻找后现代有关主题的源头，更不用说从后期现代哲学家马克思、尼采（Nietzsche）和海德格尔那里获得灵感了，他们也因此与现象学家共同分享着许多现代性资源。事实上，结构—后结构主义并不完全对立于现象学，因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运动是从现象学中生长出来的”[12]。德里达明确地承认结构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一致：“现代结构主义或多或少是在对现象学直接或公开的依赖中成长壮大的，这足以让它服从于西方哲学的最纯粹的传统，这个传统越过它的反柏拉图主义，将胡塞尔重新引回到柏拉图。”[13]在本书的论述中，我们仅仅把萨特视为一个引子，与他同时代的梅洛-庞蒂以及随后的一些人则是我们重点探讨的对象。

这就是我们对“当代法国哲学”的一个大致的圈定。这里的“当代”显然完全排除了早期现代，部分地排除了后期现代，后现代及随后的发展则完全被包含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