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曾将古代哲学、近代哲学以及当代哲学的起点归结为三种情感状态：惊讶、怀疑、震惊。这三种情感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三个不同时代哲学的典范形态：存在论的、认识论的和生存论的。古代哲学源于惊讶，如同儿童般的天真。古代人对于变化多端的外部世界总是充满着惊异与好奇，并痴迷于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与求解。对他们而言，弄清了自然世界的奥秘，也就打开了生命的奥秘。而且，世界本身必然是有其内在秩序的，弄清其内在秩序，也给人自身提供了一个可以沉浸于生活现实的理由。因此，古代哲学总是力图追究这一世界的源初构成，并将由这种追究产生的对世界内在秩序的追求转换为对某种纯存在的确证，这就是存在论。近代哲学不再停留于惊异与痴迷状态，而且由于存在论的构建从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与人自身的生存逐渐疏离的超验传统，因而人开始追问存在论建构与存在者的认识活动的关系。近代哲学并不怀疑超验者的绝对存在，但却怀疑自身与世界沟通的可能性，并且怀疑自身何以具有关于存在的知识。怀疑的起点则是笛卡尔的“我思”，确立在“我思”之上，哲学逐渐完成了由存在论哲学形态向表达了存在论内容与功能的认识论哲学形态的转换。可见，怀疑确立的是自我意识及其知性确定性，而自我意识及其知性确定性正是人之所以能够面对整个对象世界的基点。然而，一旦意识到人首先不是以自我意识，而是以生存着的个体面对整个对象世界，因而对象世界对人说来就是人生存于其间的周围世界时，人必然会伴随着生存的迷茫与求解。这种迷茫与求解源于生存的震惊：人竟然活着？！生存的震惊可能意味着感性的复苏，但这种复苏注定难以还原到哲学认识论之前的某种混沌状态——尽管它必定只是人实现生存自觉的一个维度——生存的震惊更多地反映了当代人自身生存境遇的迷茫，是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理性的怀疑与困惑：面对当下的生存境遇，已经建立起来并且从理论上看似十分完满的理性形式仍然是不可信的，甚至于是十分孱弱的。但是，震惊毕竟不是绝望，它还隐含着一种对生存主体、对历史以及对人的理性能力的深切关注与期待，从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蕴含着并指向对人自身生存历史性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