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笔者认为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的问题对此进行考察。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应当考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否背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30]；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应当考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殊性。

我们首先考察第一个层次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对此，笔者认为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归纳，即对马克思哲学的认同与重构，对现代性的批判，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追求。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对20世纪20年代初西方革命失败的反思，其早期代表人物是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通过这种反思产生了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他们认为从恩格斯、第二国际、列宁到苏俄的知识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都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意义，其根本缺陷在于它是立足于近代哲学的立场来阐发马克思哲学的内涵的，不仅没有凸显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同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和特殊性，而且还把马克思哲学降低为一种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钝化了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批判向度，由此卢卡奇等人立足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重新解释和阐发马克思哲学。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哲学不是一种以探寻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为目的的知识论哲学，而是以追寻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无论卢卡奇等人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是否正确，但是他们是在认同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以探索西方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之路为目的来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种在认同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传统，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流派发展格局。

第二个结果是卢卡奇等人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异化状态。在卢卡奇看来，资本和现代性对效率的追求导致了技术理性的盛行，使资本主义现代化呈现出物的价值的上升和人的价值的下降的特点，人们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和科层制的管理体系，而处于异化状态中。可以说，卢卡奇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批判的传统。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和卢卡奇等人对现代性批判的内涵是具有重要区别的。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哲学批判为主要内容的批判，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认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则主要是一种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因此，如果说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特点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主要是一种哲学价值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从两个方面发展了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一是他们从哲学价值观的高度揭示了启蒙理性的缺陷，分析了启蒙理性必然走向技术理性的哲学根源。二是他们揭示了技术理性是如何成为资本统治人的工具的，进而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进一步发展为工具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批判和生态批判等，他们在拓展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内容的同时，也越来越使现代性批判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和价值批判。

第三个结果是卢卡奇等人无论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认同和重构，还是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是围绕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这一目的展开的，因此，卢卡奇等人始终重视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培育。但是，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追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即经历了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追寻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逐渐发展到追求人类个体的自由和解放的变化过程，而法兰克福学派是这一变化的起点。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转变和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密切相关，具体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科学技术革命导致了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工人阶级由此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分。工人阶级的分化使革命主体的寻求成为困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难题。而资产阶级则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了人们的内心向度，使得人们的政治意识日益淡漠，兴奋点转向了受广告所支配的消费中，社会生活出现了总体化和一体化的趋势，个人日益被社会总体所吞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此把西方社会看作是一个总体异化的社会。而革命主体的消失和个人日益被社会所吞没导致了法兰克福学派、萨特、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早期对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的追求转换成了如何使人类个体摆脱总体异化，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应当肯定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背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这是因为，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认同马克思哲学，并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目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整合当代西方的生态运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就是探讨作为现代性后果的生态问题，并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和技术理性的批判，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解决生态问题作为其理论主题，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认为生态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异化的生存方式的必然结果。这种异化的生存方式集中表现在人们把异化消费当作实现自身满足、自由和幸福的唯一方式。因此，对生态危机的解决过程也就是使人们摆脱异化消费、摆脱异化的生存方式，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和幸福的过程。他们力图建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和谐发展的社会，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

