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高度评价尼采，认为他是自黑格尔以来能够认识到启蒙辩证法的少数思想家之一。正是尼采，揭示了启蒙与统治之间的矛盾关系。因为尼采清楚地认识到，启蒙当中既有自主精神的普遍运动(他觉得自己就是这种精神的执行官),也有破坏生命的“虚无主义”力量。为此他们还引证了尼采的话：“这就是启蒙的任务：让诸侯和政客们清晰地认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①但他们对尼采的解释和利用却引起诸多争议和质疑。除了他们遵循德国晚期浪漫派的做法，对希腊古典时代进行现代资产阶级的解释，力图在奥德修斯身上发现资产阶级的品性甚至过度解释并牵强附会为希特勒的影子之外，更是对尼采做出一种显然是“强横派”的解释，即立足当时的现实需求(而不是尼采本人思想),实用主义地解释尼采，曲解了尼采的本意。在本文范围内，我们只从《启蒙辩证法》沿着尼采关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同一性、神圣性皆起源于恐惧这一警世观点做一点分析。

我们知道，在尼采看来，西方文明传统中隐含着一种深深的恐惧，而不是一种对高贵的崇敬，那是对基督教文明和苏格拉底之后的西方文明而言的，并不能推广到前苏格拉底文化之中。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指出：“古希腊的虔敬散发出慷慨丰盈的感恩，只有极其卓越杰出的人才与自然和生命处于这种关系之中。后来，当群氓开始统治希腊时，恐惧扼杀了宗教，并为基督教开辟了道路。”①恐惧跟群氓、低下、卑微等密切相关。原始基督徒是出于对打败他们的世界的嫉恨和恐惧，发明了一种神圣与世俗、善与恶截然对立的宗教意识形态。通过把一切权力诉诸一个全知全能的神，把多神教转换为一神教而惩治打败他们的人，从而自己建立一个保护自己、迎合自己甚至为自己所用的形而上学王国。这个王国的彼岸性，也就是非现实性，其实正反映了它的虚幻，反映了它的主观拟造性，反映了拟造者内在的贫弱和对所处世界的惧怕。按照尼采的意思，只有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成功的弱者才幻想一种形而上学的拟造“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里，“理想”的虚幻性印证的恰恰是提出者的贫弱性。

当然，在尼采看来，这种形而上学的塑造之所以在西方历史上取得成功，还得益于柏拉图主义的帮助。正是由于开启了理性传统(按照《启蒙辩证法》的逻辑就是塑造同一性)的苏格拉底的死，使柏拉图出于惧怕心理而发明了专门对付当局和庸众的简单形而上学，二分地塑造出一个永恒不变、凝聚了真善美、跟永远生成变化着的感性世界对立的理念世界、本质世界，才与原始基督徒幻想的那种“上帝”形而上学顺利接轨。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把基督教视为一种柏拉图主义的宗教表现形式。朗佩特的如下解释很能代表这个意思：“对基督教而言，最重要的转变莫过于希腊宗教在民主制下发生的转变，即从一种高贵的感激向大众的恐惧转变；这场转变最终之所以能成功地导致大众宗教，在尼采看来，责任最大的莫过于柏拉图。……荷马宗教出于感激，以一种高贵的姿态站立在自然与生命面前，产生了迄今为止人类最高的艺术成果和智识成就。而柏拉图的宗教则基于恐惧，奴隶般地屈服于某些被发明出来的超自然力量，最终导致欧洲人沦为一种亚洲宗教的猎物，这种亚洲宗教要让整个人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救赎之神面前自我否弃。”①

但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却扭转了尼采的方向，把这种恐惧推及整个希腊文化。尼采批判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文化，却赞赏前苏格拉底希腊文化。《启蒙辩证法》却把批判指向了西方文明的任何一个时期。于是，恐惧不仅是基督教形而上学和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也是前苏格拉底甚至希腊神话时代文化的基础。在尼采赞赏荷马的地方，《启蒙辩证法》却指出荷马不但与柏拉图，还与现代资产阶级具有同一性，因为“奥德修斯是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②,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神话与启蒙的同一性。

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的逻辑里，个体相互之间即使不能保持爱的关系，起码可以保持一种像繁星一样各自发亮、互不妨碍的“星丛”状态。但自从希腊神话时代开始，奥德修斯们就一直试图建立一种把一切存在物一网打尽、把一切都纳入统一体系，把握住、统治住一切他者才心安理得的同一性格局。不是尼采所说的自从苏格拉底开始，而是从希腊神话开始，“生存者之间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被有意义的主体与无意义的客体、理性意义与偶然意义中介之间的简单关系所抑制”①。复杂关系被简单化，包括爱的各种关系被主体对客体的恐惧和掌控、把握、改造、遏制、宰制所替代了。

