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维特根斯坦一百三十周年诞辰;2021年是《逻辑哲学论》发表的一百周年。维特根斯坦被认为是20世纪极为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其思想对当代哲学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本书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虽然当代哲学家们大多把维特根斯坦哲学放到分析哲学史的研究背景之中,但笔者还是更愿意强调维特根斯坦的非同寻常。
这种非同寻常首先表现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方式与他的个人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之中。战争结束之时,正是他的思想定型之日。战争不仅给了他战胜孤独和痛苦的勇气,更给了他体察人生之意义的机会。“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在世界中一切都如其所是地是,一切都如其发生地发生;在世界中不存在任何价值——如果世界中存在价值,那么这种价值也不会有任何价值。”(TPL,6.41)“如果善的或恶的意志活动改变世界,那么它只能改变世界的界限,而不能改变事实,不能改变可为语言所表达的东西。”(TPL,6.43)“死不是人生的一个事件。人不可能体验死。……我们的人生之为无限,正如我们的视野之为无限。”(TPL,6.4311)“神秘的东西不是世界如何,而是世界存在。”(TPL,6.44)“的确有不可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它们说神秘的东西。”(TPL,6.522)“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TPL,7)我相信,对于所有这些命题,只有经历了人生极限挑战之后的人才能领悟它们的真谛。所以,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本书或许只能为那些自己就曾思考过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或类似的思想的人所理解。……如果它能给一个读懂它的人以快乐,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TPL,P.3)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呀!这是一种只有那些经历过如此思想历程的人才能得到的快乐!
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思想从早期到后期的转变,据称源于许多戏剧性的场景,包括他在奥地利南部地区的小学校教书的经历,他听过的一场学术讲座,他读到的一条新闻,或者是他现场观看过的一场球赛,等等。但无论是什么,这些都说明他的思想转变来自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中的启发,而不是源于他思想自身的逻辑演变结果。换个角度说,要真正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及其变化,就必须了解他的生活,包括了解他的性格特征和为人处世的方式,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看似怪癖的事情找到合理的解释,才能对他的某些不合情理的行为感到释然。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与其生活经历之间的高度契合恰好表现出他的做人原则,即言行合一的品格。这里的言行合一,不仅是指他的文字思想与他的生活轨迹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是指他的思想产生就是对他的生活经历中所发生的一切的反思和发挥。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反映,是他的生命意志的外在体现。他的思想完全出自他的生命感悟,或者说,他的逻辑与他的伦理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他所说的话,《逻辑哲学论》不是一部逻辑学或哲学著作,而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对于这本书而言,重要的不是书里所说的内容,而是书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些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比说出来的东西更为重要。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凡是能够说出来的东西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且都是不重要的,而凡是不能说出来的东西反倒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无法说出来,所以也就是无法表达的,因而也就是无法思想的。无法表达的东西和无法思想的东西,却可以被用显示的方式揭示出来,并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才是那些能够说出来的东西中所隐含的存在。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非同寻常之处:他不是以行践言,或言必行、行必果,而是以言践行,或行在先、言为果。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他前期思想中提出的不可说而只能显示的东西,正是他后期思想中提出的语言游戏所加以显示的东西。如果能够理解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变化过程,就可以理解他的思想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表现为,他是用自己对语言游戏的描述去显示那些在他看来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内容。而对语言游戏的描述,其实就是一种语言活动,也是显示语言游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游戏规则是如何得到遵守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语言活动是如何进行的。维特根斯坦正是以对语言游戏的描述活动向我们揭示了隐藏在语言活动背后的生活形式。其实,这并非是一种隐藏,只不过是把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显示出来而已。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非同寻常之处。
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显示方式也是非同寻常的,这就是他的敏锐的透视感和对事物把握的整体感的体现。所谓的“透视感”是指他能够透过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看到现象中所呈现出来的事物样式,看到能够激发我们关注的事物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例如,他明确表示,《逻辑哲学论》中的所有逻辑命题都是重言式的,这就意味着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以其形式为真,与命题所描述的事实无关;相反,命题所描述的事实也是由于命题的存在而得到理解的。这样,他就把一切可说的东西都明显地说出来了,因此,《逻辑哲学论》的思想是透明的。同样,他对语言游戏的描述不是仅仅向我们提供了各种语言活动,而是借助于语言游戏去显示那些存在于语言游戏中的东西,这些东西本身是不可说的,只能用语言游戏去显示出来。其实,这些东西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生活形式”。的确,当我们谈论生活形式的时候,我们只能是在它们之外的,但由于我们无法超越生活形式,因此就无法去谈论它们。我们只能用语言游戏去显示它们的存在,如同我们只能用呼吸和生命的存在去显示空气的存在一样。这看似悖论的现象却恰好说明了语言游戏作为生活实践的重要意义:语言游戏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同我们行走、吃饭、睡觉一般。维特根斯坦看到,我们一切理论的缺陷恰好是忘记了行动才是一切思想的起点,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对理论说明的显示,而不是相反的。这种对行动与理论关系的理解可谓透彻地表明整个哲学的真正目的,即哲学不过是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不提供任何解释,也不提供任何理论,哲学就是把一切都摆在明处。这样的哲学观也只有维特根斯坦才能够提出来,因为他的一生就是如此透明,毫无遮掩,乃至于人们不得不给他的生活编排一些调料,让他的生活显得更加富有传奇色彩,比如他的同性恋情结、他在挪威山区的小木屋、他在都柏林的小酒店以及他在苏格兰的驿站等。
但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的非同寻常之处更在于他关于“综观”的看法。这里的“综观”就是要看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就是要整体地看问题,要见森林而不是只见树木。他在《哲学研究》中这样写道:“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词语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综观式的表现方式居间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因而,发明或发现中间环节是极为重要的。综观式的表现这一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一种‘世界观’吗?)”(PI,§122)其实,这里的“综观”就是“一目了然”的意思。他在剑桥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说:“哲学的一个困难是我们缺乏一种综览的视角(synoptic view)。一个村庄,我们没有地图,或只有一张有关一些孤立的部分的地图,对于这个村庄的地形,我们就会遇到那种困难。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村庄就是语言,地形就是它的语法。我们可以在村庄里走来走去,但是当被迫给出一幅地图时,我们就会弄错。”[1]哈克则把这种综观的观点解释为一种类似概念地形的东西。他这样写道:“一种综观就是某人从高处查看一片田地或一片由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宽广领域时具有的东西。当人们有了一种综观,就可以说出视野中的事物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中。……当人们获得一种综观,当人们清楚地把握了这片田地,人们就可以用一张地图的形式——或者,不那么比喻性一些,用描述成问题的表达式或语言的某个部分的主要语法特征的形式——来呈现视野中的东西。”[2]可见,维特根斯坦把我们对事物的理解看作一种类似鸟瞰的过程:只有从整体上把握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我们才能说自己对事物有了真正的理解。对此,我更愿意用“拓扑学”这个概念去说明维特根斯坦看待事物的这种方式。这里的“拓扑学”是一种类似地形学的概念,是把各种事物放到一个网络结构中,通过对网络中各种关系的描述去理解其中各个事物的定位和性质。这是一种典型的整体主义的观点。但正是这样一种整体感,使得维特根斯坦能够对任何事物都可以给出与众不同的理解方式,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非同寻常之处。
[1] Ludwig Wittgenstein,Wittgenstein's Lectures:Cambridge 1932-35,Oxford,Blackwell,1967,p.43.
[2] P.M.S.Hacker,Wittgenstein:Understanding and Meaning Part I:Essays,Oxford,Blackwell,2005,pp.309-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