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当如何对待“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的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代表人物是福斯特、佩珀、格伦德曼等人；另一种是主张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代表人物是本顿、科威尔、索普、埃克斯利等人。对此，本顿的追随者、澳大利亚哲学家罗宾·埃克斯利明确把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为“正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不能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只有把生态中心主义同社会主义结合，生态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提出一种针对生态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案的最近努力，也许可按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大体上各自按照‘青年的’和‘成熟的’马克思的著作来论述）之间的简单划分而分成两股支流。人道主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推出一种在生态上更敏锐的针对环境危机的回应，这种回应极力想调和人类王国和非人类王国之间的关系。而正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直气壮地坚持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并批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唯意志论者，最终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可以证明，这两股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支流都无批判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观以及他的独特的造物主之类的人类概念，并因此使得工具主义的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看待非人世界的方式永久化。”[19]因此，在生态价值观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论的价值观两种主张。

佩珀、福斯特和格伦德曼等人在批判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缺陷的同时，指出现代人类中心论者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是真正立足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以此为基础，他们阐发了一种基于穷人基本需要和真正集体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对于生态中心主义者所宣扬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佩珀指出他们这种看法是诉之于直觉和人们道德境界的提高展开论证，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结局，缺乏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性。不仅如此，按照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必然会导致生物道德和自然的神秘化的结果。他进一步批评了现代人类中心论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与资本和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古典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真正为了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是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佩珀由此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重新作出界定，他的重新界定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存在两个原则性的区别。其一，它是建立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新的制度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既是由于现实的物质原因，也是因为它希望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20]。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一种以追求利润和人的物欲为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因为它所追求的生产应当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特别是以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为本。“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21]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他们既不反对经济增长，也不排斥技术进步和技术运用，因为在他们所说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完全可以与生态之间保持和谐。

格伦德曼则是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支配自然”的观念来重新阐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格伦德曼明确肯定马克思秉承的是“支配自然”的思想，但马克思所主张的“支配自然”的思想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即他所主张的“支配自然”的观念超越了那种“不是人类支配自然，就是自然支配人类”的二元对立的立场，在确保所有人类能力释放的同时，又能带来有益的后果。格伦德曼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思想的三重内涵。具体说来，其一，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是在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划分为占有自然、占有且改变自然两种不同形式的基础上提出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占有且改变自然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形式。在当前自然资源不足以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的情况下，人类只有在某种程度上操纵和控制自然过程，才能实现基本需要的满足，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马克思正是为了突出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能够“控制”自然界的某些部分而使用了“支配自然”这一术语。而人类正是依靠各种生产技术，通过支配自然来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维系人类的生产与发展。这就意味着“支配自然”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其二，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是基于人类自身利益，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控制自然。马克思所主张的“支配自然”虽然要以人类的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同时也要求“支配自然”既不以直接的经济利润为目标，也不以满足人的虚假需要为宗旨，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前提，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旨归。他的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文化复兴和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超越了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要求人类“支配自然”不能用于满足人的虚假需求，也不能以单纯追求经济利润为目标，必须以保持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基础和前提，包含了生态关切。其三，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是以消除人的“奴役效应”为目标的控制自然。格伦德曼通过将支配自然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方式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进行了有力辩护。马克思把共产主义阐释为人类力量的完全释放，而支配自然则是消除人的“奴役效应”，即来自自然或社会的力量对人施加的影响，它强调的是人由于被外在目的所操纵而束缚了他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而消除“奴役效应”就是要解除作为异化力量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对人的支配，是实现人类力量的完全释放的前提，“支配自然”由此就成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力量的完全释放，是人类全面发展和完全自主的社会，是复归人的真正本质的社会。他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2]。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强调的是真正的人类本质、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实现，他提出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也是为了追求“人类本性”，其根本宗旨是人类力量的完全释放。其次，马克思把支配自然视为人类力量完全释放的基础。马克思把支配自然与关于改造“必然性领域”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未经改造的自然只会迫使人们去工作，人类只有通过技术手段将第一自然转化为第二自然（即支配自然）并理解这种转变的情况下，才能从“奴役效应”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支配自然”可以看作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基础；马克思还把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看作是一切社会形式赖以存在的基础，这就意味着顺利实现这种物质变换关系，就必须与“必然性领域”打交道，只有认识和把握了这种必然性，人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把实现“支配自然”视为人类力量完全释放的基础。最后，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人对自然的支配达到顶峰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资本的逻辑以及由之而产生的人的异化及虚假消费问题，这使得人类不再为了狭隘的经济利益而肆意掠夺自然资源或破坏生态环境。相反，出于人类的长远利益考虑，他们会在全面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理性地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将其维持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的界限之内。通过以上论述，格伦德曼认为生态问题不仅必须联系人类的利益考察，而且以“支配自然”为核心内容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危机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和前提的，生态问题的产生恰恰是由于人类支配自然不当造成的。

