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资本主义技术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内在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原则决定了技术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进行运用。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通过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以获取利润。这就意味着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自然或生态系统为基础和出发点的，但是“自然”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归宿。资产阶级曾经把自然资源看作是上帝的馈赠，当前又主张把自然资源归于生产成本，认为通过给自然资源计价，即自然资源成本化，就可以解决市场经济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的失灵。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本质不过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此外，将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即使已经真的这样做了——其主要结果也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34]。基于以上原因，“绝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产技术将会是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35]。

第二，技术的经济功能决定了技术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来运用以及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不可否认，生产技术的进步和革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了能源的损耗。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具有无限扩展的发展趋势，技术仅仅只是资本获取利润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手段，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不过是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和资本积累的进程，如前所述，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被破坏和生态危机的产生。而消费技术的进步和消费产品的更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既具有社会经济意义，同时也具有社会政治意义。要搞清消费技术进步对于生态的影响，需要比较“消费需求之构成（一般家庭购物篮中所购之消费品）的经济原因和生态后果，同总体的消费支出及消费支出增长率的经济原因和生态后果”[36]。具体而言，从个体消费者需求构成和生态后果的关系看，消费者对非耐用品的消费需求构成往往是变动不定的，因而可以通过增强人们的环境意识而使用环保产品。但是，人们对于耐用品，如汽车、电冰箱的需求等则相对固定，这些耐用品往往会产生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于恰恰是对这些耐用品的生产和消费主导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从社会总体消费支出和消费支出增长率和生态后果的关系看，利润率和资本的积累率越快，消费者的收入和支出的速率就越高，再加上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总是鼓励过度的异化消费，因此其必然结局是消费社会的形成和生态的破坏。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自然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37]。

第三，从技术的社会政治功能看，资本主义的技术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同时它又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已经铭刻在由资本主义馈赠给我们的技术中。”[38]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技术既是资本追求无限增长和利润的基础和手段，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是会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技术，这种技术的基本特点就是强化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资本主义技术通过强化对自然的控制，得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快速扩张，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控制人。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快速扩张，意味着大规模技术的大量使用，生产管理越来越走向集中化，人们不得不屈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另一方面资本借助于技术运用所带来的大量物质财富，引导和控制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向度，导致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快速扩张必然与地球有限生态系统之间产生矛盾冲突，而社会所盛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又必然进一步强化这种矛盾冲突，其表现形式就是生态危机。

如何才能通过技术批判实现自然的解放，进而实现人的解放，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点是他们反对抽象地谈论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认为技术的价值属性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制度。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导致了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生态危机，因此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是克服技术非理性运用、实现自然解放的前提。在强调制度变革的前提下，莱斯侧重于通过重新解释“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重建技术的伦理基础这一视角来论述技术批判和自然解放的关系；本·阿格尔、高兹、奥康纳则强调实现自然的解放，关键并不是限制经济增长或者否定技术本身或技术进步，而在于我们应当选择哪一种类型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