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用“一无所有”“一贫如洗”来描述无产阶级的贫困状态，也正是这样的描述语句招致诸多的质疑和批评。从《资本论》的原始文本看，相关段落出现在第1卷第4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其德语原文是：“ZurVerwandlung von Geld in Kapital mu? der Geldbesitzer also den freienArbeiter auf dem Warenmarktvorfinden，frei in dem Doppelsinn，da?eralsfreie Person über seine Arbeitskraftals seine Ware verfügt，da?erandrerseitsandreWarennichtzuverkaufen hat，los und ledig，freiist von allenzurVerwirklichung seiner Arbeitskraftn?tigenSachen.”[23]英文将之翻译为：“For the conversion of his money into capital，therefore，the owner of money must meet in the market with the free labourer，free in the double sense，that as a free man he can dispose of his labour-power as his own commodity，and that on the other hand he has no other commodity for sale，is short of everything necessary for the realisation of his labour-power.”[24]中文的翻译则是：“可见，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25]很明显，在德文和英文文本中并没有出现与中文的“一无所有”相对应的表达语。当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翻译是否精准，而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其中的寓意。

第一，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和“一无所有”所描述的，与其说是一种“什么也没有”，甚至连起码的生活资料都没有的状态，毋宁说是工人阶级无法依靠自己的生产资料来获得生活资料，因而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不能获得生活资料的状态。这是一种“无根”即“失去了根本”的状态。在谈到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时，马克思说：“这种贫穷无非是说，工人的劳动能力是他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对象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26]对于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马克思有这样的论述：除了自己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他不支配任何别的商品”，“没有任何实现他的劳动能力的对象条件”。一方面，雇佣工人“他没有，即丧失了实现他的劳动能力的对象条件，使他的劳动对象化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作为财富世界……作为别人的财产，异化地与劳动能力所有者相对立”。[27]这就明确说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工人阶级一无所有的社会根源。

正是这种“无根”的或“无着落”的状态，使得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毫无保障，沦为一种四处飘零的“偶然的个人”。正如马克思所言：“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他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28]工人要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出卖劳动力；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必须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然而，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有越来越多的工人从物质生产中被排挤出来，成为失业者。这意味着，失业时时刻刻在威胁着每一个工人。因此，要在工作、从而日常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这是“物”（劳动资料）支配和使用“人”（工人）这种制度，即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结果。

第二，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和“一无所有”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和生活状况没有任何变化，毋宁说是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始终无法改变，从而总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马克思指出：“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根本问题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29]工人的生活资料，其数量可以增多，范围可以扩大，质量也可以提高。但是，生活状况的改善并不等于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作为资本增殖价值的活的手段和工具，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从属于资本家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所处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当然，这是就工人阶级的整体而言的。它并不排除一些工人，依靠克勤克俭，积累一笔财富，成为小资本家甚至是大资本家。不过，这种情况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难以企及的。有人利用一些统计材料和数据，说明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甚至是巨大改善，以此来反驳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和贫困理论。对此，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可以也必然会得到改善，但是，“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改变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规律，即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是工作日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为资本所占有。因此，想通过统计材料证明工人的物质状况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某个地方或某些方面得到了改善，以此反驳这个规律，这是荒唐的”[30]。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不过是为了更多、更快、更好地实现对其的剥削和压迫。因为，与此前的社会形态不同，工人的生活资料、从而其消费从属于资本家阶级，因而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31]可以说，遭受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作为加在工人阶级头上的一种宿命，是永远不可更改的。

第三，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和“一无所有”所强调的，与其说是满足工人自然的、生理的需要的物质条件的匮乏，毋宁说是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对工人需要的内涵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的决定和制约。在马克思看来，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即价格，而决定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不是纯粹的自然需要，而是在一定的文明状况下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自然需要”，工人的基本需求即“所谓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32]正是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历史因素和道德因素在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也正是他第一次打通了人的需要与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的需要离开人所处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就会成为一种“任性”和“欲望”。个体的欲望是绝对的、无限的，因而也是无意义的；而受社会历史制约的人的需要则是有限的、相对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的需要。

马克思不是从抽象的人的需要出发，衡量和评价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相反，他从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具体状况出发审视、评价人的需要。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能力与劳动条件（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无产阶级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获得满足需要的生活资料，并且，由这些生活资料决定的工人阶级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不能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维系和延续的范围。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从而工人的工资，不仅仅是一个生活资料或货币商品的数量问题，而且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因而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在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和工资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家的“最低工资”理论的失足之处，恰恰就在于仅仅停留在“有没有”和“有多少”的层面，而不去向“为何没有”和“如何拥有”的深处挖掘；只是进行一种物质“量”的思考和统计，而不去做经济社会的“质”的追问和探究；只是注意工人需要的生理的和自然的边界，而不去理解和把握其社会意义和历史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