霍克海默曾说：“人总是被无数的恐惧纠缠着。在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中，世界在人们的设想中跟邪恶力量有关，人们通过安抚行为和魔法来控制它。从这种宇宙观中解放出来，是人类文化史中的首要动机。科学的每一次胜利都把斗争推进了恐惧领域的更深处。科学个人以力量来支配那些以前看来完全受制于某些神秘力量的东西。人们曾以为自然是一种凌驾于一切的、不可预测的存在，从而敬畏它；但是，对抽象公式的信心已经代替了这种敬畏。”②这种思想充斥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

尼采曾在人们面对陌生他者产生的危险、不安、忧虑中看到了一种权力意志的冲动，为了消除这种令人难堪的状况，这种冲动首先包含着命名与解释，一种因果性、必然性的解释。即使是“高级”的“科学”解释，也都属于此类。所以，“原因的冲动，也就是由恐惧感决定和激起”③。紧随尼采的脚步，《启蒙辩证法》也把同一性的起源定位于恐惧；“面对陌生之物，人们因恐惧而惊呼，而这种惊呼之词就成了该物的名称。……恐惧的表达则变成了解释。”①而在近代获得大发展和特别推崇的理性、科学的解释中，人们发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理性地祛除恐惧的方略。这种方略的强处不是别的什么真理性，只是它的有效性。它比祛除恐惧的巫术、神话、宗教都更为有效。在历史上出现的克服恐惧的各种方式中，启蒙理性的方式倒是很类似于巫术的方式。宗教方式是对令人惧怕的世界或掌控这个世界的神满怀尊敬，以此化解内在的恐惧。巫术的方式意味着，面对令人恐惧的世界，或者诉诸人力和神力、巫力并举，或者把人自己打扮成神灵鬼怪而对世界发挥作用，借助某种神秘的巫力对抗世界。启蒙理性的方式，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那令人焦虑与恐惧的世界，使这个世界呈现为秩序井然、规则严密的世界，祛除其偶然、随机的诗性特质，塑造其严密的逻各斯性质。个体凭借自给自足的内在的理性独自承担克服焦虑与恐惧的任务，就是自古希腊以来日渐兴盛的启蒙理性的方式，但它不见得就是最好的办法，更不是唯一具有合理性的方式。启蒙理性的方式与巫术的方式都是致力于通过某种手段把控、统治、宰制原本恐惧的对象，使之顺从主体的愿望。因而，《启蒙辩证法》引证了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巫术“坚信能够彻底统治世界”的说法后认为，“这种信念只有通过更加成熟的科学，才能与现实的统治世界相一致”②。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人们才能达到巫术时期人们曾期盼的那种无所不能。

巫术时期是如此，希腊神话时代就更不用说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奥德修斯的分析表明，奥德修斯不是惯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向往一种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解，而是面临深深的恐惧：“对丧失自我的恐惧，对把自己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界限连同自我一并取消的恐惧，对死亡和毁灭的恐惧，每时每刻都与一种威胁文明的幸福许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条道路就是通往顺从和劳作的道路，尽管在它的前方总是临照着烂漫之光，但那仅仅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美景。”①为了解除这种恐惧，奥德修斯不惜使用诡计，蒙骗巨人，忍受**。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绝不提起《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关键时刻总是先求助于神灵启示的特点，反倒一再地强调他的恐惧和作为手段的诡计(理性)。似乎早于宗教的巫师们所希求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到了奥德修斯还做不到，只有到现代启蒙之后才能凭借科学技术做到(虽然会受时间的限制)。于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得出结论：“人类也只能假想唯有在其无所不能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②

众所周知，马克思更重视的是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利用，阶级的区别主要取决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尼采重视的却是个人内在的健康。一个更看重生产力，另一个看重强力意志。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看尼采，强力意志强的不一定占有生产力，或在生产关系中具有强势地位。而按照尼采的思想看马克思，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不一定具有强的强力意志，却完全可能是内在恐惧的弱者。一旦把马克思与尼采嫁接起来，在着重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资本批判中再增加上出于恐惧的强力意志批判，必将进一步显露被批判对象的问题、不合理性、虚弱性和卑劣性，从而大大增强批判的效力。

