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选择和生态相适应的“好的技术”或“软技术”，代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广泛使用的对生态具有较大破坏性的“坏的技术”或“硬技术”，实现技术的人道化，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解决技术运用的负面效应这一难题的另一个主张。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借用英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所提出的具有人性的“小规模技术”和“中间技术”的论述，提出应当用与生态规律相适应的“小规模技术”代替对自然具有较大破坏性的“大规模技术”。舒马赫在批判以核技术为代表的大规模技术对自然的破坏时指出：“应当同自然和谐地配合而不是向自然开战；应当在自然界应用无噪音、低能耗、精良而又经济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我们现代科学那种噪音大、高耗能的、暴力的、浪费而又笨拙的解决办法。”[46]他批评现代技术“剥夺了人喜欢的那种劳动，剥夺了使用双手和大脑的有益的创造性劳动，而给予他大量零零碎碎的劳动，其中大部分是他一点都不喜欢的。现代技术使某种人的数量成倍地增长，这些人特别忙碌，他们所干的工作如果还算是生产性工作，也只是间接的。……所有这一切肯定了我们的怀疑——现代技术过去与现在的发展道路以及预示将进一步发展的道路显示出越来越非人性”[47]。在揭示现代技术的破坏性和非人性之后，舒马赫告诫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发展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基础上的，因此其发展应当采用“中间技术”。所谓“中间技术”，在舒马赫看来，既比现代资本密集型技术便宜，同时又比手工技术有效率得多，相对于现代大规模技术而言，它是一种“小规模技术”，采用这种“中间技术”的目的是把发展的重点从无止境地获取商品转向满足人的基本需要。

本·阿格尔在借用舒马赫对“小规模技术”的论述的同时，他批评舒马赫既没有看到技术和社会结构之间、技术和政治之间的关联性，因而“未能把他的小规模技术的概念与从质上对主要社会政治体制进行的变革联系起来”[48]。他也批评舒马赫对于在发达国家如何运用小规模技术这个问题也阐释得不清楚。本·阿格尔强调，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小规模技术与激进的生态理论结合起来，具体而言，就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49]。问题是如何实现上述改造呢？阿格尔提出了“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两个概念。

阿格尔强调，通过使资本主义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完全可以保证技术的合理使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并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阿格尔这里所说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就是要打碎由于追求过度生产而形成的资本主义高度集中、高度官僚化的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让工人直接参与生产的决策过程和管理过程，使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民主化，克服由于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所造成的劳动过程的破碎化，激发工人劳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工人从对异化消费的追求中解放出来，进而克服过度生产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由于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形成和大规模技术的运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紧密相连的，因此，阿格尔强调，必须把运用小规模技术和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权力结构结合起来，才能避免技术的异化和生态问题的产生。“只有按照小规模技术发展起来的民主地组织和调节的生产过程才能使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凡在由技术分散化形成小规模技术的地方，劳动过程的民主化都起因于工业组织的非官僚化。离开了一个就没有另一个。分散化本身并不是一个革命的概念；它需要伴之以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即生产过程的非官僚化和自我管理）。”[50]

奥康纳和高兹也提出了和阿格尔一样的思想。在他们看来，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既不在于限制经济增长，也不在于否定技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技术，以及我们如何实现这种选择。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指出：“反对‘坏的技术’与追求‘好的（替代）技术’的斗争必须联合起来。同迫使资本内化其外在成本，或者，与在资本外化成本时对其加以惩罚（如罚款）这种斗争相比，反对‘坏的技术’的斗争要更为复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技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当今反对‘坏的技术’的斗争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发生在工作场所和社区之中，例如，‘知情权’和‘节约资源’运动；第二种是指在现存机制之外发展替代技术的运动。前者努力阻止那些具有内在危险性的东西的出现；后者则限于在现存权力结构之外发展一些替代品，因而（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这实施起来要容易些，比如大资本对太阳能的采用。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好的技术’可能会威胁到工厂或办公室中的社会科层结构。因此，用好的技术来代替坏的技术意味着需要用社会互助关系来代替那些使社会退化、疲软、危险的劳动关系。再则，离开了这种替代技术运动，我们也就不会知道那些好的技术实际上是什么样的。”[51]奥康纳的这段话实际上既强调了反对导致生态危机的所谓“坏的技术”的必要性，也强调了应当把反对“坏的技术”和追求“好的技术”结合起来。如何反对“坏的技术”和“追求好的技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不单纯是个技术问题，它事实上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避免“坏的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一是要对技术运用的社会后果具备充分的“知情权”，并通过“节约资源”的运动，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二是要发展替代技术，如太阳能等。但是发展替代技术必须改变现存的体制，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奥康纳特别强调发展替代技术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技术替代运动，看到了替代技术运用对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和“坏的技术”相比较，我们才真正知道到底什么是“好的技术”。

高兹侧重于从科技和社会政治的关联性的视角展开对技术的批判，因此，他对技术的批判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而不是对技术本身的批判。为了说明资本主义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高兹首先批判了“科技中性论”的观点。在他看来，“科技中性论”的失误在于它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技术总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意识形态的，其发展的逻辑就是把统治人和统治自然结合起来，最终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滥用，资产阶级也正是通过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物质财富来掩盖技术对人和自然的统治，彰显科技进步的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支配下，技术进步不仅不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而且不过是加快了自然资源的耗费，并导致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进步，也不在于限制经济增长，而在于首先要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选择哪一种技术。“为争取不同技术的斗争是争取不同社会的斗争的中心。国家的结构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的性质和影响力。”[52]基于以上认识，高兹主张用社会主义的“软技术”代替资本主义的“硬技术”，因为社会主义的“软技术”具有和高度集中、高度专制和高破坏性的资本主义“硬技术”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是一种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的小规模、分散化、人性化的技术，具体而言，就是指那些使用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