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当我们关注生存论这一问题时，我们的目光必然投向现代生存哲学的开端处，生存哲学的开端处正是现当代哲学生存论彰显的源点所在。

克尔凯郭尔往往被看成现代哲学史上的第一位生存哲学家，而且也被看作使欧洲哲学的发展方向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思想家，具体就表现在他提出了个体生存观并开始了对欧洲“理性”主义传统的反叛，这就是明确提出所谓“生存论转向”（Existencial turn）。克尔凯郭尔肇端的生存论转向具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①强调生存与思想的内在关联，认为现代哲学的中心任务是摆脱黑格尔的抽象理性主义，回复到以苏格拉底哲学为典范形式的古老哲学传统。②把个体生存看成人类生存的核心，看成人类诸多价值的当然承担者。③通过对传统认识论哲学与理性主义的反叛展开了一种生存论的主观主义。④把生存个体的唯一现实看成他自己的伦理现实，而把基督徒的生活看成生存的典范样式，使生存个体的超越性提升为基督徒与上帝存在相沟通的内在性。以下我们就这四个方面展开综合分析。

在克氏看来，思想与生存本来就是不分轩轾、其道一体的。在古希腊的多义的存在概念及存在论中已经贯注了丰富的生存理解思想，而且是直接面向感性个体开放的，思想通过感性个体及其实践活动实现其生存。这在苏格拉底的哲学践履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因此，克氏特别推崇苏格拉底，认为苏格拉底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生存思想家的典范。在苏格拉底那里，思想直接意味着生存澄明，人们追求知识、善、美德、正义、美，绝不是为了获得一种“知识”，而是为了达到自我理解，即达到对自身生存意义的觉解。因而，“思想”直接意味着寻求“生存智慧”。相应地，“生存”直接意味着“思想事实”，它是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体验与思考，本身就是“存在”的直接在场。但是，按照克尔凯郭尔的思想，这种思想与生存直接同一的境界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失落了。“苏格拉底本质上是强调生存的，而柏拉图忘记了这一点，使自己失落于思辨中。”[22]克尔凯郭尔的初旨是要恢复古老的欧洲哲学传统，这种传统一方面通过个体的生存感性活动呈现人的思想与理性，另一方面又用一种理性及其内在秩序引导人的生存感性活动。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无疑代表着一种古老的哲学传统，克尔凯郭尔的努力也在于试图恢复这一古老传统。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克尔凯郭尔实际上是将这种生存与思想同一于感性活动的思想延伸到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中，例如美国生存主义哲学家怀尔德·约翰·丹尼尔就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其说致力于构造一些庞大的思辨体系，不如说力图获得一些能够展示我们的经验世界中某些秩序的基本见识。”[23]克尔凯郭尔的批判对象主要是黑格尔，在这个意义上也是要强化黑格尔与克氏自己所认定的那一欧洲哲学传统的巨大差别，但是平心而论，反思理性主义的和认识论的哲学传统，必然要注意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之间的差别。因为正是从柏拉图哲学以后，哲学开始与生活疏离开来，本来平实的“思想”退化为艰深晦涩的“思辨”，活生生的“生存”贬低为僵死的“实存”。哲学陷入了某种夸夸其谈、不着边际的抽象思辨，思想与感性悄悄从“哲学”中溜走了。

克氏对认识论化的理性主义传统中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的历史深恶痛绝。在克氏看来，个人是人类生存的核心，是包括理性、认识及其自由等人类活动的最高价值的承担者，不能用客观精神来代替个人。“我”首先不是认识的主体，而是生存的主体，反过来说，认识如果不能与生存相关联，也不可能是本质性的认识。“一切本质的认识都与生存相关，或者说，只有与生存发生着本质关系的认识才是本质的认识。任何认识，如果不是在内在性的反思中内在地与生存相关联，从本质上看就是偶然的认识；它的程度和范围都根本不值一提。”[24]而且，这种对于生存的本质认识绝不是某种自近代以来逐渐占据哲学中心并具有一种经典认识论基础的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同一性。在这个意义上，克氏提出关于生存的主观主义恰恰是要挑战经典认识论，将存在论从认识论的粘连中分离出来并还原为个人的生存体验。“我仅仅是一个与任何其他人不二的可怜的生存着的精神”[25]。而且标志着认识论范畴的“真理”概念本身也必然是与个人的生存体验分不开的。“主体是一个生存着的个人，生存是一个生存的过程，因而，作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真理概念是一种对抽象的幻想，就其真理性而言，它只是对造物的一种期待；这并不是因为真理不是这样一种同一性，而是因为认知者是一个生存着的个人，对他来说，只要他生活在时间中，真理就不可能是这样一种同一。”[26]

