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有一个根本目标，那就是给人类大交往时代提供理论上的诠释。就这一意义而言，当代哲学存在论变革的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当代哲学精神深处仍然缺乏一种具有历史哲学和人类视野的整体性关怀与理论追求。现象学运动尤其是后期的释义学阶段虽然也融入了一定的历史维度，但这一维度因过于执着于生命的自我解释而缺乏历史感。历史是实践的历史而不只是话语与文本的历史，尤其不只是西方话语与文本的历史。要真正立足于人类视野，就需要关注人类整体的生存状况。也只有在对人类整体的生存状况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之后，才可能获得一种人类整体性的生存论理解。现象学运动所强调的主体间性问题，本质上是实践与交往问题，也必然依赖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自我变革与调整。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哲学虽然部分地消解了整体主义（Totalism），但这并不意味着消除了整体性（Totality）。整体性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也作为哲学活动的基本条件，不是过强而是太弱。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主题就是人类的整体性，这是整合了诸交往主体的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蕴含着多样性与统一性的整体性。然而，后现代哲学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仍然由西方哲学与文化范式主导着的当代西方哲学传统尚不可能获得一种理性的和历史的人类整体性。然而，迄今为止，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仍然只是在西方哲学特有的语境与问题中展开的，但事实上，仅仅借助于西方固有的思想与话语资源是难以实现存在论变革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的反存在论倾向不过是对当代西方自身内部问题的诘难与反讽，表明仅仅基于西方资源展开生存论的全面理解活动是不可能的。

我们认为，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涵化问题仍然是我们的长期努力方向，而非西方文化还不可能自觉地被西方文化所认可并进入西方文化视野的状况下，马克思实践哲学作为一种内在地超越西方文化样态，并且在其发展进程中又不断融入了非西方文化体认与关怀的当代哲学思想就应该，也必然在实现哲学存在论的当代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

在当代不同的思想资源中，马克思实践哲学是真正体现了人类整体性并且也全面地影响到当代人类思想活动、思维方式以及生活范式的哲学——尽管这一最明显的事实常常为人们忽视。马克思实践哲学对当代西方哲学具有一种奠基性意义，这一意义集中表现在对于传统哲学存在论尤其是存在论的思维方式的反叛与废黜。马克思实践哲学不仅开启了现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同时，作为一场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并且还将发挥持续性影响的思想运动，马克思实践哲学也具体引导和参与了现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启动存在论变革并实现非西方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原本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实现现代哲学根本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这一意义在已经呈现出来的现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工作中并没有得到恰当而充分的展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应该看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表现形态，卢卡奇的社会存在存在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存在论，萨特的个体生存存在论，马尔库塞的感性存在论，等等，本身也构成了存在论变革的一部分。对于当代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状况具有很强的解释效应，都应该看成由马克思所开启的当代哲学存在论变革的理论成果与表达形式。但由此断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面开显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显然是成问题的，对于非西方文化的现代转换以及与此相关的存在论变革要求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更无法替代马克思实践哲学。

要真正实现对传统存在论的改造，就必须改变存在论的结构与形式。传统存在论的症结就在于缺乏反思与自我超越性。西方哲学的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富含生存智慧和对话意识的辩证法，如果黑格尔将辩证法精神贯彻到底，就完全可以破解超验存在论并且由此还原辩证法的生存论存在论意蕴。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本身就被存在论化了，由于过分迷恋其逻辑体系，他在为其体系寻求一个绝对的支点时，仍然走向了实体存在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为他本人奉为圭臬的辩证理性一开始就是与人的生存相疏离的抽象理性，因而他所给出的逻辑图式对于活生生的人来说仍然还只是一种僵死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等人将存在论直接看成生存论，的确是实现存在论变革的可贵尝试。但是，生存主义哲学的此在的也即个体式的生存论存在论仍然属于缺乏开放性维度的生存论结构。“此在”把非对象性当作自己的本质特征，把一切正常的或不正常的“在世状态”都看成不可避免的异化与沉沦，这必然导致生存论结构的自我封闭。什么样的生存论结构才具有开放性、反思性与自身超越性？仅靠生存主义哲学的此在个体生存论是难以显示出来的，个体的生存必须解决面对整体生存的主体间性问题，这就引出了存在于真实的个体背后的人的现实的规定性，即社会化与历史中的人。个体的感性非常重要，也是十分真实的，但只有在“社会化的感觉中”，人的那些“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15]。可见，问题本身的索解也自然把我们引向了马克思实践哲学。

