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能够说明维也纳学派与维特根斯坦之间密切关系的历史事实莫过于该小组的部分成员与维特根斯坦之间持续多年的非正式讨论。这个讨论已经被当事人魏斯曼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并由麦吉尼斯（B.F.McGuinness）编辑出版。[14] 那么，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之间的关系，我们究竟能够从这些讨论中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

麦吉尼斯在他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一书撰写的编者说明中，已经清楚地描述了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魏斯曼、卡尔纳普和费格尔等人的交往过程。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维特根斯坦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就是说，他最后能够与维也纳小组的成员进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而不是主动的。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维特根斯坦在完成《逻辑哲学论》之后似乎并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哲学研究，这在该书的序言中就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这里所陈述的思想的真理性，在我看来则是无可置疑和断然确定的。因此，我认为，问题已经在根本上彻底解决了。”（TLP，p.4）的确，维特根斯坦在返回维也纳之后就到了奥地利南部的小学校任教，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哲学界；而且，就在拉姆塞前往他的驻地邀请他重返哲学界的时候，他还表示自己在哲学上已经无事可做了。1924年年底，石里克写信给维特根斯坦，希望能够与他见面，但维特根斯坦似乎并不愿意与他会面。直到1927年年初，两人的首次相见才得以实现。虽然维特根斯坦很快就接受了石里克，但他在最初却始终对这个陌生人抱有怀疑和犹豫的心态。其二，维特根斯坦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否有必要对他人解释自己的著作。这与他当时的思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在1926年之后就开始重新考虑一些哲学问题，但这些考虑与他的前期思想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就是说，他这时候的思想可以说是全新的。所以，在他看来，似乎没有必要再向他人解释自己《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更何况其中的一些思想对于他而言已经或正在变得陌生起来了。

当然，在与一些朋友的讨论和交谈中，维特根斯坦逐渐意识到自己前期思想中的一些问题，并开始试图把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与《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联系起来，由此可以更清楚地厘清他正在考虑的问题。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最后答应与石里克、魏斯曼、卡尔纳普等人共同讨论的主要原因之一。[15] 根据麦吉尼斯的描述，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的交流开始于1927年，但从1927年到1928年的交流并没有留下太多记录，除了与拉姆塞有关的数学基础问题之外。直到1929年年底，维特根斯坦才开始与维也纳小组的成员进行相对稳定的交流和讨论，双方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大约持续到1931年年底。随后的几年中，维特根斯坦始终保持着与石里克、魏斯曼等人的关系，但没有进行固定的学术讨论，石里克1936年被杀和魏斯曼1938年移居英格兰，使得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完全中断。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详细讨论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部分成员共同讨论的内容细节。我们更为关心的是，维特根斯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的前期思想，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们又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他的思想。

根据魏斯曼的纪录，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交流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完全由维特根斯坦本人独白式的解释，另一种则是他对石里克、魏斯曼等人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从篇幅上看，前一种形式的内容占绝大部分，而与他对话者似乎只有石里克和魏斯曼两人。从卡尔纳普和小组其他成员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虽然维特根斯坦在1927年开始与小组成员接触，但到1929年年初，他就基本上结束了与除石里克和魏斯曼之外的其他小组成员之间的联系；而且，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他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交流是不甚愉快的，所以是他主动结束了与他们的联系。对此，卡尔纳普等人还深感遗憾。如今没有任何历史纪录能够说明为什么他要结束这种联系，但从其他人的回忆中似乎可以看出个中端倪。卡尔纳普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尽管我们和维特根斯坦在态度和性格方面的分歧是只是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我深知，维特根斯坦始终能够感觉到这种分歧的存在；并且与我不同的是，他一直为这种分歧所困扰。”[16] 艾耶尔则认为：“断绝关系的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维特根斯坦认为卡尔纳普有剽窃之嫌。他总是害怕别人剽窃或歪曲他的思想，这种畏惧几乎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17]从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材料中得知，维特根斯坦的确在性格上有一些缺陷，他对他人的态度总是过于敏感，总是怀疑别人剽窃了他的思想。正是这种怀疑导致了他与卡尔纳普的断交，也导致了他与魏斯曼的最后分手。[18] 他与石里克和魏斯曼能够进行持续近五年时间（1927—1932）的讨论，其中的原因有两个：其一，石里克的个人魅力使维特根斯坦感到有了可以对话的对象，他认为“石里克是一个水平很高、理解力很好的对话者，是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人”。[19]而“石里克本人无论是在哲学观点方面还是在性格方面都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乃至卡尔纳普抱怨说：“在以后的那几年中，我觉得，石里克在我们小组的讨论中有时似乎抛弃了他通常所保持的那种冷静和批评的态度。他在接受维特根斯坦的某些哲学观点和立场时不能通过合理的论证来为这些思想辩护。”[20]其二，魏斯曼从他们讨论一开始就表明要对《逻辑哲学论》的思想做出解释性的说明，并且在1929年预告出版《逻辑、语言和哲学》，作为即将出版的“科学的世界概念丛书”的第一卷。维特根斯坦非常支持魏斯曼的这个做法，允许他记录整理他们之间的讨论内容，甚至向他提供一些自己的手稿。而且，当维特根斯坦得知魏斯曼将于1930年在一次会议上阐述他的数学哲学思想时，他非常高兴。事实上，他非常希望魏斯曼能够在各种会议场合宣传他的哲学思想。这些情况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表明，维特根斯坦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从内心渴望自己的思想为更多的人所知，但又始终担心自己的思想遭到他人的歪曲或误解。正是这种矛盾心态导致他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总是疑心重重，谨小慎微。

