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中心主义是当代西方处于主流地位的绿色思潮，也被称为“深生态学”或激进的环境主义。[45]其代表人物和主要流派有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和挪威学者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其理论的基本特点在于他们从生态系统整体性规律出发，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在于只承认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之外的存在物只具有相对于人的工具价值。他们强调，只有承认“自然权利论”和“自然价值论”，用生态中心主义代替人类中心主义，才能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视为一个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必须服从于生态规律。这些规律以及以生态为基础的道德要求限制着人类行动，尤其是通过强加对经济和人口增长的限制。生态中心主义还包括一种对自然基于其内在权利以及现实的‘系统’原因的尊敬感。……优先考虑非人类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方面。”[46]可以看出，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主要归结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即用生态中心主义代替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一种生态全面的伦理学的发展在现行的伦理话语模式（权利、责任、理性行为者、痛苦与伤害感受能力等等）下是不可能的，而这样一种伦理学只有并且必须基于一种新的世界观”[47]。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政治被称为“深绿”或“绿色政治”。

佩珀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受到马克思激发但由许多其他学者发展起来的西方知识传统。它试图分析社会如何‘运作’以及如何改变。它尤其感兴趣的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如何运转和如何将可能停止运转，并让位于社会主义及最终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48]。佩珀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对社会主义的明确道德信奉和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批判，同时这些分析和批判被证明是正确和有用的，从而威胁到了西方一些人的固有利益，因此它遭到来自不同阵营人们的批判，也引发了一些激烈的争论。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以生态中心论者为代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学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批评马克思“没有授予自然资源任何内在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和在生产过程的描述与评价中完全忽略了能量平衡。……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考虑一种建立在利用（所谓的）可耗竭资源基础上的经济（资本主义）如何可能会耗尽生产资料”[49]。第二，他们批评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生产力的无限增长，从而在如何利用和思考自然的问题上，过分强调了生产的作用。因此，“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流派，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比如在他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无限制发展。……人们必须追问关于增长的物理限制以及更基础意义的关于所有经济活动的熵性质（Entropic Nature）的问题”[50]。但是问题在于，由于自然资源的限制，未来社会的难题将是关于生存而不是如何分配财富的问题。因此，“在决定我们如何利用和思考自然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分强调了生产的作用（尤其是商品生产）。尽管这很重要，生活的其他领域——例如‘生物和社会的’（而不是经济的）再生产的进程——也是同等重要的”[51]。与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不同，也有一部分论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含蓄的方式包含着足够的生态学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虽然支持技术进步乐观主义的观点，也很少论及独立于人类需要和意图以外的自然价值，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社会的‘控制’自然的思想并不蕴涵着一个专横的主仆关系，事实上是给予人类在追求合法需要过程中明智地改变自然能力的一种技巧和才智”[52]。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具有明确的生态学立场。从哲学上讲，他们的这种生态学立场来自他们“关于社会与自然相互依赖以及通过劳动人与自然相互转变的著述，还来自他们对技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的资本主义毁坏（异化）以及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自然与人关系转变的观点”[53]。此外，他们的生态学立场还与他们的阶级立场有关，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者和自然都受阶级统治的剥削，因而，他们将随着从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54]。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佩珀明确断言，马克思主义不是生态中心论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的分析对生态中心论是有益的。这种有益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看到了生态中心论者在分析生态问题时没有关注到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始终把生态问题的产生与特定社会的具体文化与经济特征相联系，强调当代生态问题的产生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剥削，而这恰恰是生态中心论者较为漠视的地方。第二，马克思主义为生态中心论者提供了观察生态问题的新视角。马克思主义要求在观察和解决生态问题时，一方面不能忽视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考察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因为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导致了威胁人类持续生存的环境问题。基于以上认识，佩珀具体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