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的性格特征与他哲学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研究者们热心关注的话题之一，并被作为研究哲学家个人生活对其哲学影响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同时，维特根斯坦的独特性格也往往被看作是进入他哲学思想宝库的一个主要障碍，以至于由于他的性格怪异而造成人们对他哲学思想理解的困难。这样，了解他的性格，自然就成为真正理解他的哲学的第一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的性格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复杂、神秘或怪异，而是一种简单、真诚、朴实风格的自然显露；而所谓的怪异，不过是由于他的性格不合社会的时尚而已，并无任何病态可言。

从历史上看，任何被后人称为伟大的思想家，似乎都有着异乎常人的特殊性格，如笛卡儿的喜好孤独、斯宾诺莎的谨小慎微、康德的严格作息、黑格尔的忧郁暴戾等。当然，我们不能根据他们的性格判断他们的哲学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思想家的性格对他们思想的形成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某些思想家来说，这种影响的重要性表现在：不了解他们的性格，我们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思想。维特根斯坦正属于这样的思想家。从以上对维特根斯坦的个性分析中，我们可以把他的个性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维特根斯坦的性格是矛盾混合体，即他既希望他人理解他的思想又总是怀疑他人对他有所误解，既喜欢孤独隐居又希望与人交往，既反感他人的细小过失而自己又常常不拘小节。他对他人的严格要求来自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似乎总是对自己有一种强烈的自责，以思想上的严格性和生活上的简单性要求自己。这种自责表现为他总是与自己作对，希望自己能够比实际做得更好。所以，他常常在讲座中或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自己“太笨”，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能力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种矛盾心理始终伴随着维特根斯坦的思考和生活，使得他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思考记录，不断寻求更好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同时，在生活中，他也对自己情绪多变的性格感到不满，特别是常常为自己对他人的不礼貌态度而在事后感到后悔，并向当事人表示歉意。但每当遇到具体问题时，他又会把这种懊悔置于脑后，对他人的误解或在某个问题上与自己的不同看法做出某种不甚友好的举动，即使对自己最密切的朋友也不例外。

的确，维特根斯坦在与他人争论时表现出的粗暴态度已众人皆知，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在主持欢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讨论会上与波普尔争论的情景。当时，波普尔应邀来剑桥做关于哲学的困惑的报告。当波普尔讲到道德问题时，维特根斯坦打断了他的话，说哲学问题其实远比波普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此这个报告并没有解决大家的困惑，相反倒使大家更糊涂了。对此，波普尔反击道，他不过是用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们时下所写的一些东西作为哲学困惑的例子罢了。听了这话，维特根斯坦的反应显得异常激烈。他挥舞着当时正好拿在手上的拨火棍向波普尔质问：“那么，请你给我一个符合人们公认的道德规则的例子！”波普尔也不示弱，他反唇相讥道：“不要带着拨火棍威胁访问学者！”维特根斯坦听后勃然大怒，立即摔门而去。但当时在场的罗素马上又把他拉回来，对他叫道：“维特根斯坦，这就是你的错了！”[9]维特根斯坦还有一次激烈的表现是对他的好友马尔康姆。据马尔康姆回忆，那是在1939年的冬天，摩尔（G.E.Moore）在伦理学学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在讨论中，维特根斯坦对摩尔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而当时参加讨论的马尔康姆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批评忽略了摩尔论文中的某些重要看法，所以他插话说，维特根斯坦对摩尔的批评是不公平的。但令马尔康姆吃惊的是，会议刚一结束，维特根斯坦就立即走到他的面前，眼里闪着愤怒的火花，对他说道：“如果你还懂事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从没有对任何人不公平过。这表明你根本没有听懂我的课。”说完，维特根斯坦就扬长而去。[10]