克尔凯郭尔的主观主义在阐释其生存理解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在克氏看来，主体及主观性并不是认识论概念，而是关于生存的态度。主体及主观性并不必然预示着客体及客观性的在场，生存的主观主义就是要摒弃所谓客体及客观性。“客观地，我们只考虑争论中的问题，主观地，我们得考虑主体及其主观性。正是主观性才是争论中的问题，这些必须时刻牢记在心里，主观性问题不是某种关于客观论题的东西，而是主观性自身。既然问题中的困难要求决断，既然如上表明的一切决断都包含在主观性之中，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点客观性的痕迹都应抹去。”[27]克尔凯郭尔从主观性中废黜掉客观性的突破口就是把真理从客观性中剥离出来，使真理成为生存者的体现形式。在传统认识论哲学中，真理虽然与认识者相关，但它“本身”却是以一种客观形式存在的。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形成认识论哲学的反思活动强调认识者的认识必须指向一种客体对象，反思确定着真理必然是客体。但是，认识者首先必然是一位生存者，认识者认识真理不过就是使真理敞开，而且是生存者作为生存个体以及生存沟通活动中的意义展现过程。认识的反思并不只是指向客体，而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生存关系。如果反思活动立足于一种关系，那么真理问题就会“被主观地提出来……而反思便主观地指向于个人关系的本质”[28]。克尔凯郭尔的主观主义与传统认识论的主观主义具有重要区别。传统认识论的主观主义立足于主观经验，但这种经验并不是体验意义上的经验，而是与诸如印象、知觉以及感觉材料相关联，并且趋向于实证科学。如果传统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强调其科学性，那么，克氏的主观主义则是“非科学”的。从另一角度看，认识论的主观主义总是与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分不开，但怀疑论与不可知论的理论前提仍然是认识论论域所设定的人与对象世界的分离，而克氏的主观主义则强调人与世界的生存论关联性，人首先是有生气的并且与周围环境密不可分的相关作用的存在物，人通过自身的生存活动与其他存在物的实存状况区别开来，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世界的实存状况，使其意义化。

对克尔凯郭尔来说，生存理解与认识论哲学无涉，生存本身不能被定义。对于一种过去了的存在（如黑格尔式的本质），我们可以谈论它，也可以定义它，进而可以客观地认识它。但是，生存本身是一个不断流变的存在，不能被客观化，也不能被定义。一旦定义它，或使它客观化，也就使它本质化了，但这已经不再是生存本身。

生存不能被定义，不能被客观地认识，但是，生存者本身却能够认识他自己进而获得自我意识。只不过，这一自我意识既不是如同笛卡尔的作为认识活动的起点的、实体性的“我思”，也不是从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逻辑性地延展开来的自我意识，这一自我意识的直接理论论域是伦理学。克尔凯郭尔把生存理解及自我意识纳入伦理学是有深意的，这表明克尔凯郭尔注意到了生存与实践意志的内在关联，以及生存通过伦理学实现的与存在论的共通。这项努力本身也是对近代以来不断被认识论化的伦理学的解脱。克尔凯郭尔明确地意识到，伦理学不是一门像社会学、心理学那样能够被限定在有限范围之内的特殊学科，伦理学本质上是存在论的学科。在这一学科中，“我们”能够与存在论相遇，或者适应存在，或者反抗存在，并通过与存在的相遇，形成我们的道德决断。所谓自我意识就是人本身，克氏称之为“孤独者”（single one）或“主观思想家”。

