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是建立在对“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虽然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两种类型，但他们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或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不仅具有不同于“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所秉承的生态价值观的内涵，而且具有“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不同的理论性质和价值归宿。具体说来：

第一，从内涵看，“深绿”生态思潮所秉承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坚持“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其理论根据是生态科学的整体性规律，虽然他们的上述观点对于反思人类实践的后果，探索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从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关于自然规律的“事实判断”直接推出伦理学的“价值判断”，难以保证其理论的科学严密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不得不借助于人类的“直觉”和道德境界的提升，来证明“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成立的合法性，从而使其理论具有反人道主义、反科学、相对主义、神秘主义的后现代性质，导致“深绿”生态思潮把人类与生态的利益绝对对立起来，反对人类任何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寄托于人类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保护处于人类实践活动之外的“荒野”；“浅绿”生态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的同时，又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了修正，形成了所谓维护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但是他们所说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本质上是资本的利益。因为“浅绿”生态思潮和“深绿”生态思潮都是在要求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解决生态危机，所不同的是“深绿”生态思潮反对的是工具理性对人类生活的自然造成的破坏，力图维护的是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品质；而“浅绿”生态思潮则是力图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以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一种绿色资本主义理论。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论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还是主张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其共同点都在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把生产目的建立在生产交换价值，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这一目的上，都批评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生产颠倒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都要求生产应当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并强调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这就决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把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批判与生态价值观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并使生态价值观批判从属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从而彰显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底蕴，与“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展开的抽象价值观批判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第二，从理论性质看，“深绿”生态思潮坚持“地球优先论”，以及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的后现代价值立场，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以科学技术运用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强调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在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拒斥科学技术的运用与经济增长，认为人类只有处于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才能避免和克服生态危机，这本质上是一种以反人道主义和贬损人类价值和尊严的方式来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浅绿”生态思潮都秉承一种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都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目的看作是捍卫人类的利益，都主张解决生态危机的基础和前提是技术进步、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所不同的是“浅绿”生态思潮所主张的经济增长是以资本和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服从于资本利益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增长，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建立在生态社会主义基础上，以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特别是满足穷人基本生活需要和真正致力于集体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经济增长。

第三，从价值指向看，“深绿”生态思潮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反思和批判，虽然有助于人类反思自身实践行为的后果，但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注定只能是无法实现其解决生态危机的乌托邦，其根本目的和价值指向是维护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浅绿”生态思潮虽然倡导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建立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但由于“浅绿”生态思潮认定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解决生态危机的潜力，其价值指向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反思与批判始终从属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并认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从而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维度、制度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的有机统一，其理论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的价值指向。

[1] ［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8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 ［美］彼得·辛格：《动物解放》，祖述宪译，15页，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

[3] ［美］彼得·辛格：《实践伦理学》，刘莘译，16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4] ［美］W.H.墨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章建刚译，载《哲学译丛》，1999（2）。

[5]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83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6]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48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7] 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4.

[8] 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0.

[9] 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3.

[10] 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0.

[11] 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62.

[12]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341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3]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340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4]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354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5]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48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6]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等译，2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7]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97～9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8]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9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9] ［澳］罗宾·埃克斯利：《社会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走向一种新的融合》，载［英］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曹荣湘等译，25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0]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340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21]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4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28～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3] ［澳］罗宾·埃克斯利：《社会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走向一种新的融合》，载［英］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曹荣湘等译，25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4] ［澳］罗宾·埃克斯利：《社会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走向一种新的融合》，载［英］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曹荣湘等译，25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5] ［澳］罗宾·埃克斯利：《社会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走向一种新的融合》，载［英］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曹荣湘等译，26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6] ［美］乔尔·科威尔：《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杨燕飞等译，8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7] ［美］乔尔·科威尔：《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朗廷建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10）。

[28] ［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16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9] ［加］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1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0] ［加］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1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1] ［加］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1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