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当代分析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分析哲学家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范围等关键问题做出了新的理解，强调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方法和风格的重要性。当代哲学家通过对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范围等关键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解，由此改变了以往对分析哲学的认识，形成了新的分析哲学图景。根据这种新的图景，分析哲学不再是一种哲学理论或流派，而是用来支持对话和宽容的一种力量，它的明显标志是运用论证和辩明来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也正是根据对分析哲学方法的这种理解，哲学家们对西方传统哲学重新做出了分析，并由此对当代哲学研究的时代特征给出了截然不同于欧洲大陆哲学的理解。根据我的理解，当代分析哲学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最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哲学的重新理解，二是哲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

分析哲学家们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研究取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主要依赖于分析方法在哲学文本考察和思想重构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英国的达米特还是美国的布兰顿（R.Brandon），他们都把分析哲学看作与传统哲学有着密切思想联系的哲学，试图从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中获取当代哲学发展的灵感。对分析哲学运动历史的完整梳理，不仅是对当代哲学发展历程的历史描述，更主要的是对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变迁的逻辑说明。这种研究在21世纪显示出更强盛的势头。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运动史的梳理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不少学者注重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特别是对德国唯心主义的重新理解。[17]他们都试图从分析哲学的视角重新阐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说明用分析的方法同样可以理解传统哲学并能够更好地说明它们的思想。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学者努力用分析的方法重新解读康德、黑格尔以及中世纪哲学。另一方面，也有哲学家力图从哲学史中寻找当代分析哲学中重要问题的历史根源，由此说明分析哲学问题的普遍性。[18]

所有这些表明，对分析哲学运动与西方哲学史关系的关注，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我的分析，哲学家们产生这种历史关注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分析哲学运动虽然起端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但由于西方哲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历史，因此，分析哲学的批判已经被看作属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正常情形，哲学家们由此就要讨论分析哲学的批判与传统哲学本身究竟是何种关系。其二，分析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虽然与传统哲学有很大不同，但由于分析哲学所采用的逻辑推理和语言论证的方法始终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因此，分析哲学家们对自身问题的讨论完全符合西方哲学研究的方式，哲学家们由此就要考察分析哲学家们讨论问题的方式与传统哲学家们的方式在何种意义上是相同的。正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当代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由此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当代分析哲学研究的这样一个重要特征，即分析哲学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现代延续。这里所谓的“现代延续”，不是指分析哲学直接继承了传统哲学的问题和方法，而是指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及其方式在根本上并没有完全脱离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在更广的意义上，更是对传统哲学的扩展和延伸。

当代分析哲学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哲学家们扩展了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这里所谓“基本领域”不仅是指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认识论、方法论、道德哲学等领域，而且包括了通过对哲学性质的重新解释而形成的专门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X哲学”，比如，“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等。后面这些研究领域虽然在传统哲学中并没有被看作是基本的，甚至有的还没有出现在传统哲学之中，但在现代哲学语境中则已经成为基本的研究领域。

分析哲学家们在形而上学领域的研究已经改变了西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的基本认识。我们知道，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主要讨论存在问题，其中涉及的话题主要包括本质与现象、实在与表象、世界与对象、事物与结构、意志与自由、上帝与人类等问题，讨论的方式主要以思辨来寻求概念背后的思想内容。然而，当代哲学自“语言转向”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哲学讨论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形而上学领域，哲学家们更加关心的是语言表达中的真理问题，讨论的话题也主要包括关于抽象物的语言学地位、意义与真理的关系、因果概念的实在性、变化中的事物同一性、知识的范畴基础等问题，讨论的方式则变成了通过逻辑的或语义的分析揭示语言表达式的含义。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分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问题研究的兴趣所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形而上学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进入21世纪后，当代英美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讨论表现出两个重要方向：一方面是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关注，如对时空问题、共相与殊相问题、死亡问题、部分与整体问题等的讨论。另一方面则是从纯粹的语言分析走向了对形而上学问题背后的人类存在本身以及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密切关注。同时，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与知识论问题的关系也给予了极大重视，这些都使得当代形而上学研究超越了“语言转向”本身带来的影响。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可谓有目共睹。近20年来，分析哲学运动中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或许就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领域中，这主要表现在知识论的重新奠基和逻辑性质的重新定位。这里的“重新奠基”是指，现代知识论不仅取代了传统的认识论而成为哲学家们争相热议的主题，传统认识论中关于认识的性质、来源、范围以及评价标准等问题都已经被替换为现代知识论中的知识的性质、分类、证明及其与心灵的关系等问题，知识的外在表达形式比认识的内在心理内容更为重要；而且，知识论被哲学家们看作处于哲学的中心位置，这个中心不是指一切哲学都以知识论为基础，而是指知识论的讨论总是会涉及哲学上的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如怀疑论、实在论、关于世界的知识、先天知识、德性知识、他人心灵、信念的本性、意志自由等等，这些问题在哲学研究中往往是与形而上学、道德理论以及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的。因此，现代知识论已经成为分析哲学在传统认识论研究领域中扩展的结果。

