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近年来，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占据着显著位置，也提出了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其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莫过于历史决定论与人的自由选择和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一方面，历史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是不相容的：“一方面断言所有事件的存在状态总体上都由其他事件决定……而另一方面又断言人至少能在两种可能的行动路线间做出自由选择——自由不仅意味着能够做他们选择去做的事情（因为是他们选择去做这些事情的），而且意味着不受在他们控制之外的原因的决定去选择他们所选择的——这两种断言……明显是自相矛盾的。”[63]另一方面，历史决定论与人的道德责任是互相排斥的：“那些坚持责任与决定论从来不是互不相容的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都是错的，无论是否有某种形式的决定论是正确的；而且，无论某种形式的对道德责任实在性的信念是否合理，很显然，决定论与道德责任是相互排斥的。这两种信念也许都没有根据，但两者不可能都是真的。”[64]马克思也明确指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65]这样，如何理解自由选择、又如何理解道德责任，如何看待历史决定论与自由选择的关系、又如何看待历史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的关系等等，这些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居于重要位置的问题和议题，就成为笔者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所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88、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参见王峰明：《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微观透视》，1～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7] [英]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16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8] 对科恩提出的“发展命题”，S.H.里格比指出：“‘发展命题’并不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在那些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并不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对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发展命题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在该种生产方式中，能够根据它所特有的市场和阶级结构来对生产力的增长做出解释。”（[英]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18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9] 乔治·莱尔因也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对社会变革机制的解释”上，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两种公式之间的对立：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客观公式’，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二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主观公式’，侧重于阶级斗争”。（[英]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姜兴宏、刘明如译，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其实，这一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19年5月，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指出：“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但……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

[10] 对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与人的需要的关系，埃内斯特·曼德尔指出：“对人类经济史的具体分析表明，千万年来人类的需求并没有或几乎没有超过给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化和制度化的需求的‘过量’只是普遍化的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它离开了‘不能满足的需求’的永续再生产就不能继续下去”。（[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吕佳翼编译，182～183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这一见解是深刻的。

[11] 当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协调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伊安·亨特将之概括为“非对称性”与“交互性”的关系。在他看来，如果我们采用两个框架，即“一个相对短期的框架”和“一个更为长期的框架”，那么，就会看到，“生产力在历史的总体上支配生产关系，跟其对应物——即现存的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具有支配性是一致的”，或者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要素之间的交互性相互作用跟它们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是一致的”。这就意味着，“在若干时期之内，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首要性上轮流坐庄，但经过了这些时期之后，就这个长的时期而言，生产力便成了总体上的主导者”。（[澳]伊安·亨特：《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徐长福、刘宇等译，149、159页，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0）这里，所谓“轮流坐庄”显然是一大败笔，因为具有首要性和决定性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一般”，而与生产关系处于交互作用中的生产力则是“生产力具体”，这是处于两个不同层面——本质抽象与现象具体——上的生产力，不能混为一谈。亨特虽然把“长期”和“短期”、“总体”和“特定历史阶段”区分开来，但并未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本质与历史现象之间的质的区别，由此所建构的“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成色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他的这种区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极为宝贵和重要的。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0～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迈克尔·沃尔泽所提出的“复合平等”的正义理论，可以说是消除这种“权利悖论”的一种努力。（参见[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褚松燕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不过，这种努力并不成功，原因在于他只是看到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却忽略了这些社会关系之间的相关性和制约性；只是看到了人的本质的多样性，却忽略了人的不同本质之间的相关性和制约性。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05、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06、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3] 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一种新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地联系在一起的危机摆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公共卫生和健康危机”。这一危机必将成为学界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讨论的重要议题。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例如，“如果有一个资本家为了烤羊肉而让别人替他砍柴，那么不仅砍柴者对他的关系，而且他对砍柴者的关系都是简单交换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这种简单交换关系中，当事人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雇佣工人，双方都是普通交换者。因此，马克思说：“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某个人之所以扮演资本家的经济角色，只是因为他的货币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04、6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7] 针对约·斯图亚特·穆勒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更有学识、更有批判意识的人们，虽然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发展性质，但同时却更加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因而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显然，这种观点不仅把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而且把生产关系和人的本性弄颠倒了。实际上，是生产关系决定人的本性，而不是相反，人的本性决定生产关系。

