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时间顺序，分析哲学运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早期形成阶段（也称为逻辑主义阶段），主要以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日常语言哲学阶段，主要是以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自然主义阶段，主要是以蒯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塞拉斯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戴维森的变异一元论和达米特的反实在论为代表。按照研究对象和领域，分析哲学运动也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是以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为内容的语言哲学阶段；第二个是以意识和意向性分析为对象的心灵哲学阶段；第三个是以知觉分析和心理分析为特征的认知科学哲学阶段。当然，这些阶段的划分是非常粗略的，完全是为了叙述和理解上的便利，事实上，各阶段也有许多相互重合之处。

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方式划分，分析哲学运动近40年来的发展的确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是从语言哲学到心灵哲学，这是分析哲学研究对象的重要转变；第二次是从反形而上学到形而上学研究，这是分析哲学研究态度的重要转变；第三次是从非历史的研究到对自身历史的研究，这是分析哲学研究方式的重要转变。可以说，正是这三个重大转变，形成了当今分析哲学运动的整体面貌。

1.第一个转变：从语言哲学到心灵哲学研究

根据美国哲学家泰勒·伯奇的解释，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语言哲学作为哲学活动的决定性起点的地位已经开始逐渐地并不可逆转地丧失了。人们的兴趣开始转向心灵哲学问题。[5]我们知道，语言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成为分析哲学运动中的主要内容，并占据了整个英美哲学的核心地位，甚至被称作“第一哲学”。伯奇认为，语言哲学获得这种地位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弗雷格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结果，他们的研究成果无可置疑地改变了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第二个是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与逻辑分析的密切结合，使得逻辑理论被用于分析日常语言，并得以产生对日常语言的重新理解，这就使得语言分析变成更多人可以运用的哲学技术；第三个是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基本原则的批判性反思推进了哲学家们对意义理论的深入讨论，特别是蒯因的工作直接推进了哲学研究新方式的发展；第四个是在指称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改变了传统的实指定义方式，转变为涉及更多指称环境和条件等因素的指称理论。我认为，正是由于令语言哲学取得辉煌成就的这些原因，使得语言哲学研究本身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也就导致了语言哲学从其至高地位开始日益衰落。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的确，语言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使得这种哲学达到了一种无法逾越的高峰，即“语义上行”的原则变成了一切哲学讨论的出发点：似乎只有满足严格的逻辑的或语义的分析我们才能被认为是有意义地讨论哲学问题，或者只有从语言分析出发我们才能进入真正的哲学讨论。可以说，正是在语言哲学的作用下，所有被看作有问题的传统哲学理论都得到了很好的处理，语言哲学家们似乎已经兑现了他们的最初承诺，即我们可以通过对命题的意义分析清除一切形而上学（当然也包括了被看作属于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虽然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怀有这样宏大的哲学抱负，但后来的哲学发展似乎并没有真正实现他们的最初理想。这里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哲学家认为语言哲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因此哲学的主要任务应当发生变化，这就是要从蒯因所说的从“语义上行”到“语义下行”，也就是要关注语言所代表的思想内容和外在对象；另一种情况是，语言哲学自身的日益专业化使得对语言问题本身的研究逐渐进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因而不再需要哲学家们的工作。应当说，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其实都与分析哲学自身内部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