同样，从20世纪后半叶起，分析哲学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的出现部分是由于分析哲学运动自身发展的需要，如心灵哲学、知觉哲学、实验哲学、行动哲学等；部分是由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促成了分析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如认知科学哲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等。哲学研究新领域的出现不仅表明分析哲学运动的不断发展，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哲学家们比以往更为自觉地意识到哲学研究与科学发展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试图按照科学进步的模式反思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或者以哲学研究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总体看来，哲学家们在这些领域中的问题讨论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问题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回归传统的倾向，从哲学史中寻找思想资源并以哲学家们的经典论述作为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成为当前分析哲学研究中比较明显的趋势。第二，问题研究更多地结合当前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随时把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明显地显示出哲学家们试图为科学研究提供概念分析手段的主动意向。此外，在当前的分析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各种理论主张并存并且相互批评的局面，这说明分析哲学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变和发展时期。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代分析哲学运动发展中的三大转变以及21世纪以来的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分析哲学自身内部的不断反省和批判；在于哲学家们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更在于哲学分析方法的灵活运用。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直接面对社会的变化和科学的发展，能够以哲学概念的方式回应这些变化和发展给哲学带来的挑战和问题，而这种回应本身却是被标志为哲学研究的方法。当代分析哲学能够顺应这些变化和发展，也正是以其清晰明确的分析方法为标志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学习和借鉴的。

[1]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21、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 当代美国哲学家雷谢尔就明确指出：“分析哲学有两个实质上可分离的方面。一方面，它有其学说立场——它关于一个后哲学时代的意识形态展望，通过以下方式加以实现：或者去消解哲学领域里的传统问题，或者将其归约为经验的事实问题。……除了学说之外，还有方法、技术以及运作程式。这涉及这个纲领的方法论方面，后者包含这样的程序性命令：竭力将精确和明晰注入你的哲学工作中去。……作为一种学说纲领，分析哲学已算是一条死胡同，是一次失败。而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它已被证明是无限丰饶和多产的，并且在当代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内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有益影响。”[美]雷谢尔：《分析哲学的兴起与衰落》，见陈波、江怡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二版），1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3] 美国哲学家塞尔和英国哲学家达米特都曾明确表示过这样的看法。塞尔指出，“分析哲学是由一种关于两种语言区别的信念和一个研究纲领规定的。这两种区别：其一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区别；其二是描述的说话方式和评价的说话方式之间的区别。这个研究纲领是一个传统的哲学研究纲领，即试图探索语言、知识、意义、真理、数学等等有疑问的哲学现象的基础。”[美]塞尔：《当代美国分析哲学》，见陈波、江怡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二版），5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达米特则认为：“分析哲学有各种不同的表述，而使它与其他学派相区别的是其相信：第一，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第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种综合的说明。逻辑实证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在其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和美国以蒯因和戴维森为代表的后卡尔纳普哲学，尽管相互区别很大，却都坚持这些相互交织的准则。”[英]迈克尔·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于分析哲学已经走向末路的说法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哲学家罗蒂和英国哲学家科恩（J.Cohen）。见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和L.乔纳森·科恩的《理性的对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5] Tylor Burge，“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Mind：1950-1990，”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101，No.1，1992.

[6] [英]T.威廉姆森：《近40年来分析哲学的转变》，载《世界哲学》，2015（4）。

[7] Tylor Burge，“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Mind：1950-1990，”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101，No.1，1992.

[8] [英]T.威廉姆森：《近40年来分析哲学的转变》，载《世界哲学》，2015（4）。

[9] [英]T.威廉姆森：《近40年来分析哲学的转变》，载《世界哲学》，2015（4）。

[10] M.Dummett，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8.

[11] Peter Strawson，Individuals，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59，p12.

[12] Cf.Saul Kripke，Philosophical Troubles：Collected Pape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vol.1，2011.

[13] [英]迈克尔·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4] 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的该系列丛书中已经出版的20本著作既包括了对波尔查诺（B.Bolzano）、弗雷格、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斯特宾、卡尔纳普、达米特等哲学家的专门研究，也包括了一些专题研究，如分析哲学中的历史转变、摹状词理论、早期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中的判断与真理等，甚至还包括了塔尔斯基的最新文集《语言哲学与逻辑》。而且即将出版的6本著作还会讨论分析哲学与数学基础问题、行动哲学中的因果论与非因果论问题等，也包括对20世纪20—40年代科学哲学兴起的关注以及对斯陶德（G.F.Stout）的哲学心理学的研究。

[15] [美]汤姆·罗克莫尔：《康德与观念论》，中文版序言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6] Friedrich Stadler，The Vienna Circle：Studies in the Origins，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Logical Empiricism，Wien and New York，Springer，2001，pp.16-17.

[17] Tom Rockmore，Hegel，Idealism and Analytic Philosoph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P.Redding，Analytic Philosophy and the Return of Hegelian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T.Sorell and A.J.Roger，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8] Cf.Vincenzo De Risi，Geometry and Monadology：Leibniz's Analysis Situs and Philosophy of Space，Basel，Boston，and Berlin，Birkh?auser，2007； J.Miller，Topics in the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of Mind，Springer，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