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上述两种观点的失误在于忽视了科学技术运用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运用的后果。对于科学技术在其运用过程中产生越来越大负效应的原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应该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观两个维度去寻找技术异化的根源。

从价值观的视角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前，人们把“技术”看作是一种“技艺”，并以一种整体主义和有机论的思维方式思考技术、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但是伴随着科学革命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整体主义和有机论的思维方式逐渐被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所替代，人类和自然被置于对立的地位，自由被看作是“技术支配自然的机械结果，是一种社会安排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安排中，鼓励个体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兴趣却毫不顾及对范围更广的自然与社会的影响。提倡环境保护，恐怕要限制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自由以及限制个体追求自身直接物质利益的自由。……我们现在的社会秩序已陷入人类自由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机械论圈套，这与生态规律直接形成冲突”[5]。不仅人们支配技术运用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得追求无限增长成为人们的目的，并随之产生了与资本相适应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核心就是物欲至上、自私自利和效率优先。前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强调文化稳定、生态稳定的整体主义和有机论的思维方式彻底瓦解，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支配了技术及其运用。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都被看作是一台巨大的机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被斩断了，整个世界被看作是由单个的个体机械地构成的，每个个体只关注和追求自身的需要和利益。但事实上，不仅地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每个个体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内在联系，因此只关注个体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忽视其他个体的需要和利益，其必然结局是作为有机整体的地球的毁灭。“工业化以前的社会一般重视广义的生命，包括社群及其自然环境的存续，这一宽泛的价值观限制了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则高度重视谋利及与此相随的效率、物欲、经济增长等价值观，并进而激发技术服务于这些价值观，甚至不惜毁损地球。”[6]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只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而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解决生态问题，无非就是使技术运用向良性方向发展，具体而言，就是通过降低单位生产的能源损耗或选择危害较小的替代技术，但事实上，通过上述方式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的。这是因为，其一，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技术及其运用，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财富的无限追求。为了实现对财富的追求和最大限度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在于人类基本需要（如吃穿住）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目的本身，而且产品的样式和它们最终的实用性也已无关紧要。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虚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从满足人类需要的意义上讲毫无用途）；而且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人类还产生了追求这些具有破坏性商品的欲望”[7]。在上述情况下，技术进步或技术革新只会进一步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这也意味着自然资源的快速耗费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其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在于社会制度的不正义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因此只有改变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关系，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不仅无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而且只会使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剥削进一步升级。“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其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8]

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技术本身是无所谓价值属性的，决定技术运用社会效应的是技术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也就是说，文艺复兴以来的“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结合，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揭示“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的演变及其对技术非理性运用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技术非理性的必然性，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