按照威廉姆森的说法，分析哲学自身的困难至少表现在它无法完全用语义学和语用学处理我们在使用语言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之中。[6]实际上，早期分析哲学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蒯因、斯特劳森和刘易斯等人指出并试图加以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分析与综合的区分、还原论、语言使用的意义以及对象的指称问题等。经过后来的戴维森、克里普克以及达米特等人的努力，分析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似乎一直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和研究的重点。但在意义与指称问题上，分析哲学家们似乎难以从语言分析的路径中实现更进一步的推进，因为诸如如何用新的指称理论去解释弗雷格的晨星和暮星的问题，如何解释指示词的认知价值，如何解释有关命题态度的句子的真值条件和逻辑形式，以及解释从物的信念（de re belief）等问题，这些都无法用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方法加以解决。尤其是，在意义与命题态度之间存在一种系统的相互联系，语义分析本身无法清楚地说明这种密切关系。这样，对意义问题的说明就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后来的心灵哲学逐渐兴起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种转变的出现也有几个外在的原因。一个是心理学中计算机模型的兴起，这直接导致了哲学家们特别关注心理活动的计算机制问题，尤其是如何用计算语言表征心理活动的特性问题。另一个是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促使哲学家们重新认识科学的方法论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行为主义限度的批判。按照伯吉的说法：“行为主义影响了对心理学的实证主义解释，影响了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理论，影响了赖尔对心的概念的研究，以及马尔康姆对梦的话语和感觉话语的解释。”[7]然而，为心理词汇提供行为主义解释的努力最终却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科学家们发现，心理原因之所以有行为方面的后果，仅仅是由于这些心理原因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这样，对心理活动的行为主义主张就不得不替换为推崇考察心理活动自然状态和机能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这就使得心灵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强烈的自然科学的特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种心理学的发展，包括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等，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的出现，使得哲学家们有了更多的科学实验证据来说明哲学上的自然主义和物理主义等理论的有效性。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地断言心灵哲学中的问题都可以因为自然科学上的进步得到最终解决，但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心灵哲学逐渐兴起并在当代分析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重要结果，就是使得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建立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的联系。

应当说，分析哲学研究走向更为科学化的道路，这正是蒯因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所做的重要工作的结果。当他把认识论解释为心理学的一部分时，就注定了后来的分析哲学发展只能沿着科学主义的道路前进。由于早期分析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研究思路被蒯因等人拒斥为经验论的教条，因此一切无法经过科学验证的理论假说都被排斥在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无论这样的假说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还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中的一切普遍性断定都被作为满足科学研究要求的方便条件或工具，而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意义。早期的语言哲学研究虽然声称哲学的主要工作是为了满足科学研究要求的语言逻辑分析，但由于这种研究的主要对象还是传统哲学命题，因此，这种语言哲学研究依然被看作具有浓厚的哲学关怀和目的。然而，心灵哲学的兴起却基本上打破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哲学梦想。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哲学命题或哲学问题，而是科学命题和科学问题；心灵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哲学理论或主张寻求科学的支持和论证，而是从科学研究中获取哲学的灵感，或者是为科学的研究提供哲学的证明。由此可见，与语言哲学相比，心灵哲学研究具有更为明显的科学性质。

2.第二个转变：从反形而上学到重视形而上学研究

众所周知，当代分析哲学是以反形而上学起家的，以至于人们通常会把反形而上学作为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反形而上学主要采取的是两条基本路线，一条路线是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它坚持严格的意义证实原则，把形而上学作为毫无认识意义的胡说而加以抛弃。另一条路线是日常语言哲学，把形而上学看作是错误地使用日常语言的结果，完全不考虑日常语言的使用语境。然而，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后发生了重要转变，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发生了彻底逆转，从反形而上学转变为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研究，甚至分析的形而上学被看作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的分析哲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8]毫无疑问，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斯特劳森和蒯因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他们早在20世纪五十六年代就预见到了形而上学研究对于分析哲学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

通常认为，分析哲学运动中出现的这种从反形而上学到形而上学研究的转变，是早期分析哲学家们的反形而上学策略的失败，因而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胜利。然而，事实上，分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态度的这种转变，并非是对早期分析哲学反形而上学态度的完全否定，更不是试图回到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是出自自身更复杂的原因，这就是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背后的逻辑性质的重新理解。

首先，分析哲学家们对逻辑性质的理解不同于康德式的对理性能力的追问，而是类似于莱布尼茨式的对逻辑形式的特别要求。虽然刘易斯的模态逻辑、普莱尔（A.N.Prior）的时态逻辑、克里普克的量化逻辑等看上去在技术上更为精细，但他们都以这种新的逻辑系统彰显了他们对逻辑的形式要求，而背后的形而上学思想则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刻画。这种形而上学的追问与莱布尼茨对世界普遍语言的要求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能够通过一种特定的语言形式或逻辑性质，说明世界上不同的具体事物的共同特征。例如，刘易斯就把自己的工作性质描述为力求达到稳定均衡的观点。这里的稳定均衡其实就是对常识观点的诉求，即要求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达到逻辑与常识的一致。虽然刘易斯的模态逻辑遭到蒯因等许多哲学家的批评，但他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坚持这种模态逻辑是以数学语言表达我们对常识的一种接受。这种对常识的接受与斯特劳森的日常语言哲学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这些表明，分析哲学家们对逻辑性质的重新理解完全出于对事物本质的不断追问，而本质主义自然就成为这种形而上学追问的主要标志。