[28] 罗尔斯在谈到“原初状态”时说：“原初状态……是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1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问题是：第一，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从而不可能不受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影响。第二，由于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不同，所以，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是绝对平等的。第三，这种“道德人”是（也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人，充其量不过是罗尔斯自己的一种假设。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这种原初状态当然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实际的历史状态，也并非文明之初的那种真实的原始状况，它应被理解为一种用来达到某种确定的正义观的纯粹假设的状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可见，罗尔斯的“道德人假设”与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一种抽象人性论。并且，这种抽象人性论可谓影响深远而广泛，就连竭力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的G.A.科恩也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其中，因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并没有发明贪婪和恐惧，它们植根于人的本性”；并且，“每一个人都既具有自私的倾向，也具有慷慨的倾向”。（[英]G.A.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段忠桥译，44、58～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这里的漏洞是明显的，如果人性是自私和贪婪的，何以有慷慨的倾向呢？如果自私和贪婪是人的本性，慷慨不就是一种有违于人性的事情吗？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08、107、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1] 马克思指出：“资本诚然可以脱离单个资本家，但不能脱离与工人本身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同样，单个工人也可以不再是劳动的自为存在；他可以通过继承、偷窃等等得到货币。但是，这时他就不再是工人了。作为工人，他只是自为存在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 孟德斯鸠指出：“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了。”（[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1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如以赛亚·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前者指的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或“不受别人阻止地做出选择”，后者指的则是“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即“成为某人自己的主人”。（[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189、20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就消极自由而言，不受阻碍和限制地行动，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而是虚幻的事情。因为，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能动的存在物又是受动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马克思说：“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就积极自由而言，在现象具体（即个体）层面，自己作主和自我决定当然是可能的和现实的，而在本质抽象（即社会整体或总体）层面，这种自主性和自决性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再如，邦雅曼·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阎克文、刘满贵译，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这里，贡斯当对人的自由的历史性解读是显而易见的。单就古代人的自由而言，第一，这种自由与分享社会权力相联系，而分享社会权力又同参与政治生活相联系。第二，政治参与意味着自由，与此相应，从事劳动则是在与必然性打交道。第三，奴隶是不能分享社会权力的，他只能从事劳动，因而是不自由的。对自由与劳动的关系的这一诠解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正如马克思批评亚当·斯密时所指出的，无视劳动与自由之间的联系，把劳动与自由对立起来，劳动意味着不自由，自由意味着不劳动，这是偏颇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并且，无论是以赛亚·伯林还是贡斯当，都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和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的自由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一方面，“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这是人的自由与社会生产力的联系。另一方面，“行会工业在它的繁荣时期在行会组织中完全找到了它所需要的自由，即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这是人的自由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联系。因此，把人的自由和能动性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自由诉求；而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就是人的自由的发展。

[33] 当然，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概念具有多重含义，除了共产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个性概念外，还有其他意义上的自由个性概念。如与“自由竞争”相联系的自由个性概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5] [英]约翰·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高湘泽译，1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6]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19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7] [美]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梅译，94～9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有趣的是，在2005年海尔布隆纳去世后的第六个年头，其另一部著作的合著者威廉·米尔博格在面对“2008～2009年大衰退”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却用一组足以推翻海尔布隆纳的论点的统计数据揭示了引爆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停滞与家庭债务”。据美国“男性工人的中等实际工资”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工资有波动（经济扩张时期工资一般都上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直到2010年，工资一直没有上涨”。而工人工资收入近40年停滞的一个结果，便是“家庭借款的缓慢稳定增长”，并且，“这些借款被用于购买住房和一般的消费品需求”。（[美]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威廉·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李陈华、许敏兰译，179～180页，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8]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113、1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9]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12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0] [英]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44～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1] 这种相对贫困往往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两极分化：“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2] 到2020年年底彻底消灭“绝对贫困”人口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既定方针和目标。在量的方面，其标准是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在质的方面，其标准则是实现“两不愁”和“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和住房安全都有保障。（乔金亮、张雪：《加大攻坚力度 提高脱贫质量》，载《经济日报》，2019-03-08）这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令亿万华夏儿女振奋、令世界瞩目和惊赞的一大壮举！

[43] 作为一种指认和追求客观规律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倾向，“决定论”不仅包括历史决定论、社会决定论，还包括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甚至是心理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固然不同于经济决定论，但是，由于离开经济关系及其运动，社会历史将变成一种空洞和抽象的存在，一如离开经济规律，社会历史规律将变成一种空洞和抽象的规律；所以，历史决定论总是与经济决定论勾连在一起，难以分离。正因为如此，以赛亚·伯林在讨论“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即历史规律问题时，把用“繁荣”与“萧条”这样的经济规律解释社会历史的“经济决定论”也包含在内。（参见[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17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44] 在经济学界，对马克思把本质和现象区分开来的现象学方法，一些人颇有微词，而实际上是一种犯难情绪的宣泄。例如，布劳格指出：“当不加批判地阅读时，使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此具有吸引力的手法是双重观点的方法：有时你看到它，有时你看不到。大厦的第一层，是价格、工资率、利润率的可见的世界，而大厦的基础，是不可见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世界。不仅第一层是可见的，基础层是不可见的；而且居住在第一层的经济行为者不管下面的基础世界。马克思的借口是说，将从基础转到第一层，从第一层转到第二层等，这巧妙地暗示了，在某种意义上，第一层比第二层更真实，真正的科学的特点是把放在第二层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明显的动机，放到第一层事物的‘本质’。这是一种巧妙的手法，它愚弄了好几代读者。”（[英]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220～2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5] 参见[美]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彼得·布拉提斯编著：《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李中译，5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阿维纳瑞就认为：虽然马克思“从未把国家或官僚主义结构设想为社会—经济力量的单纯反映，但他仍认为它是社会—经济力量及其理想要求的一种投射，尽管是一种扭曲的投射”。（[以]阿维纳瑞：《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张东辉译，58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46] 参见[美]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郦菁、张昕译，译者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7] 参见[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25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4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896～8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9]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0] [加]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王来金、杨洁等译，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1] [美]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28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2] [英]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187、18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55] 笔者认为，任何效率观都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反映，无视生产关系制约作用的效率观是抽象的，基于劳动的效率观和基于资本的效率观不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王峰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效率观？》，载《高校理论战线》，2007（12））

[5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96、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0] [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2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1] 其实，围绕着“过渡问题”即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M.多布、P.斯维齐、I.沃勒斯坦、R.布伦纳等人进行了激烈论辩。（参见[英]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192～20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62] [英]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18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63]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5～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64]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6～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6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