在生态价值观上主张生态中心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有科威尔和本顿及其阵营的理论家罗宾·埃克斯利。他们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划分为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正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种类型。认为正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基础的，其核心是把生态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不正义，解决的方案是在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发展能够惠及所有人，而不是资本利益集团的更好地控制自然的技术，以便使保护生态满足人类的工具价值，脱离人类的需要谈论自然的价值和权利毫无意义。上述观点的缺陷和问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谬论”的错误。即把“人类中心主义”的本来含义，即“不属于我们人类的物种，我们与它们是有差别的，也无法保证与它们打交道”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必然都是人看到的”混淆起来。第二，误解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内涵。生态中心主义的本来含义是认为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二者都具有以自身方式展开自己的权利，这就要求人类在自身实践活动中应当采取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而人类中心主义者却把生态中心主义误读为强调非人类世界具有独立于人类世界的价值和权利，并把生态中心主义“视为给人类发展施加了不必要的约束，人类发展在他们看来取决于能够提高我们的控制和操纵‘自然的奥秘’的能力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23]。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观点。因为马克思正是把生态问题的产生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人类中心主义看不到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对环境的破坏，这实际上是把保护生态环境的理由建立在保护人类利益的基础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意识。第三，与马克思一样，正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环境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而没有关注包括关心生态、女权主义等在内的那些当代新社会运动的力量。因此，尽管正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生态的破坏，但是，“从生态中心主义视角看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走得还不够远，它从根本上受到了它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对生产关系的全力关注因而忽视了生产力、它对工业技术和工具理性的非批判接受的束缚”[24]。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道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支配自然”理解为与自然和解，多了一些生态意味，但其结论却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通过把自然变成我们的制造物，通过全面驯服自然而实现的。我们因此兜了一圈又回到了正统的环境危机解决方案（尽管是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的），回到了通过相关个人的力量全面支配自然的人类发展阶段”[25]，依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与上述两种类型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因为人类生活和文化的繁荣与基于低物质和能量消费的人类生活方式十分相容，非人类的生命的繁荣也需要这样一种人类的生活方式，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只关注人类的解放，而是关注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物圈的“大写的解放”。

对于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与特质，科威尔在《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一书中作了系统的阐发。科威尔把生态系统看作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不仅所有构成生态系统的存在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也都以自己的天性影响着生态系统。而当前生态危机的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对生态危机和生态系统的考察，必须考虑人性的因素。“在任何情况下，人性的概念在深入探讨生态危机时都是必须考虑进去的，人性的缺乏就是危机本身的标志。如果缺乏这种认识，人类将和自然脱离，而真正的生态学观点则会被简单的环保主义所代替。”[26]相对于其他物种而言，人性的特殊性在于它还具有人类语言、追求认同等主观性的精神需求、在社会交往中实现进化、通过人类实践来改变自然和创造社会秩序等特殊性。科威尔特别强调如果人类缺乏了精神需求，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生态危机中。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正在于让人们只追求物质生活和商品，缺乏了真正的精神生活追求，因此，解决生态问题不仅意味着要展开对人性的整体性培育，更重要的是要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由于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完整性的特性，所谓生态危机就是破坏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使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碎片化，解决生态危机就是要修复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其途径就是人类要按照生态的本性而生活，而不是使人类实践违背自然和生态的本性。科威尔强调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树立“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承认并遵循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内在价值”。“内在价值”原本是西方生态中心主义者提出的，是同主观价值论相对立的价值概念，其主要包括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类主观需要的客观价值、自然物的固有属性和离开评价者的客观价值三重含义。科威尔在赞同生态中心主义的“内在价值论”的同时，进一步把“内在价值”归结为“事物的本性”和一个“反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所谓“事物的本性”，在科威尔那里的含义是：“价值表现为一种寻求、拥有、把握和/或实现某种渴望的意愿，当它属于一个事物的本性——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事物的‘本质’——的时候，它就成为内在的了：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本身就存在的。”[27]科威尔的这种理解相当于生态中心论的内在价值论所讲的事物的固有属性的含义。所谓“反政治经济学”是科威尔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与自然的敌人这一立场提出的。他赞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是人类生命的自我复制这一说法，但是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颠倒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使生产成为资本积累的手段，而不是满足人们对使用价值的追求，“内在价值”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回归对使用价值的追求，以避免生态危机，从而保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可以看出，科威尔所秉承的“内在价值论”虽然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内在价值论”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他所秉承的反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价值立场却是生态中心论所不具有的。这一方面的内涵不仅将科威尔与生态中心论拘泥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单纯进行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的主张区别开来，而且使他将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把自然看作是商品，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而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获得利润。这不仅违背了自然的本性，而且最终必然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因此，科威尔反复强调只有建立内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同盟，才能抑制资本主义制度对生态的破坏行为，最终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整体性。

