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唯物主义和生态学思维方式具有一致性

针对那种把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的观点，福斯特明确肯定，唯物主义和生态学思维方式是完全一致的。福斯特指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起源和发展都取决于自然和‘物质’，也就是说，取决于独立于思想并先于思想而存在的物理实在的水平。”[20]在他看来，作为哲学世界观的唯物主义主要包括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种形式。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主要研究社会存在与生物的和物理的存在的关系，强调前者对后者的依赖；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主要研究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强调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实践唯物主义主要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类实践在社会形态变革中的决定作用。在福斯特看来，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属于一般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属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仅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通过人类实践建立起来的关系，而且在自然观和科学观上它也接受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21]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坚持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一直把他的唯物主义定义为属于‘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唯物主义。与此同时，他强调社会历史的辩证关系特征和社会实践对人类社会的根源性。因此，任何把唯物主义与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学中相分离的企图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反对。与此同时，他的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实践的特征，这反映出存在于人类历史之中的自由（和异化）。”[22]在论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点之后，福斯特批驳了那种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生态学思维方式对立起来的观点。

福斯特指出，由于不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特质，以生态中心论者为代表的西方绿色思潮批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反生态学的，归纳起来，他们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他们认为虽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包含了对生态问题的探讨，但是这和他的主要思想缺乏内在联系，而且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这些早期著作中的生态思想也被抛弃了。第二，马克思坚持一种技术决定论的立场，并且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已经解决了生态限制的所有问题，并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设想为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从而无法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第三，马克思对科学和技术对于环境的影响这一问题不感兴趣，这意味着马克思不具备研究生态问题的自然科学基础。第四，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人类的价值高于人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强调支配自然以服从人的利益和需要，而不是要维护生态的价值。针对以上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批评，福斯特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反驳。第一，这种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生态学思维方式对立起来的观点，根源于不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质，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混同于机械唯物主义。事实上，唯物主义包含着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两种传统，其理论鼻祖分别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他们的影响下，近代唯物主义形成了机械论和有机论两种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导致人和自然的分离和相互对立，有机论唯物主义强调包括人在内的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马克思受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影响，继承、批判和超越了近代有机论唯物主义，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其基本特点是“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23]。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坚持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因此，它内在地包含着生态思维方式。“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24]第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生态中心论者在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解决方案上存在分歧，导致生态中心论者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批评。福斯特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理论脱离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把生态问题仅仅归结为一个价值问题，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当代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而把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归结为用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一方面，福斯特指出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但是它并不必然漠视自然或自然规律，造成生态危机；另一方面，福斯特批评生态中心论忽视了社会思想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切断了社会理论与对人和自然关系反思的真正联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优势“不仅在于这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25]。第三，针对生态中心论者批评马克思不具备生态思想的自然科学基础，福斯特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既是批判地继承和超越近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结果，同时也是马克思对近代科学革命反思的结果。其中，达尔文的进化论、摩尔根的人类学和李比希的农业化学，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在生态学方面的深刻见解“来源于他对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9世纪的环境所进行的系统研究，而这种系统研究又是通过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种深刻的哲学理解而进行的”[26]。可以看出，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生态学思维方式对立起来是不合乎事实的。

与那种把唯物主义同生态学思维方式对立起来的观点相反，福斯特强调唯物主义和生态学不仅具有一致性，而且唯物主义的发展对生态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近代科学革命的基础上，唯物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一起导致了目的论的终结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维方式的产生。其中，唯物主义对生态学的突出影响体现在巴里·康芒纳的四条生态学法则上，即“第一，万物皆相互联系；第二，万物皆有归属之地；第三，自然知晓最多；第四，‘无’无以产生‘有’”[27]。福斯特指出，康芒纳所阐述的四条生态学法则中的第一条和第三、第四条法则和唯物主义是完全一致的。通过论述唯物主义和生态学思维方式的一致性，福斯特进一步系统考察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学说的生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