马克思实践哲学与当代哲学存在论变革的沟通，其主题背景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与整个当代哲学转型的深刻关联。当代哲学所发生的转型是多方面的，涉及哲学的理论基础、性质、对象、主题、功能、问题意识等等方面，包括存在论变革、人的转向、生活世界转向、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实践哲学转向、历史转向等等。其中，存在论变革是当代哲学的理论基础的根本转变；人的转向即从对象客体转向主体本身，从物的哲学或神的哲学转向人的哲学；生活世界转向是哲学关注对象的转换，即从对象世界及抽象世界转向现实生活世界或属人世界；文化转向即从纯哲学领域转向广泛的人的活动领域，从纯哲学理论的建构转向文化的分析与批判，意味着哲学领域及视野的丰富和拓展；语言学转向即从纯粹思维的研究转向对语言的意义与用法的分析澄清与使用，或把当作工具的语言拓展为存在的语言，赋予语言以存在论意义；实践转向则是指思维方式从旧哲学的实体性思维方式向实践的思维方式转变，强调人的活动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因而，实践转向本身就蕴含着哲学的历史转向。上述转向之间既有侧重，又内在相关。人、生活世界、文化本身就是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与论域，存在论变革则是哲学基础的变革，语言学转向则是发生在哲学内部的研究重心、研究方法与功能的转变。总体上看，由马克思开创的实践转向蕴含着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向，在整个当代哲学转型中具有前提性意义。只有在明确了实践转向的前提下，才可能进入其他转向并对这些转向的意义及其限度有一个明确的把握。当代哲学所强调的人、生活世界、文化问题、语言学向度以及存在论变革都应当建立在实践转向的基础之上，是实践转向的具体表现和拓展形式。所谓人、生活世界、文化、历史、语言以及具体的生存论结构及其阐释，恰恰都是多样化的实践活动的具体展开。而个体、语言、生活世界、境遇以及当代人的自我异化现象，也都是在当代人类所置身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展开的，也必然要通过实践活动加以理解。因此，实践哲学在当代哲学中具有一种总体性的包容力量，而正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真正开创了理解人的生存的时代。

但是，对于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来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由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哲学的重大哲学意义。考察当代哲学的实际情况，对人论、生活世界理论、文化理论、语言学哲学是非常重视的，而且这些哲学领域之间也呈现出很强的互释效应，但是对于实践哲学的自觉却很不够。在很大程度上说，当代哲学在强化人论、生活世界理论、文化理论、语言学哲学时，实际上往往忽略了这些哲学领域与实践哲学的总体性的联系以及相互关联。人、生活世界以及文化，本来只具有问题意识转换的作用，但在当代哲学中，这些随意性很强或赋予了很强随意性的概念却被放大成了哲学不证自明的基础，成为哲学理性最终的裁决者，同时也构成对自身意义的反讽和消解；语言学转向本来只是意味着哲学内部研究重心与研究方法的转换，但在当代哲学气氛中，却意味着研究功能与研究目的整体性转换，语言在很多场合下被直接看成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但对语言的实践批判与社会历史批判却难以得到有效展开。正因为如此，上述诸多转变本身也陷入了某种僵局。要走出这种僵局，就必须重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总体性变革意义。但这并不仅仅只是通过强调实践哲学的重要性所能达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实践哲学所强调的思维方式的转换与实践哲学应该达到的理论形态建构是有一定差距的。作为思维方式变革的实践哲学实际上完全可以简化为实践观。一种观点尚不足以支撑一种哲学形态。实践哲学的理论形态上的旨向必然是与当代哲学理论基础的转换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实践哲学必须要进一步考虑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的基础性意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又需要对生存论问题与实践哲学的内在关联有一个深刻把握。理论的建构与理论的走向总是勾连在一起的，生存论之所以最终被消解在其他哲学路向之中，恰恰与它没有及时地寻求到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关联有关，也只有从理论上弄清楚生存论与实践的内在关联，才可能展现生存论哲学应有的历史方向。