可以看出，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明确反对生态中心论者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同时又反对现代人类中心论所主张的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利益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赋予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全新的含义，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解释为建立在满足穷人基本需要和人类整体和长期利益的基础上。而秉承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在批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阐发了他们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其特点是与生态中心论所主张的“内在价值论”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他们所秉承的对资本以及交换价值的批判，则是生态中心论所不具有的内容。正因为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资本批判，要求未来社会都应当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的现象，未来社会的生产应当立足于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为交换价值生产，所以尽管他们在生态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上有分歧和争论，但他们的理论都指向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具有完全的一致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的内容除了他们所阐发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之外，还包括他们都共同主张应当建立一种技术伦理和生物多样性伦理。“技术伦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针对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被启蒙思想家改造并纳入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中，沦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而提出的。在他们看来，由于“控制自然”的观念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其结果是形成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科学技术由此成为资本追求利润和满足人的非理性欲望的工具，成为资本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最终造成了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建立所谓“技术伦理”，就是要把“控制自然”的观念从物欲至上的人性中摆脱出来，使之建立在一种新的人性和伦理基础上，即不应把“控制自然”的观念理解为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运用来控制自然，使之服务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而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伦理或道德的发展，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控制自然的进步变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类真正享受控制自然进步的积极成果。“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28]通过建立新的技术伦理，最终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除了提出建立新的技术伦理之外，还强调必须建立一种“生物多样性伦理”。在他们看来，日益严重的生态风险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生产交换价值。而为了使交换价值顺利实现和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资本在不断扩张其生产体系的同时，在全社会宣扬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最终形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流行的所谓理想生活方式，其核心是“鼓励一切个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活动的最核心地位，并同时增强对每种已经达到了的消费水平的不满足的感觉”[29]。这种理想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发达国家把高生产和高消费作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加以推销，并由此使社会依托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朝着追求无限增长的方向发展，使个人把满足的形式寄托于对商品的追求、占有和消费中，其结果是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同时支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现代性价值体系，只强调和关注人类这一物种的价值，漠视人类之外存在物的价值，这决定了不可能处理好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关系，也导致了人类为了满足非理性的物欲不断挑战生物圈所能容忍的极限，最终破坏生物圈的生态平衡。“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体系现在正在测试这些极限；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些极限是什么；让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至达到或超过了这些极限才幡然悔悟：这是不明智的。到那时我们可能已经无法减轻已经造成的不利后果，或者虽然能够减轻但却需要以灾难性的社会破坏为代价。”[30]这就要求我们在作出社会变革，实现从消费幸福观到劳动幸福观转换，实现从单一的追求商品消费的满足转向以创造性的劳动为基础的多种形式的满足的同时，也必须考虑“自然需要”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这就意味着，“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具有开明自利的思想，以此重新评价我们的物质需要对环境的冲击。这主要是工业发达国家的责任，因为是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造成了最初的危机”[3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物多样性伦理”，并不是要人类放弃科学技术和干预自然，回到穷乡僻壤的生存状态，而是要求人们放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开明的个人利益为根据，尊重自然的本性，考虑非人类生物的需要，从而实现人类和生物圈的平衡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重新解释，以及对“技术伦理”和“生物多样性”伦理的论述，完成了他们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