尽管魏斯曼对维特根斯坦谈话的纪录不能完全看作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思想的真实表达，但纪录的内容至少可以向我们表明维特根斯坦当时关心的主要问题所在。我们知道，石里克邀请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成员交流的最初目的是向他们讲解《逻辑哲学论》一书的思想，由此解决一些在他们看来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我们从魏斯曼的记录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与其说是维特根斯坦对他早期思想的解释，不如说是批判。还有一些东西是他早期思想中没有的，而正是这些东西引出了他的后期思想。

关于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前期思想的批评，在魏斯曼的记录中随处可见。例如，关于对象的存在和基本命题的形式，维特根斯坦放弃了《逻辑哲学论》中完全以逻辑构造说明它们的方式，认为“对对象的整体理解就是最紧密地与命题的主谓形式相联系”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基本命题的逻辑建构与命题的逻辑建构没有丝毫相似之处”。[21]关于日常语言，他不再坚持必须使用逻辑的语言才能表达清晰的思想，而是认为“我们无须去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或者去构造一种符号系统，会话用语就是语言，前提是我们使它摆脱不清晰状态”。[22]关于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中所没有的东西，更是构成了魏斯曼记录中的核心部分。应当说，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的讨论并不是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前期思想，而是向他们阐发自己最新的思想发展。“从小组成员和维特根斯坦的谈话记录，或许还有魏斯曼为了解释《逻辑哲学论》而于1930—1931年提供给小组成员以供讨论的那些论题中我们至少能看出维特根斯坦思想变化的某些个别的特征。”[23]哈勒甚至假定，源于维也纳小组的某些问题同样刺激了维特根斯坦的某些新思想。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本人就曾指出，他这时的想法“离《逻辑哲学论》的立场已经很远了，‘我今天已不赞同该书里的许许多多表述’”[24]。由此，麦吉尼斯推断说，维特根斯坦这个时候的想法似乎并不是他深思熟虑的观点，其中有些观点后来以更为准确的形式出现在当时正在准备出版的《哲学评论》之中。所以，麦吉尼斯提醒说：“要把这些记录视作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的表达，必须非常谨慎。”[25]

以上证据可以清楚地表明，维特根斯坦在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交流中并不是在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早期思想，而是在从事新的哲学思考，所以，后来的研究者都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一书看作他思想转变时期的重要著作，而从来没有把它归入《逻辑哲学论》时期。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石里克、魏斯曼以及费格尔、卡尔纳普等人真正理解了维特根斯坦向他们传达的新思想。从他们后来的著作和文章中我们看到，他们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这样一些观念，如对逻辑和逻辑命题的解释（逻辑陈述的本质仅仅在于其形式和结构）、关于经验命题的观点（被我们描述为实在的一切都可以是其他的样子）、关于哲学的本性和任务的看法（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的本质在于对语言的批判）。[26]显然，这些观念都是《逻辑哲学论》中早已阐述过的，而不是维特根斯坦在与他们讨论时阐述的新观念。实际上，只要仔细阅读一下魏斯曼留下的记录，我们就会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其中讨论的话题远远超出了《逻辑哲学论》，很多内容后来出现在了他的《哲学评论》《哲学语法》以及《哲学研究》等著作中，例如，对空转的轮子的论述、对疼痛感觉的分析、对颜色的分析、游戏与规则的概念、对语句的理解等。由此可见，维也纳学派并没有从与维特根斯坦的交流中获得他们所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