其次，分析哲学家们对逻辑性质的这种形而上学解释基本上采取了不同的语言方式。他们的解释虽然有着各自侧重和不同方法论取向，但在处理形而上学问题上却都是集中在语言表达式上。刘易斯追求的是系统地用数学语言阐述科学理论，斯特劳森则把哲学问题直接定义为语词或概念问题，而克里普克是通过结合语义词汇和形而上学词汇，说明有关语义词汇的解释可以更好地说明形而上学词汇的使用。而且，20世纪初哲学的“语言转向”也使得语义学和语用学方法成为哲学家们处理非语言问题的可靠工具。这些表明，尽管哲学家们对逻辑性质的形而上学解释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取向，但他们都依然属于“语言转向”之后形成的英美当代哲学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按照蒯因所提出的“语义上行”的方式确立起来的。

再次，分析哲学家们对逻辑性质的重新理解是按照知识论的方式，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方式。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方式是指，把逻辑理解为追问事物存在的最后根据，或者把逻辑看成支配我们理性推理的决定因素。但对于当代分析哲学家来说，逻辑的性质应当被理解为通过反思知识和被证成的信念后所获得的结果，也就是对知识本身给出的一种规范性的或描述性的说明。但这种说明却是以语用学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或者说，他们试图假定，任何一种这样的规范性或描述性说明都必须首先预设一种特定语境和说话方式。语用学比语义学能更好地处理知识问题的一个优势在于，对语言用法的具体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我们在说“我知道”时的真正意义。这样，对知识的任何说明都可以而且必须依赖于我们对表达知识的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由此构成了知识的成真条件。这些表明，重新理解逻辑性质的知识论方式不仅是对知识表达的基本要求，更是理解逻辑性质的重要途径，而对逻辑性质的知识论理解最终要解决人类思维活动的目的性问题。

最后，逻辑自身的发展也为我们重新认识逻辑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贡献。正如威廉姆森所言：“在认识论中，认知逻辑的模型使我们能够得出认识论断言的精确描述、适当简化的情形中的后承，远比其他可能方式所得到的更为严格和系统。……在形而上学中，竞争的逻辑通常为竞争的形而上学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结构核心：例如，量化模态逻辑是任何适当发展的模态形而上学理论的结构核心。尽管并非所有模态形而上学都能有益地看出逻辑，其关键部分可以。逻辑完全不像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取代形而上学，而是成为其核心。”[9]事实上，早在1991年，达米特在《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中就已指出，形而上学的争论恰好在于对关于实在的命题的不同解释，无论是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都是试图用逻辑的方法去给出对那些无法观察的实在之物的最终解释。[10]的确，对于实在论者来说，关于物理实在的陈述并不是由于我们观察到它们而具有真值，数学陈述也不是由于我们能够证明或证否它们而得到真值；相反，它们的真值是由于独立于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而存在的实在，这些陈述的真假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这种实在。而对于反实在论者而言，他们坚持的则是一种完全排斥排中律的立场。但无论是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它们都是以逻辑的方式表现哲学家们对命题与实在关系的不同理解。这些表明，逻辑本身的发展也为当代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复兴提供了重要保障。

当然，形而上学在当代分析哲学发展中的复兴，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哲学家们对知识与世界关系的重新理解导致的对哲学性质理解的变化。早期分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主要基于对表达形而上学的语言形式的逻辑分析，由此表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特征。然而，这种拒斥态度却由于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理解而发生了重要转变，正如斯特劳森所指出的，形而上学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关注就是对人类自身存在方式的关注[11]。当代分析哲学家对待形而上学问题态度的转变，正是基于哲学家们对哲学性质的重新理解。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对知识基础问题的讨论，还是普特南在其晚年对本体论与伦理学关系的重新认识，或者是克里普克在最新著作中对哲学问题的讨论[12]，都把目光投向了作为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哲学讨论，如怀疑论的基础、共相与殊相的关系、同一性与必然性等，并把这些问题讨论放到当代哲学的视域中，由此引发了当代形而上学问题研究的复兴。

