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好友黄敏教授送来他的新作《知识之锚：从语境原则到语境主义知识论》，嘱我一评。知识论属于当代分析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哲学家们对知识的讨论本身就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黄敏教授试图通过对语境原则的重新构造，推出语境主义知识论的先验论证，由此说明一切知识论的前提都以心灵与实在之间的关系图景为基础，这也确定了知识论讨论必定关乎理性，而理性又内嵌于实践，因此，知识论只能以基于实践的语境主义为其思想之锚。我对书中的许多观点并无异议，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作者对纽拉特之船的解释。

“纽拉特之船”是维也纳小组成员纽拉特提出的一个比喻。他把我们的知识整体比作一只大船，我们必须像水手一样在大海上翻修这只船，而无须在干船坞上拆卸并用最好的部件修复它。纽拉特由此表明，一切知识都是以历史为条件的，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可以接受足够多的知识陈述，我们就可以坚持这样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任何片段都可以得到替换，以便保持整个知识体系的运行。根据这种说法，不存在任何可以被看作知识基础的东西。蒯因对此极为赞赏。他在《同一性、实指和实在化》一文中指出：“诺伊拉特（即纽拉特——笔者注）把哲学家的任务恰当地比作水手的任务：他必须在海上翻修自己的船只。”他由此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改进我们的概念系统、我们的哲学，同时又继续依赖它，作为支柱；但我们不可能使自己与它分开，把它与一个未经概念化的实在进行客观比较。”[17]蒯因借助于“纽拉特之船”是要说明，确立概念系统的实用标准是语言、科学和哲学的最高任务。

但在理解“纽拉特之船”的比喻时，我们似乎容易犯这样一个错误：我们误以为这个比喻是要说明知识论讨论不需要任何哲学的基础，因此才会得出反基础主义的错误结论。然而，事实上，纽拉特的比喻并非针对知识论上的基础主义，而是要反对以斯宾格勒（O.A.G.Spengler）为代表的一种关于世界观的看法。斯宾格勒在他著名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认为正是这种世界观的丧失使得西方世界面临没落的危险。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斯宾格勒试图用这样的世界观解释人类历史的演变。有趣的是，这种世界观据称对当代西方两位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在提到斯宾格勒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综观”的理解，这也被看作他解释“哲学语法”概念的重要方式。他在《哲学研究》中写道：“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一种‘世界观’吗？）”（PI，§122）

而纽拉特却在他的《反斯宾格勒》一文中提出这个船只比喻，他是要借此说明，并不存在这样的世界观，一切基于完美观点的行动都不过是伸向襁褓的黑手，而试图包罗万象的世界观也就是试图预期那些不可预测的结果。最终，我们的一切思考都基于这种不完满性，但我们又必须带着这种不确定性前行。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意识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纽拉特用了船只比喻，说明人类的命运（包括人类知识本身）如同在不确定的大海上航行的船只，我们无法靠岸（得到确定性），所以只能在海上修补自己的船只（比如，以新的知识替换旧的知识）。[18]显然，“纽拉特之船”的比喻并非针对卡尔纳普的基础主义。

而且，蒯因在借用“纽拉特之船”的比喻时也不是为了反对基础主义，而是反对把我们的概念与概念之外的非概念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作为评价概念系统基本变化的唯一标准。他明确地说：“我认为，要问一种概念系统作为实在的镜子的绝对正确性，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评价概念系统的基本变化的标准必须是一个实用的标准，而不是与实在相符合的实在论标准。”[19]蒯因认为，作为抽象物的概念与我们用语词去实指的具体对象具有截然不同的本体论地位。我们无法把概念看作是对非概念的实在的客观反映，否则我们就必须首先具备已然被强加于实在的某种概念了。这必然导致论证上的恶性循环。同时，我们又不会接受一种宿命论的结论，即认为我们生来就受制于我们成长于其中的概念系统。如此这样，我们就只能接受一种改良的策略，我们能够一点点地、一条条地改变这个系统，但又无法完全脱离这个系统而求助于之外的某个东西。这正是“纽拉特之船”的寓意所在。

然而，我们通常却错误地把这个比喻理解成纽拉特以及蒯因对基础主义知识论的批评，由此得出了类似反基础主义知识论的结论。当然，如果我们追问知识的基础问题，或许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种是以否定的方式取消知识基础问题，试图用实用主义取而代之；另一种是给出不同于传统知识论的替换方案，或如黄敏教授所提出的语境主义知识论，或如以盖提尔为代表的怀疑主义知识论。前一种路径显然正是蒯因所采用的，但更多的哲学家选择了第二种路径，虽然他们给出了各种不同的替换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先验论证似乎被看作一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怀疑主义的有效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对知识的辩护首先是一种语义学意义的先验阐明，即通过对知识命题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结构作用来对知识命题的有效性给出辩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从康德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发展线索，也就是为知识论的构成方式寻找一条可行的路径。

[1] 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1卷，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美]王浩：《超越分析哲学》，193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 [美]王浩：《超越分析哲学》，19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4] [美]王浩：《超越分析哲学》，195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 [美]王浩：《超越分析哲学》，217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6] [美]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传》，3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7] Friedrich Waismann，Philosophical Papers，ed.by Brian McGuinness，Boston，D.Reidel，1977，p.36.

[8] [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1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9] [德]M.石里克：《普通认识论》，英译者绪言，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0] [德]M.石里克：《普通认识论》，英译者绪言，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1] [美]石里克：《普通认识论》，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2] [美]石里克：《普通认识论》，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3] [美]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4] [美]石里克：《意义和证实》，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49页。

[15] [英]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1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6] [奥]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7] [美]威拉德·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7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8] Otto Neurath，“Anti-Spengler，” in M.Neurath R.S.Cohen，eds.，Empiricism and Sociology：Vienna Circle Collection，vol.1，Dordrecht，Springer，1973.

[19] [美]威拉德·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7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