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在《资本论》和《启蒙辩证法》中都是核心或极重要的概念。作为这样的概念，“辩证法”都体现为一种积极的、正面的东西。一种存在或力量被纳入辩证法之中，经过辩证法的整合与调节，辩证法势必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不管是在《资本论》时代还是《启蒙辩证法》的时代，“辩证法”都有被误解的“负面形象”。与《资本论》时代“辩证法”被杜林误解为“拐杖”,一种固定、僵化、机械套用的模式，或者马克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谈到的叶·瓦·德·罗别尔提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辩证法成了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类似。①尼采对辩证法的批评更加尖刻，而《启蒙辩证法》中所讨论的“辩证法”的“负面形象”恰恰就是尼采提供的。跟杜林、叶·瓦·德·罗别尔提相比，尼采的尖刻批评不仅仅在方法的意义上指责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性，还进一步在内在旨趣上指责辩证法是追求绝对、纯粹的“形而上学”。尼采的指责值得被更加重视。

尼采把辩证法视为低等无能的人才会使用的一种方法和手段，是跟犹太人、平民、密切相关的东西。“苏格拉底，这个迫使人接受辩证法的平民(roturier),就这样战胜了一种高贵的品位，贵族们的品位。辩证法的胜利意味着庶民(plèbe)的胜利。……辩证法仅仅是那些绝望者手中的自为手段；一个人必须要强行获得自己本身的权，否则，他不会求助于辩证法……犹太人是辩证论者，苏格拉底也是。”①所以，“一个人只是在别无他法时，才选择辩证法。他知道，使用它会引起猜疑，而且它少有说服力。没有什么比一个辩证论者的效应更容易清除了；对每次有人滔滔不绝的集会的体验，都证明了这点。辩证法仅仅是那些不具备任何其他武器之人手中的自卫手段”②。杜林在辩证法问题上类似尼采，但并没有得到尼采的赞成。尼采把杜林看作复仇信徒，跟基督徒一样“如今在德国把道德之鼓擂得极其伤风败俗、令人作呕”,甚至是“天

下第一大道德吹鼓手”,是比反犹主义者还要严重的怨恨者。③按照这一看法，杜林思想与尼采批评的苏格拉底辩证法一样，出自一种惧怕，并且以道德自居，是典型的无力弱者的状态。

就主流来说，“辩证法”概念在《启蒙辩证法》中是正面、积极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并不赞成尼采对辩证法的批评意见。但他们也很重视尼采的这种意见，并致力于化解、回应它。这种意见表明，辩证法本是苏格拉底的理性文化锻造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同更能正面应对人类生命无法彻底避免的，充满焦虑、恐惧、挫折的悲剧文化相比，从苏格拉底伊始的这种理性文化用一种理性主义的方式来应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世界，相信这个世界是完全由严格的必然秩序规定着的理性主义世界，甚至把意外、偶然视为理性能力不足的表现，认为理性能力的充足必定能呈现和建构起一个严密规整的理性主义世界。用充足的理性来应对生命中不时泛起、无法根除的焦虑、恐惧、挫败，甚至在人文、艺术领域也是如此对待。这使得“辩证法”具有了一个掩盖不了的情感秘密，一个象征着软弱无力的情感秘密：苏格拉底辩证法有个恐惧的基础。

按照尼采的看法，奉理性为神明的苏格拉底式辩证法所营造的世界，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密不透风的世界。它只要阿波罗元素(理性),不要狄俄尼索斯元素：(苏格拉底式)“辩证法是美德常用的手艺，因为它排除了对智力的一切损害，排除了一切感情冲动。”①并以此去追求必然性、按部就班、水到渠成，追求建立一个稳固、坚实的系统和程序，来保证希冀的安全与其他价值。所以尼采总是在问：“高级的理性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走向毁灭的种族的症状，是生命的贫困化。”②程度可以探究，导致贫困化的判定却确定无疑。在这里，苏格拉底式“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凝聚在一起。

跟我们熟悉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相比，这种批评显得有些独树一帜。不过对于尼采来说，这的确不算什么。在尼采的眼里，广受推崇的崇高与被贬斥的低级存在是隐秘地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本质上一样，没有什么奇怪。在《善恶的彼岸》的一开头，他就提出：“甚至有可能，这些令人尊敬的善的事物之所以具有价值，正是因为他们与那些恶的、看似与其相反的东西之间的隐秘联系，两者结合在一起，纠缠在一起——也许甚至他们本质上就是一样。”①由此，尼采主张，在二元对立中选择其一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两者从哲学上看其实是一回事；两者从根本上共享着一些基础性前提，并被这些前提纠缠、构建为同一种东西的两面，沿着一个肯定能找到另一个。

虽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从根本上不同意尼采对“辩证法”的理解，但在《启蒙辩证法》一书的个别地方，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还是表达了对尼采批评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情感基础的赞同。比如该书第一节第一部分即将结束之处，他们指出，由于致力于用一个抽象概念表达一类事物，使得这种表达既保留了对该事物的恰当认知又存在对该事物的粗暴外在规定，或者对该事物本有却不符合概念所蕴含的同一性的那些特质的遮蔽和否定，使得这种概念式规定“都是其所是，同时又向非其所是转化”,由此，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总是致力于建立一个日益严密的同一性体系的苏格拉底式辩证法在认识事物的同时也难免遮蔽事物。如果说尼采批评这种“辩证法”从苏格拉底开始，霍克海默、阿多诺则进一步从苏格拉底向前追溯到荷马时代，认为“这种形式在荷马史诗中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在近代实证科学中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这种辩证法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是从那种恐惧的嘶喊，以及恐惧本身所带来的二重性和同义性特征中发展起来的”②。由于荷马描述的奥德修斯被界定为“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①,象征着资产阶级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的苏格拉底式辩证法存在恐惧的情感基础。他们孜孜追求建构的严密、安全、稳固的密不透风的同一性体系，就是为了消解被隐匿起来的恐惧、焦虑的。这个体系致力于封闭、安全、无风险，但最后却造成了更大的风险。这是一种辩证的自否定，一种对他所追求的目标的嘲讽和否定，这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法的显示。因而，这个被隐匿的情感基础使得这种辩证法的发生、成立、追求速度比较缓慢。这是对尼采观点的进一步推演和使用。

如果辩证法起源于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文化，那“辩证法”问题便涉及对西方文明未来的基本判断，涉及对启蒙理性的基本立场。《启蒙辩证法》虽然尖锐地批评西方启蒙文化，但绝没有彻底否定它。批评和否定是针对它内在的、必须予以克服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揭示恰恰是为了认清并克服它，因而，这种(尖锐的)批评和反省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批判的精神，就是明显的辩证力量之所在。追索辩证法的情感基础，显示辩证法隐含着的情感秘密，对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而言，是检思辩证法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内在问题，希望通过这种检思发现阻碍发展的弊端，克服这些弊端以推动启蒙继续推进，获得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这是辩证法自我发展过程中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力量所在，也是辩证法本身反思和批判精神的内在表现。通过这种反思，辩证法得以保持一种内在自我反思的批判力量，即使没有外在的催促和批评，辩证法也能展开自我批评，自我发现自身的问题。因而，《启蒙辩证法》中对尼采的辩证法批判思想的引入，不是赞成和采纳尼采的看法，而是化解、克服尼采提出的问题的契机，是以马克思、黑格尔化解尼采的关键步骤。在这里，尼采的辩证法批评构成辩证法内在发展的肥料、靶子、契机和步骤，前提当然是找到回击尼采批评的重要资源。

下述辩证法由于自己的情感基础而可能导致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担忧，也是同样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