孤独者或主观思想家有三重规定性：他是一个有自我意志和**的个人。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如果按照生存的本义理解，那么显然，**是生存的标志，“生存没有**是不可能的”。这里，“生存的本义”就是指超越对生存的“得过且过的态度”[29]。因此，必须使人成为生存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一位车夫充满**地驾驭马车前行，我们说车夫的态度是积极的生存，相反，如果那位车夫躺在车上睡觉，让马自己走，恐怕就不能叫作积极的生存。完整的生存必须是积极的、主动的，这使我们联想到费尔巴哈的热情以及马克思的感性，其共同之处都在于肯定一种充满活力的积极的生存。在这个意义上，生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自我创造、选择、摆脱既定性的生成性，是摆脱事实性的可能性。只不过，与马克思的感性思想最终诉诸人的历史性生存不同，克尔凯郭尔与费尔巴哈式的充满自我意志与热情的感性个体是自觉地通向上帝之绝对存在的。

克尔凯郭尔特别强调感性个体的生存意义。但这里也应当注意到，克氏对于感性个体的强调本身也有一个限度，就是个体的生存必须顺从于上帝的存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资源有两个，一个是苏格拉底，另一个（但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则是基督教传统（后一资源部分中潜存着谢林的印迹）。可以说，他对苏格拉底的认同，对思辨哲学的厌恶与其宗教的高度诉求构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一关系的现实平台是个人的伦理现实，这是苏格拉底与基督教特别关注的，但同时也是为思辨哲学所忽视的，而撇开思辨哲学的美学的和伦理学层面的最后归宿正是基督教。正因为如此，克尔凯郭尔把神学阶段看成人生道路诸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对于生存个体而言，他当然能够通过对生的领悟与实践而实现积极的生存。人也许能够部分地理解自己的生存，在此，人的经验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同样存在于我们的生存中，但却总是被我们遗忘的死亡却是我们无法经验的。撇开死亡，生存或许变成了某种确定性，但这并没有表达出生存的命义。因为死亡恰恰是作为一种不确定性渗透和嵌入生存之中从而获得生存意义的。“当我成为主体时，死亡的不确定性就渗透到了我的主观性之中，因此，我把它与我生命中的每一因素，每一阶段联系起来考虑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为不确定性每时每刻都在此，因而只有在每时每刻都进行克服才能克服之。”[30]死亡是构成我们生存的内在要素，是扬弃于我们生存中的内在要素。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没有充分地容纳死亡的生存是不完整的生存，甚至不能叫作生存。这与苏格拉底的死亡观是一致的，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理解死亡。在此死亡意味着某种不朽的意义，是通过生生不息的奋斗传递给后代的责任意识。也正是由于深深地领悟到现实个体难以摆脱其有限性，克尔凯郭尔把基督徒看成能够追求不朽生存的佼佼者。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基督徒才具有这种**与意志将人的生存与不朽联系起来。如果说一般人至多只是通过超越的形式来理解他与上帝存在的关系，那么对于基督徒而言，他与上帝存在就是一种内在的沟通关系，这种内在的主观性，正是克尔凯郭尔强调的生存内涵。“这种自以为在反对任何狭隘的和无限深邃的哲学中表现出来的内在性，这种在言语之外作为每个人在他人和上帝面前进行的个人冒险而被重新发现的主观性，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存在。”[31]

其实，整个人生道路诸阶段正是其感性个体逐渐被消解的历史。克氏虽然强烈反对黑格尔的思辨，但却把后者形成思辨的辩证法方式融入自己的哲学之中。然而，克尔郭凯尔由此却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即他试图克服思想与生存的分离，但却陷入个体生存与上帝存在的对立中：上帝存在但不生存，个体生存却不存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派生物，对生存的自我理解最后又必须归结到宗教信仰上。这种“生存”观多少冲淡了前面那种个体性的“生存”（Existenz）在当代语境中的“自我超越”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