从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表现可以看出，他脾气暴躁，缺乏足够的耐心。这直接影响到他与别人的正常交流，使人感觉难以沟通。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这个坏脾气也深感不满，认为自己完全缺乏教师应有的耐心和循循善诱的品质，这很可能会妨碍学生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但从维特根斯坦的思维特点来看，他的这些过激表现其实正是他率直性格的自然表露。因为他不能容忍任何虚伪做作，对他不同意的观点看法马上就要表明态度，绝不含糊暧昧或拐弯抹角。这种有些近似孩子般无忌的表达方式，使他得罪了不少朋友和同事，甚至是很密切的朋友和热忱的追随者。此外，虽然他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往往是针对他所讨论的问题，但他有时仍然会对与自己争论的对手耿耿于怀。所有这些性格和品质都反映了维特根斯坦人格上的矛盾特征。

其二，若从与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来看，维特根斯坦的性格特征并非简单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他哲学思想的现实表现，或者说，他后期哲学的思想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他的哲学正是对他性格特征最好的理论说明。坦率诚实、厌恶虚伪、边想边写、不断改变自己的想法——所有这些性格特征和思想风格都充分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他的坦率使他的哲学思考中充满了许多新颖的论述，特别是对过去哲学和以往思想家的评价，往往使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些振聋发聩。例如，他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作“黑暗的时代”，认为他的书可以为智慧的人带来光明；他认为培根的书里充满了矛盾，而康德的书则给人以启示；同时，他还高度评价当代的思想家克尔恺郭尔（S.A.Kierkegaard）、陀斯妥涅夫斯基（Dostoevsky）、托尔斯泰（Tolstoy）、魏宁格（Weininger）等人，而这些人的思想却往往并不为当代英国哲学家所重视。[11]维特根斯坦对任何虚伪做作都毫不留情，在他的哲学中表现为对过去一切哲学理论的不满和批判。在他看来，一切哲学理论都是那些所谓的哲学家们错误地使用语言的产物。他还说，哲学家就像一位无能的经理，他不去干自己的工作，而是眼睛盯着他的雇员，想要接替他们的工作，结果有一天发现自己过分承担了他人的工作。[12]所以，他认为，以往的一切哲学研究都是无意义的，是大多数思想错误的主要根源；而他的思考之所以仍然使用“哲学”一词，是为了让人们知道这种思考与以往哲学之间的批判关系，同时也表明，他的哲学不过是为了让人们彻底清除以往哲学错误的工具，而不是某种新的理论或思想体系。所有这些思想都向我们表明了这位坦率思想家的彻底性。

维特根斯坦性格特征的另一面是，他从不刻意追求某种理想化的东西，即使这种理想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简单的生活方式和独立的思维习惯。他对事物的发展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并不过分强调事物的重要性。例如，无论是他的隐居生活还是他的思想变化，都不是他追求某种理想的结果，而是他个性的自然表露。维特根斯坦性格上的矛盾性和思想上的多变性，正是由于他随遇而安，不为自己的生活和思想设定任何目标，一切言行都以自己的喜好和对事物的基本判断为标准。因而，他才可能随时根据当时的想法改变原有的某些观点，或者在处理某个问题的态度上时而摇摆不定，时而坚决武断。或许，正是由于他从不追求外在的物质条件或注重与他人的良好关系，所以他才可能对不同意他观点的或在他看来误解了他观点的任何人立即表示出极端强烈的态度，而从不考虑他人对此可能产生的反应，也不考虑这种态度对他人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诸如此类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尽管他真正的朋友对他的一些不甚友好的态度大多都能理解并从不计较，但他的这种不顾后果的性格仍然得罪了不少当时各个领域非常重要的思想家，虽然他们最终并没有把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态度放在心上。据艾耶尔（A.J.Ayer）记载，由于维特根斯坦反复无常的性格，当时在英国很少有人不怕维特根斯坦。只有罗素、赖尔（G.Ryle）以及斯拉法（P.Sraffa）和拉姆塞（F.P.Ramsey）等几个人可以同他作对，而当时被邀请到剑桥的知名学者似乎也都领教过维特根斯坦的“主人”态度，如波普尔。[13]这种性格反过来使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特别是他的后期哲学思想，在许多重要哲学家那里评价不高，如罗素、赖尔和艾耶尔等人。可见，维特根斯坦的性格特征，也是造成他的思想常常不被人理解，或招致误解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