3.第三个转变：从非历史的研究到对自身历史的研究

我们知道，分析哲学运动自产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非历史的哲学，这不仅由于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声称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哲学完全决裂，而且由于这种哲学本身的确体现出与传统哲学截然不同的特征。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对分析哲学运动的非历史解释受到达米特等人的挑战。达米特在1993年出版的《分析哲学的起源》中就明确提出，应当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意义。[13]该书的出版掀起了西方哲学界对分析哲学历史的强烈关注，围绕分析哲学运动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它与西方哲学史上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哲学家们发表了大量论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13年，比尼主编的《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出版，这部1200页的“巨著”全面反映了当代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史的最新认识，被看作任何从事现代哲学史研究的人都需要了解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由比尼主编并已出版20本的“分析哲学史丛书”更是全面探究了分析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的思想演变和重要主题，为当代哲学家们深入研究这个历史过程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14]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向我们表明，分析哲学已经走进历史。

分析哲学“走进历史”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分析哲学家更加关注对自身历史的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挖掘分析哲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才会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分析哲学产生的重要历史意义，从而理解分析哲学问题的重要价值；其二是指分析哲学家更加关注对分析哲学与西方哲学史关系的研究，试图通过揭示这两者之间思想上的血缘关系，由此表明西方哲学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分析哲学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继承。当然，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分析哲学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也可以用分析的方法解释分析哲学的性质，但我们似乎越来越感觉到，在当今的哲学语境中，分析哲学已经不再被看作一种历史的运动，也不再被看作一种可以普遍适用的哲学方法，而是一种真正能够让我们的思想寻求明晰性，让我们的表达具有逻辑性，让我们的讨论更具说服力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我们更加确定地理解哲学在处理一切问题中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分析哲学的确经历了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创立阶段，走过了牛津哲学的辉煌时期，得到了在美国哲学界占据主流的历史地位。从研究的对象上看，哲学家们也经历了不断尝试着从逻辑到语言再到心灵的研究历程，竭力说明分析的方法如何能够作用于不同的对象。从研究的性质上看，分析哲学走过了物理主义、现象主义、自然主义的不同道路，哲学与科学的密切关系在分析哲学那里从来就被看作哲学研究的预设前提。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分析哲学理应被看作独特的哲学研究方法，或者说，正是这种方法为哲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在经历了百年历史后的今天，我们反省分析哲学的历史会发现，这种哲学真正留给我们的遗产并非方法，而是看待这种方法的态度，是回归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精神，更是如何处理一切哲学问题的清晰路径。

首先，在当今的哲学研究中，分析方法虽然不断地被看作是分析哲学的主要标志，但很少有人直接把分析哲学直接等同于分析方法。而且，如何理解分析方法本身甚至也成为哲学家们存有争议的话题。虽然不少哲学家把分析方法与分析哲学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将“分析的时代”确定为20世纪英美哲学的主要特征，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识到，分析哲学所提倡的方法更应当在“治疗”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只有把哲学看作一种思想的疾病加以治疗，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哲学的意义。当代哲学家们在讨论分析哲学的时候，的确主要采取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从分析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考察分析方法的具体使用；一种是出于对分析方法与欧洲大陆思想方法之间差别的兴趣，从现象学和诠释学的研究中寻找分析方法如何可以适用于解读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等人的思想。这两种态度都表明了“分析哲学”在当今哲学家们心目中的意义：它并非可以用于谈论的历史故事，也不是可以直接使用的研究工具，而是一种处理哲学问题的态度，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哲学作用的态度。或许，“理智治疗”就是这样一种态度的最好体现。

其次，当代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家们近年来对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讨论成果远远超出了过去百年来的研究，而过去的一百年正是分析哲学在英美哲学中大行其道的时期。或许，有人会对英美哲学家们如今关心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感到不解，因为他们的哲学正是分析哲学早期的哲学家们竭力反对和攻击的对象，或者说，分析哲学的产生在思想背景上正是哲学家们反叛绝对唯心主义的结果。然而，仔细阅读一下当今哲学家们对康德和黑格尔思想的解读，我们就会发现，英美哲学家们的处理方式完全是纯学术的，而他们对思想的处理也是按照传统的分析方式。正如罗克莫尔（T.Rockmore）在为他的《康德与观念论》一书的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所说，“自从分析哲学在英国出现以来，对观念论的否定性的偏见就不断地转移了人们对它的注意力。然而，在西方，在分析哲学仍然盛行的地方，对观念论的详细考察就是面对那种偏见来恢复观念论的本来面目的一个机会”[15]。这或许正是英美哲学家们重新关注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原因。