另一方面，当代生存论哲学也没有能够处理好与其他哲学领域的关系，尤其是没有自觉意识到与实践哲学的内在关联，这使得已经呈现出来的生存论道路其意义大打折扣。如前所述，当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能够展现出生存论应有的历史方向，主要原因在于其生存论过于局限于感性个体的生存体验，过分强调生存的非理性。生存论是由生存主义哲学开启的，但生存主义哲学缺乏理性的和建设性的态度，生存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置入了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和感性化的立场，这一立场必然导致生存论哲学陷入僵局。克尔凯郭尔（部分地包括叔本华）提出了生存论转向问题，但其哲学中蕴含的病态的精神气质以及超验神学立场，使得他们不可能真正开启这一转向。尼采把个体主义生存论发挥到极致，而且，由于对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以及超验的神学传统的彻底反叛，尼采的意志哲学也为生存论开启了一个可能的新方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尼采同样也赋予了强力意志某种超验的形而上学意义。生命哲学强调对生命的直觉与体验，强调人的生命的自我理解与阐释，但是对人的生命的理解并没有上升到超越性生存的高度，更没有把生命哲学自觉地提升到存在论变革这一思想高度。按照海德格尔对词源的异乎寻常的兴趣，他是不可能赋予仅有拉丁词根的“生存”以一种存在性的地位的，“生存论”也只是展开其“哲学之思”的“场域”。事实上，“生存论”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只是作为形容词，而不是作为具有存在论意义的专名而使用的。[16]在雅斯贝尔斯那里，“生存论”则是“大全”借以澄明自身的背景。萨特则干脆将生存论还原到实体性的存在论模式中，他似乎并不清楚生存论在整个当代哲学变革中的真正意义。就是说，生存哲学并没有能够确立起生存论来。生存哲学之后，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以及环境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生存论哲学，或者在生存哲学意义上进一步推进个体感性，如后现代哲学，或者转移生存论哲学的方向，如语言哲学将感性个体存在论转移为语言生存论，或者是从主体性问题回溯性地思考人与自然的生存论关联，如环境哲学。而且这些努力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生活世界的基础性地位。但是，这些努力仍然缺乏一种理性与建设性，而这种理性与建设性必然是奠定于人生存的历史性与实践性之中的，包括由这一历史性与实践性所支撑起来的健全的人类整全性与积极的生存态度与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展现生存论哲学的历史性与当代性，就必须把生存论的理解与马克思历史的实践哲学内在地贯通与融合起来。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里，我们有必要把马克思实践哲学进一步“还原”到根本的唯物主义或无神论的哲学立场。这种还原当然不是把马克思实践哲学还原到旧唯物主义水平，而是要凸显出马克思实践哲学在唯物主义发展中的深远的历史性，这就是揭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深层的理论变革意义。

我们经常称马克思建立在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新唯物主义”为“彻底的唯物主义”。那么，这里的“彻底”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显然是需要深入琢磨的。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唯物主义（Materialism）”与“无神论（Atheism）”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前者主要是一种认识论概念，属于理智范畴，它更多的是指向于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态度；后者则属于一个宗教的或内心世界观的概念，它指向于人的内在的精神信仰，这一概念与存在论相连，无神论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在一般情况下，认识论总是与包含着某种信仰的存在论相对应，因此认识论总是蕴含着相应的信仰，但这并不是一种必然性的包含关系。从精神信仰的角度讲，存在论总是优先于认识论，事实上，整个西方文明经过漫长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一种理智生活与信仰生活并行不悖的文化范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传统哲学家在理智与认识论态度上属于唯物主义者，在精神信仰上却属于有神论者（而且这种差别在很多当代西方哲学家身上仍然存在）。

马克思恰恰要打破这种平衡。在他看来，必须从根本上根除超验传统及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上帝意识，所有的精神信仰问题都需要通过理智的信念确立方法予以解决，无神论必须还原为唯物主义，对马克思而言，认识论是优先于存在论的。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其实是进一步强化了由康德开启的认识论转向，并因此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实际上就是以无神论的方式表现的信仰体系，但其绝对精神仍然带有有神论的内涵，马克思则通过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将精神还原为人的现实生活，并从人的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提升出人的活动的自身生成性。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展开的是历史认识论。但这不意味着马克思用认识论取代了存在论问题。与作为精神信仰的无神论必须还原为唯物主义这一认识论立场密切相关，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同时还包含着另一个立场，这就是作为存在论的无神论必须还原为或提升到根本的人本立场。前一个立场可称之为科学主义立场，后一个立场可称之为人本主义立场。对于康德而言，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性态度与内在的精神世界的信仰态度是不相通的，但是，对马克思来说，两种态度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科学认识论与人本主义的无神论内在融通。或者说，当马克思把世界观的转换从异在世界的抽象把握，历史性地转变为对属人世界的意义性把握时，人本主义的无神论立场必然蕴含着一种理智的和科学的认知态度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把握为认识论显然是不够的，而且这并没有触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核心。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核心是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性、主体性及其自我意识。

