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其他生态思潮的区别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什么要通过重建或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这种开启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予以思考。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发展的逻辑，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目的是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当代西方生态运动结合起来，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把当代西方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实现他们所建构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也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这就必须解决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否包含着生态视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只有解决了这个前提性问题，才有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但是当时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的绿色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唯物主义，并斥之为机械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从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生态学对立起来。福斯特在描绘当时的情形时指出：“尽管生态学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马克思的许多论述得到了重新发现，但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劳动的异化对于自然的异化）却几乎没有被提出来。占统治地位的对于‘自然辩证法’的批判所设置起来的障碍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自身内仍然保持着霸权，在这个方向上所有创造性的探索似乎都是在作梗。”[77]因此，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域，是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

第二，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就决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在理论上存在根本的区别。环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是西方生态思潮的三种主要形式。环境主义思潮把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归结为人口增长和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因此，他们主张“一种对环境难题的管理性方法，确信它们可以在不需要根本改变目前的价值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得以解决”[78]。认为只要通过科学技术进步以及控制人口增长并把市场原则引入到对生态资源的运用，生态危机就自然可以得到解决。环境主义在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谱系，其目的在于维系资本追求利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强调在现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话语模式下，人们对生态的责任伦理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它坚持生态优先论和生态整体论，主张只有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通过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主观价值论来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生态自治主义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它反对拘泥于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手来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在生态自治主义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等级制权力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统治意识，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式统治和生态危机，他们在认同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基础上反对通过激进的阶级运动来解决生态危机，主张通过生态社区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渐进性变革，建立一个以超越民族国家、分散化、地方自治为主要特征，人类社会和自然和谐一致的绿色社会。可以看出，生态中心主义者和生态自治主义者都从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角度找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其理论基础是“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他们强调的是地方性行动、个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变革的重要性，其理论带有后现代性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在他们看来，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建立在这一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生态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就不应拘泥于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应该把工人阶级纳入到生态运动中来，改变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把制度变革和道德价值观的变革结合起来，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一部分。

第三，从马克思和生态学的关系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化的意义。对于马克思和生态学的关系，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大都做了否定的回答。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既没有给予自然资源任何内在的价值，也没有考虑自然资源可能被耗尽的问题，是一种追求生产力无限增长的技术决定论。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上述论点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域的开启，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而且也向我们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应当承认，由于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生态矛盾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包含完整意义上的生态哲学。而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处理“自然”和“历史”的关系问题时存在着各执一端的偏颇，不可能辩证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发展出一套完整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但是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对于自然和历史的辩证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对于环境的剥削以及人类和自然物质交换、新陈代谢等一系列有关生态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都作过深刻的分析和论述。如何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挖掘、整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资源，建构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生态哲学，既是我们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