最后，当代哲学家们还更多地意识到，分析哲学并非简单地是一种哲学方法，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清晰表达思想的方式。这就直接反应在比尼主编的《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的主要内容之中。他把这样的方式定义为论证、清晰性和严格性，指出弗雷格的逻辑是哲学论证的典范，清晰性是哲学思考和写作的最重要优点之一，但它不可能只体现在最好的分析哲学中。同样，不是只有分析哲学才重视严格性，在胡塞尔对狄尔泰（W.Dilthey）的历史解释学的批判中，他也强调哲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他认为，虽然我们无法把这些完全归于分析哲学的特征，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分析哲学的确比以往任何一种哲学都更为强调这些方式。当我们以历史的方式和方法论的方式谈论分析哲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种比它们更能说明分析哲学特征的方式，这就是思想上的民主和论证上的完美。前者体现了一切能够在哲学上讨论的话题都可以在分析哲学的语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仅包括了传统哲学问题的讨论，而且包括了当代欧洲大陆哲学问题的讨论。后者则宣布了哲学上的理想追求，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理想，分析哲学家们不断追问思想的论证如何能够以更为严格的方式加以细化，所以，分析哲学的方法才会给人留下“零打碎敲”的印象。

当然，这种“零打碎敲”的方式招致了许多批评和责难，特别是从传统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传统“宏大叙事”的角度看，这种方式显然无法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对问题的“整体”理解和解决。然而，历史地说，这种方式恰好符合经验主义的基本思想路线，即从当下经验出发以解决哲学的基本观念问题，而这里的当下经验则只能是碎片的、断裂的和短暂的。当然，这还只是表面的分析。应当说，导致分析哲学研究给人留下“零打碎敲”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分析哲学家们对哲学研究性质的不同理解，这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和维也纳学派哲学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牛津日常语言哲学中也有很好的说明。虽然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成员都强调以逻辑的方式重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这种逻辑方式是通过考察命题和句子的意义展开的，并主要体现为对逻辑规则运用的强调。逻辑规则的运用表现在具体考察命题和句子意义的活动之中，因此，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都把意义分析活动看作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哲学的性质也主要被理解为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并不期望对世界有整体的理解，也不奢望建立一套完整的解释世界意义的理论，它们仅仅是对每个具体命题意义的解释和澄清，因而自然会给人留下“零打碎敲”的印象。

我们知道，这种“零打碎敲”其实是针对“宏大叙事”而言的，由此这也成为分析哲学饱受诟病的主要理由。然而，我们有所不知的是，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活动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先验根据，这就是他们对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则的先天确证。对此，奥地利哲学家斯塔德勒就明确指出，在早期分析哲学的历史中我们总能看到哲学家们如何摧毁对理论构造的传统理解，他们由此认为，理论可以表达为一种使用规则的观察语言。[16]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所断言的：“我们必须先天地回答有关基本命题的所有可能的形式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基本命题的独特的逻辑形式，那么我们对它们还是有一个概念的。不存在一种由诸基本命题的诸形式构成的等级系统。我们只能预言我们自己所构造出来的东西。”（TLP，5.55-5.556）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这些表明，至少早期分析哲学家们在提出他们的哲学主张和逻辑分析时，心中已经有了对逻辑性质的先验理解，这就是要从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则先天性出发，由此分析语言的表达形式是否符合先天的逻辑形式和规则。如果从哲学性质理解的前提出发，我们必须承认，分析哲学对哲学性质和任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近代哲学对哲学性质的理解，即把哲学作为一种理解人类理性与世界关系的活动。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当今的分析哲学可以走进历史的必然性。

然而，看到了分析哲学走进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可以理解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特征。这种历史的必然仅仅说明了分析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并没有直接反映分析哲学的历史特征。这里所谓的“历史特征”，主要是指分析哲学家的思想与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包括了分析哲学运动在当今世界中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