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理论之所以在处理普遍与特殊、全球与地方维度的矛盾问题上陷入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要么其生态文明理论缺乏正确的哲学世界观的指导，要么不能把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深绿”生态思潮虽然秉承有机论和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但是却脱离社会和历史维度抽象地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缺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无法真正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其本质是为资本利益服务的特殊维度的生态文明理论。“浅绿”生态思潮虽然强调了人类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并用严格的环境政策限制技术使用的负面效应，但它依然秉承的是资本支配下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其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生产条件，不仅把生态文明建设混同于环境保护，其理论性质依然是维护资本的利益。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秉承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坚持生态文明的普遍维度，但又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坚持生态文明的普遍维度，但是却存在着哲学研究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二元对立的缺陷，无法真正解决生态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全球性与地方性的矛盾问题。可见，只有使生态文明理论既具有正确的哲学世界观的指导，又必须具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才能真正解决生态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全球性与地方性的矛盾。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从哲学批判入手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找寻解决全球环境治理的现实途径，彰显生态文明的普遍和全球维度，同时应当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分析不同民族国家、不同人群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坚持“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捍卫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彰显生态文明的特殊和地方维度。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强调人类与自然构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一方面，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并以其内在规律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0]。另一方面，人类又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和利用自然，使自然越来越打上人类的烙印，这就决定了人类和自然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类史和自然史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强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这就意味着生态危机虽然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的性质表现出来，但其本质反映的则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反映的是不同民族国家、不同人群在生态利益矛盾关系中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这一特质与“深绿”“浅绿”生态思潮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深绿”“浅绿”生态思潮离开人与人的关系，停留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抽象地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生态危机，不仅无法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现实的解决途径，而且也注定他们只能是特殊和地区维度的生态文明理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则强调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并强调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1]。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代表人类普遍利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这就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能够解决生态文明的普遍性和全球性维度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坚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不仅造成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以及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而且还通过殖民活动在开辟世界市场的同时，掠夺和剥削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不仅如此，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和资本所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通过联合发展等形式使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这就要求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必须遵循“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在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补偿，从而实现全球环境治理和民族国家追求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彰显了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特殊和地方维度。

基于以上论述，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理论基础，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具有发展观和境界论二者辩证统一特点的新型生态文明理论。所谓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就是指立足于民族国家特殊的和地方的利益，在捍卫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与环境权的同时，起到促进民族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与作用，彰显的是生态文明的特殊和地方维度；所谓作为境界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就是指立足于人类普遍和全球利益，起到促进全球环境治理和保护地球这个唯一的人类家园的功能与作用，彰显的是生态文明的普遍和全球维度。

[1] ［德］I.费切尔：《论人类生存的环境：兼论进步的辩证法》，孟庆时译，载《哲学译丛》，1982（5）。

[2]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等译，2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 ［美］ 菲利普·克莱顿等：《有机马克思主义》，孟献丽等译，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 ［美］ 菲利普·克莱顿等：《有机马克思主义》，孟献丽等译，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5] ［美］小约翰· 柯布：《论生态文明的形式》，董慧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

[6] ［挪］G.希尔贝克、童世骏编：《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5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7] ［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韩立新等译，10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8] ［美］菲利普·克莱顿等：《有机马克思主义》，孟献丽等译，2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9]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47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28～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