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们讨论了皮尔士在分析哲学起源中的作用，主要还是从他的逻辑学和符号学方面谈的。这里我们要着重谈谈他的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关系问题。以往认为，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分属于不同的但有所交叉的思想流派，典型的例子是石里克对实用主义者刘易斯（D.Lewis）的批评。刘易斯认为维也纳学派的证实原则与实用主义思想别无二致，石里克则明确指出了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对逻辑地位的不同认识。但他同时指出：“刘易斯教授心目中的实用主义观点与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观点之间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分歧。如果在某些专门问题上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们可以期望通过细致的考察来消除这种差异。”[5]这表明，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这在皮尔士的思想中就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是穆尼茨（M.K.Munitz）把皮尔士放到他的《当代分析哲学》一书首篇的重要原因。

1868年皮尔士发表论文《四种无能的某些后果》，对近代哲学中的认识论给予了最为严厉的批评，提出以探究取代认识、以生存取代对应、以触觉隐喻取代视觉隐喻、以探索取代反映的思想方向，由此开始了蒯因所说的经验主义的第五个阶段，即自然主义阶段。这是以科学方法为主导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强调以客观实在为前提，以客观效果为标准的确立信念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特征在于怀疑和纠错，最终以科学信念的确立为目的。虽然皮尔士提倡的科学方法被后人批评为不甚清楚，但他由此提出的以信念取代知识的做法却正是分析哲学家们奋斗的目标。

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之间最具有思想联系的是意义理论。维也纳学派哲学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确立意义问题，石里克说：“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6]这在皮尔士那里也完全适用，他就明确地把运用科学方法的目的确定为对观念或语词意义的澄清。他在《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一文提出的“实用主义准则”就是对意义的说明：“考虑一下我们认为我们概念的对象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这些效果具有一些可以想象的实际意义。这样一来，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的全部。”[7]用概念的效果作为概念的意义，这也正是维也纳学派用证实作为意义原则的初衷，虽然他们更强调这种证实的最后根据在于逻辑上的可证实性。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准则就是一种意义理论。

当然，如果要深究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关系，我们就必须从实证主义的传统中寻找根据。怀特（M.White）曾在《分析的时代》中把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准则归结为三要素：假设主义、动作主义、实验主义。[8]这三要素的核心就是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方式，皮尔士自己将其称为“恰当的实证主义”（Prope-positivism）。这种实证主义的特点在于强调方法，即把实用主义的一切观点都理解为根据逻辑要求而形成的对实验对象的验证方法。[9]他说：“实用主义并不试图说出所有指号的意义在于什么，而只是规定一种决定知性概念即推理所赖以运用之概念的意义的方法。”因为“一种重大的方法将会修正自身，同时也修正各种学说。学说是结晶体，而方法则是酵母”。[10]国内学者张留华指出，正是这种对方法的强调，使得皮尔士的思想与詹姆斯、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区别开来，而与维也纳学派以及主流的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形成了呼应。[11]应当说，这完全符合实证主义的思想传统，由此可以看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哲学之间的思想脉络。

其实，关于皮尔士与分析哲学之间的这种思想联系，西方哲学家们已经给出了很多论述。罗蒂早在1961年就指出：“皮尔士预见并提前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所代表的那些经验主义发展阶段，他取而代之的一组远见卓识和哲学气质更像是我们在《哲学研究》及受后期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哲学著作中所见到的。”[12]德国哲学家阿佩尔（Karl-Otto Apel）则在《查尔斯·皮尔士：从实用主义到实效主义》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观点回看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我们在其中主要看到的是面向未来的一种‘科学逻辑’纲要。毋庸置疑，在分析哲学期间借助于数理逻辑所发展的科学逻辑，在技术细节上比皮尔士走得更远。但是，在我看来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科学逻辑工作由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计划所继承的基本二维（语法-语义）方法，从根本上要逊色于皮尔士的三维指号学方法。”[13]乔姆斯基则更为直接地说：“就我们正在讨论的‘语言哲学’问题来讲，我感到自己与之最靠近的、几乎是在解释他的一位哲学家是皮尔士。”[14]

不过，对皮尔士的思想与分析哲学之间的区别，当代哲学家还是有清楚的认识，但他们看到的更多是皮尔士不同于分析哲学家的独特性和超越性。例如，美国学者摩尔（M.E.Moore）就指出：“皮尔士的哲学教育和气质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分析哲学的那些奠基者。像弗雷格一样，他既尊敬康德又对其有所抱怨；但是皮尔士对于康德的认识以及有关哲学史的知识更为全面，对于康德的斗争以一种比在弗雷格那里更为根本的方式塑造了皮尔士哲学。像罗素等早期实证主义者一样，皮尔士自觉接受英国经验论的影响，但他同时比实证主义者们更为敏锐地意识到经验主义传统哲学的僵局所在。或许皮尔士与主流分析哲学之间最显著的差别，是他对经院哲学实在论的创造性利用以及对黑格尔的那种非常有限和慎重但却很真实的尊敬。”[15]不仅如此，皮尔士思想的原创性如今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的重视。首先，八卷本的《皮尔士文集》出版后，新的手稿整理计划已经在进行中，计划为30卷本的《皮尔士作品集：以编年为序》目前已出版11卷，而要全部整理出版的手稿，据估计为104卷。其次，大量相关研究著作陆续出版，哲学家们对皮尔士思想的原创性给予了极高评价。例如，费奇（M.H.Fisch）就明确表示：“美国迄今所产生的最具原创性、最多才多艺的思想家是谁？答案‘皮尔士’是不容争议的，因为任何第二个人都会远远逊色于他而不足以提名。”[16]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利高津（I.Prigogine）说：“皮尔士的工作似乎是朝着理解物理法则中所包含的多元性所迈出的领先一步。”[17]著名皮尔士研究专家豪塞尔（Nathan Houser）甚至说：“皮尔士是他所在时代最博闻强记的一位逻辑学家，不仅在理论和技术方面，而且包括在历史方面；有史以来几乎没有逻辑学家超越过他。”[18]霍克威则说：“皮尔士看起来是最具有现代性或当代性的哲学家之一。虽然他的许多观点存有争议或难以置信，不过，只要一读他的作品，我们就可能觉得他的许多问题与今天哲学所关切的议题紧密相关。”[19]这些评价充分说明皮尔士在当代哲学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也彰显了他与分析哲学之间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