那么，如何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呢？对此，笔者认为必须弄清它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如下三个方面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使之成为了他们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立足于技术理性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普遍异化状态。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建立在以“计算或可计算性原则”为基础的技术理性的基础上的，这虽然导致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工人阶级的个性化的丧失和异化。“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31]卢卡奇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从两个方面对技术理性展开了批判：一是他们揭示了技术理性形成的哲学根源和社会根源。从哲学根源上看，技术理性的形成同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相关。启蒙理性认为知识并不是揭示世界因果关系或终极本质的体系，判断知识的标准在于“有用性”。这就必然把凡是不符合计算和实用规则的东西排除在知识之外，知识实际上被归结为技术，理性由此也被归结为技术理性。从社会根源看，法兰克福学派认定当代西方社会是借助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二是他们分析了技术理性盛行的后果。在他们看来，技术理性盛行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盛行，消除了哲学的批判向度，培养了人们的顺从和肯定思维，成为了控制人的一种新形式，这也决定了技术理性虽然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必然会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他们分析了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同技术理性的内在联系，详细地考察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揭示“控制自然”观念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造成了人们用实用和工具性的眼光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使得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最终沦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造成了人的异化和自然异化的双重后果。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主要体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所提出的“文化工业论”和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提出的“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理论中。所谓“文化工业”是指当代西方社会借助科学技术大规模复制和传播文化产品的工业体系。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所制造的文化产品在本质上是一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特殊商品，具有标准化、一律化、大规模复制和思想无深度、平面化的特点。其社会功能在于引导人们在无深度的文化产品的消费和娱乐中放松，忘却一切思想和忧伤，进而丧失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反抗能力。因此，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是一种承载意识形态职能的消费主义文化。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则提出了“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概念，用以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对人的总体统治和整个社会日益走向物欲化和消费主义的倾向。马尔库塞指出，伴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出现了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即通过广告等大众媒体制造“虚假需求”把人们的兴奋点引向对物质商品的消费，“虚假需求”是一种由个人所控制不了的资本所制造出来的需求，因此它是一种被控制的、外在于人的需求，这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对人的控制已进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同时也使当代西方人成为沉醉于追求物质消费而忘却精神追求的“单向度的人”。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主要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揭示当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控制人，并指出消费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则既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同时又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的重要内容。在他们眼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不仅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消费意义的新变化，而且造成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强化了异化劳动，并最终成为当代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消费批判切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并把消除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动力，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理论特点，也体现了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吸收了马尔库塞在《自然和革命》一书中关于人的解放包含着自然的解放的思想。马尔库塞在《自然和革命》一书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只能靠对资源、对大自然的全面毁灭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实现对人的统治，其结果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生存的危机。“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在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主的主体。”[32]马尔库塞指出，这里所说的“自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服从技术理性和资本主义统治的外部自然界，二是被技术理性所压抑的人的自然感性冲动。马尔库塞由此强调，要实现人的解放也意味着必须实现自然的解放，这里所说的“自然的解放”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解放属人的自然，即解放人的原始冲动和感觉；第二层含义是指解放外部自然界，使之摆脱技术理性的控制。自然的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向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并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3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关于自然的解放的思想：其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关于人的解放包括自然的解放，以及把自然从技术理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在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威廉·莱斯具体分析了技术理性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进而成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在此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技术理性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和生态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必须重新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控制自然”的观点，强调不应把“控制自然”理解为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运用来控制自然，使之服务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而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控制自然的进步变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类真正享受控制自然进步的积极成果。“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34]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尔库塞关于自然的解放意味着人的感性获得解放的思想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如何摆脱受广告所支配的异化消费，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实现自我价值确证。马尔库塞之所以提出人的感性解放的问题，是因为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实现了对人的总体统治，人已经无法具有自己的自主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就必须首先恢复人的自由意识，即新感性。马尔库塞是立足于政治革命来谈论人的感性解放的重要性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把人的感性解放同消除异化消费和解决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当代西方社会在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把受广告所支配的商品消费看作实现自我满足的唯一方式，这种异化消费既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异化劳动，同时也强化了生态危机。因此，摆脱受支配的异化消费，把满足建立在真正需要的基础上，正确处理需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使人们到自由自觉的劳动中实现自我，就成为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关键。

总体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在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赋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以全新的内容，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进一步拓展到了生态批判，从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1] 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41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参见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四章，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2] 余谋昌：《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伦理学》，185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3]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21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4] ［挪］G.希尔贝克、童世骏编：《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5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5] 参见章建刚：《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和理性》，载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136～13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48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7]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48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8]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7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9]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83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0]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354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1]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340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2]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336～337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3]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4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4] 《列宁选集》第4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07～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等译，2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11～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 参见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与问题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5）。

[31] ［匈］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2]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译，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译，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4] ［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16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