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是一个更重视自我甚至就是历练自我的象征，还是更重视和解，经过千难万险力求与他者实现和解?是一切都为了实现和凸显自我，还是确立一种与神明、自然、同类他者的和解?对于利用《奥德赛》来论证现代主体性的霍克海默、阿多诺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和解是《奥德赛》的主题(从而也是《启蒙辩证法》一书致力于追求的结局)。拉埃尔特斯与奥德修斯、波塞冬与奥德修斯、相互仇视的伊塔卡人以及宙斯与凡人之间都建立了这样的和解关系。按此逻辑，孤立、不理睬其他存在的自我，试图把控、宰制一切他者的自我，是个偏执、极端的自我，不是《奥德赛》所倾向的自我，不是《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形象，也不是《启蒙辩证法》所希望的启蒙主体。

但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却认为，类似《奥德赛》的、世纪之初正式产生的希腊小说，其主题不是人与神的和解，或谁胜过谁的问题，而是以考验自身，成就主体为主题的。如果我们把“主体”理解为不但是能依靠自身内在所有能够实现自足自立，而且还能进一步作为根基支撑起一系列价值存在，那么,尽管与需要承担起来的价值存在不完全一致，但奥德修斯式的主体作为承担型主体，要承担起返乡、统治王国的重任，承担起战胜各种**、节制、不动心以成就理性化自我的重任来，使主体自身成为凝聚、延续这些价值的身体与场所。虽然与现代主体的承担任务不同，但都是承担者主体。福柯的这一观点与《启蒙辩证法》关于奥德修斯“那个敢于冒险的英雄，也将自身展现为一种资产阶级个体的原型，一种源自于自始至终自我确认的观念”①的看法一致，把主体的诞生推远到希腊化时期，认为那个时代就有了现代类似意义上的主体，甚至那个时期就“是西方主体性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②。

按照这样的理解，《奥德赛》的作者让主人公奥德修斯经历所有不幸——海难、地震、火灾、遭遇海盗、死亡威胁、入狱，遭受奴役等，并遭遇各种**——塞壬的美妙歌声、神女卡吕普索的温柔乡，目的都是为了让奥德修斯得到历练，历练的目的是把他锻造成一个在理性能力、意志品质、目标追求等方面标准的主体!不管是难以克服的自然力量，还是富有**力的塞壬、卡吕普索，这些“充满危险的**，会把自我从他的正常发展逻辑中引向歧途。奥德修斯把每一次**都当成值得一试的新经验”③。早于福柯的霍克海默、阿多诺也有这样的意思。“那些受到**的英雄在磨难中走向成熟。经历过若干次的生命危险，英雄都必须挺身过来，这样才能最终为自己锤炼出一种生命的统一性和人格的认同。”④这些经历**的经验有助于历练和成就主体自我；而主体品格之持续性和同一性的确立更是需要这一次次的经历反复巩固强化。这得到福柯的高度认同。在福柯看来，诸如埃利奥尔多的《埃塞俄比亚人》等作品所展开的叙事都是在叙述考验自身的论题：经历的多种不幸、降临人身上的一切剧变，“就像在《奥德赛》中一样，最后都落实到自身上，表明生活其实是一种考验。这种考验必须突出什么呢?是与诸神和解吗?根本不是。必须突出自身的纯洁，人要对自身警惕、监督、保护和控制”①。福柯强调，《奥德赛》的关键点是历练中的自我，而不是自我与他者的和解关系。如果非要说关键在于最终的和解，那关键也在于自我自觉的调整，从自我的独大、不理睬他者只关注自己，调整到关注尊重他者、自我与他者的和解关系之中。

福柯的解释富有见地，但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反推思索，即立足于奥古斯丁、笛卡尔以后形成的现代主体，反观西方更古老的文化产生的时代，按照古老时代就是为了产生出后来的现代境况，也就是把从古至今本来可以产生出其他种种境况来的可能性都统统忽略不计，认为它们毫无考虑的必要性和意义，就把从古至今的发展视为一种简单、明显的唯一可能性，甚至就是背后有一个神明力量在推动着它，从而导向按照预定轨道如此发展而来的结果。