一旦结合了马克思与尼采，批判的意味立即变得不一样了。当霍克海默、阿多诺强调“在奴隶主、自由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中出现的成功的资产者形象，就成为了启蒙的逻辑主体”①时，他们不再仅仅表达一种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事实，更表达统治者的虚弱和恐惧，或者卑劣与绝望。如此一来，批判效果立刻增强。而且，考虑到尼采所谓出于恐惧、原本虚弱的统治者行使统治权要靠数量而非质量，靠虚弱的意识形态而非高贵的文化，社会批判跟群体主体的分离、对个性的赞赏和钦佩，就顺理成章了。而马克思肯定的生产力的积极意义势必降低，资本和机器对个人的支配权却更为重要。由此，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肯定，“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②。集体统一性、同一性否定每个个体，“因为个性正是对那种把所有个体统归于单一集体的社会的嘲讽”③。他们不但强调生产力的增长给个人造成了压抑，更忧虑群体主体的媚俗化，大众变得不可救药，即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大众变得更加易于支配和诱导。在马克思那里，群体主体之所以能承担历史职能，是因为他们能与最先进的文化相结合，而现在，经济生产与文化日益结合，文化精神产品日益资本化和技术化，产生了越来越强势的文化工业，使得“精神不断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于是，本来的主体成了客体，而“权力集团成为了社会主体”①。

于是，把马克思与尼采予以整合的社会批判理论，就势必导致物化批判与虚无主义批判的嫁接和统一，从而导致物化批判与虚无主义批判的等同，至少是相互转化。我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物化批判并不等于虚无主义批判，物化既有进步性又有被批判性，而虚无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的问题。但对尼采来说，现代文明的物化就是虚无，势必衍生出虚无主义。②在此，《启蒙辩证法》不是继承了马克思，反倒继承了尼采，继承了主张唯科学主义势必导致虚无主义的屠格涅夫。于是，物化是同一性，是对各种亲密关系的遗忘，是对除理性关系之外的一切关系的遗忘，是对差异和有意义的其他存在者的漠视与遗忘。这种遗忘奠定了抽象的同一性一统天下的地位。于是，在马克思那里还有积极意义的物化，成了遮蔽和漠视有意义的他者，封闭优良情感、只顾自身壮大的资本和理性系统的十足帮凶。而同时，精神的不断媚俗化就是虚无主义。计算理性消解着意义：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离了。“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①它们都会被视为旧形而上学的东西否弃。同一性的造就需要消解存在的不同层次性，消解“诸神”,以便能够一致性地予以比较衡量。同时，同一性的造就也需要消解多元性，以便能够同质性地予以比较。所以，“从巴门尼德到罗素，同一性一直是一句口号，旨在坚持不懈地摧毁诸神与多质”②。摧毁了立足于不同层次的崇高存在(诸神),又奠立了平面、无深度的“神”,也就是理性、启蒙的神话。用诺瓦利斯的话说，就是真神死去，鬼神登场。③拜物教的“神”,跟启蒙理性自身崇拜的“神”,都是不够格的“神”,都是诺瓦利斯所说的“鬼神”。

看来，《启蒙辩证法》对马克思和尼采的整合虽然提升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激进程度，却也带来了一系列学理和社会效果上的麻烦与问题。古希腊哲学的主体性怎样与现代主体性等量齐观?既依赖于神灵启示又屡屡巧施诡计的奥德修斯怎么能与现代资产阶级甚至希特勒等量齐观?当《启蒙辩证法》提醒或暗示人们，从希腊神话开始就在孕育法西斯，奥德修斯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甚至希特勒的原型，塞壬的歌声穿越历史长廊就回**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文化工业之中之时；当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力图在欧洲文明的开端处揭示一个隐藏着的法西斯主义的种子，甚至一个隐藏着的希特勒就存在于西方文明的始端处之时，《启蒙辩证法》与其说提升了批判的力度，还不如说会招致更多的质疑。古典学家会质疑他们对希腊神话的解释，哲学家会怀疑他们对希腊文化和哲学的理解，更会怀疑他们对尼采的解释，怀疑他们以当时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处境中触发的刺激替代了对思想史中这些思想的确切理解，因而被认为是过度解释。当这么多的质疑袭来之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是效力的提升，还是退减?聪明人不难做出判断。由此而论，批判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越这个限度，形式上的激进很可能是效果上的减退。当激进性喻示着效果递减时，激进性在社会批判中就是一个该反思调整的问题了。不得不说，越激进越好是个糟糕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