应当明确的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就其精神主旨而言，并不存在一种实体存在论式的存在论结构，把马克思实践哲学认识论化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根本变革意义就在于彻底废弃传统哲学的实体存在论，在这个意义上同时也是要与传统的认识论哲学划清界限。因此，如果实体性乃存在论的根本属性的话，那么马克思实践哲学就不存在所谓存在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核心范畴是人、历史、实践、社会，而不是存在，诸如人、历史、实践、社会等等，乃人生存的承担者或具体样式，并不是高踞于人的生存活动之上并与人的生存相疏离的抽象的存在范畴。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存在之类问题上思考问题——在他的思想深处，这类问题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抽象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世间唯一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之存在就在于人的生存与生活。人是感性地和实践性地确证和阐释自身的存在过程的，根本就不需要外在于人且凌驾于人之上的某种抽象实体来“规定”人的生存过程，甚至于在这个意义上，那种否定人与自然界的非实在性的无神论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17]。因此，无神论的核心范畴也就是人的存在，但人的存在不外乎就是人的历史性的生存。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唯物史观是相互贯通的。一方面，实践哲学要求实现对于世界的对象性理解，进而在世界的属人化过程中达到实践活动的自我理解。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实践哲学表达了一种对人自身活动的理性化追求，而实践发生理解活动的前提就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实践哲学所追求的理性化不过就是唯物史观所预先承诺的历史合理性。实践观达到的对象性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统一，其根据就在于社会历史性成为人生存的内在规定性。在此，实践合理性的本质就是历史合理性。对于人的生存活动已经成为人的自为的活动而言，人的秘密就在于人的历史性，“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8]。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历史，实践使人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活动的历史性也就是其主体性。另一方面，历史乃人的实践活动展开的场景与结果，就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生成过程。“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9]马克思表现的正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历史，因而其历史观的核心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0]历史当然本身是通过社会化活动而展开的，自然界生成为人的实践的、历史的产物，就是社会，社会是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现实场景，“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1]。唯物史观即人的社会化实践活动的“大写的逻辑学”。

与唯物史观的结合，赋予了马克思实践哲学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反叛最深刻之处就体现在这里。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只能限定于认识论范围，这种认识论也可以拓展到存在论领域，但存在论领域在传统西方哲学内却是非历史的，不管是超验的存在论，还是经验主义的或自然主义的存在论，都是如此。这并不是说传统存在论缺乏历史哲学的视野，而是说传统哲学对历史的理解本质上还是先验论的，是通过抽象的精神辩证法所确立起来的先验主义历史观，这种观念深深地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相对于这一传统，近代以来不断拓展的进步观念还显得相当稚嫩。实际上，不管是卢梭的浪漫的进步观，还是由牛顿机械时间观以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说所确定起来的线性进步观，都不可能真正深入到实践的历史哲学中。就此而言，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不可能把唯物主义真正贯彻到历史领域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整个近代意义上的历史观的批判，这一批判直指近代历史观的先验本性。在唯物史观中，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无神论，而马克思正是在无神论的意义上彻底贯彻了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的唯物主义，则是这种思想努力的成果形式。

正是强调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融合，强调作为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与作为精神信仰的无神论的一致性，马克思哲学彻底颠倒了西方哲学精神并改变了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方向。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人们往往认为对西方思想传统最具有摧毁性的哲学是尼采的意志哲学，实际上，同样站在当代哲学起点上的马克思对西方思想传统具有更大的摧毁作用。尼采的反叛仍然是西方文化传统自身的反叛，马克思的彻底的无神论反叛则是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对象化的和超越性的批判，其根本目的则在于通过“实际地改变现存世界的现状”从而实现从超验世界向实践的生活世界的根本转换。尼采的反叛仍然还维持着某种传统的贵族气质，这种反叛对百姓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大，但马克思的反叛则是总体上的，意味着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与解放，马克思的反叛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并要求实现日常生活的历史性变革。尼采的反叛是复古式的和倒退的，马克思的反叛则是前瞻性的，前瞻性蕴含着人的活动的积极主动性，人的未来性或者说作为未完成的人才是历史活动的真正起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更有理由被看成当代哲学的起点与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