要解释这种凸显自我主体、把现代自我的诞生视为唯一最终目的的模式，首先得超越极为简单的自我与非我的二分模式。在“非我”中区分出各种不同的、对自我都各有意义的因素来。

自我与非我的二分对立是主体性哲学传统中极为简单的主体性解释模式，它在费希特哲学中非常耀眼。甚至可以说，它是主体性哲学最常见的意识形态模型，正如加迪斯所说：“有意识形态要比没有意识形态使人们更容易地对待现实。意识形态为理解复杂的现实提供简单的模式。”①而自我与非我的二分对立就是这样一种源自主体性哲学的简单模式。自我把自己之外的一切他者、异在都同一性地设定为非我，使非我处在自我主体的对立面，成为自我化解、占有的对象。只有在非我被自我占有、穿透、掌握，从而使得非我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成为自我的组成部分之时，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才能完成。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自我才能变得更为强大、伟岸。如米德在分析浪漫主义时所说，浪漫主义的问题在于，能否把外部世界纳入自我之中，“一个人是否能够走出自身，进入到支配自我的、先于它且在时间上先于它、比它更持久、完全独立于它的这个大宇宙，并且抓住这个宇宙，把它作为它自己的自我经验的一部分呢?……这就是浪漫主义者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这些冒险召唤着这些思想者”②。由此，米德把浪漫主义说成一种特殊的观念论，也就是一种新的“唯心主义”、主体性哲学，从而把主体统领客体世界的主体性哲学理解为一种自我占领非我世界的大冒险、大欲望、大理想。在这样的意义上，主体性哲学也是一种米德意义上的浪漫主义。米德的意思是说，唯物主义是把自我归于先于他的世界，而观念论哲学则是把世界归于自我，使世界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主体、自我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一种理想主义观念，表达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巨大冲动，即让自我占有整个非我系统，把所有其他存在都纳入自己理解、把握、支配的范围之中。逻辑上能够达到这种理想的自我是“超验自我”“先验自我”,这种理想主义冲动为尚且达不到、或许永远也达不到的经验自我提供着行动追求的意义源泉。鉴于“理想主义”与“唯心主义”在德文中都可以是同一个词Idealismus,而“唯心主义”与“观念论”在指代德国康德到黑格尔哲学时也是同义词，所以，“理想主义”“唯心主义”"观念论”“浪漫主义”在这里也就被统一起来了。

在近代主体性哲学中，从笛卡尔那难以与经验个体的个别性、多样性切断关联的我思主体，到康德那切断与经验主体关联的先验主体，其纯粹性、理想性愈发明显。既然近代主体性哲学的“主体”仍然是一个理想化的存在，并不具有经验现实性，那么,被描述为自足自立主体的希腊神话时代原型的奥德修斯式主体就更是一个理想化的存在了。这种理想化在自我能力不足时甚至会借助神力、采取神话的方式，在《奥德赛》里描述“自我的发展路程”时使人深知，“面对自然力，自我的身体永远都显得软弱无力。而只有通过神话，自我才能在自我意识中树立起来”①。除了内在的自然力量，除了一同回家的伙伴、返乡路上遭遇到的各类人的帮助和激励，奥德修斯式主体还无法脱离奥林匹斯山上诸神力量的帮助。因而，摆脱了他性存在、不与任何他性存在关联的内在主体，对于《奥德赛》来说就更是个十足的理想化自我，并没有现实性。既然现实的主体自我无法摆脱他性存在的约束性关联，那就势必要求这种主体必须与无法扯断的关联性因素建立一种合理的和解性关系，以便能够维持住自身某种意义上的主体性地位，不至于在与各种因素的关联中被各种因素牵扯，丧失掉支撑主体性成立的关键性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