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使用了许多理论资源。马克思和尼采的思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种。在我看来，马克思和尼采分别从无产阶级或“左”的角度，以及从贵族或“右”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激进批判。应该说，他们从各自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然很激进，但《启蒙辩证法》的批判比起马克思和尼采却更为激进。在马克思肯定现代性的地方，他们加以否定。在尼采的抨击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督教文明根植于“恐惧”且具有一种糟糕的情感基础的地方，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却把这一点继续往前推，把尼采赞赏的前苏格拉底文化一样视为基于“恐惧”的形而上学建构，从而不但把基督教文明而且把前基督教西方文明一概判定为源于“恐惧”因而根基“糟糕”。相比马克思和尼采，这种更为激进的启蒙批判在什么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又在什么意义上面临危险，甚至濒临绝境?社会批判理论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激进批判是否存在合理限度?篇幅所限，本章只探究《启蒙辩证法》对马克思思想的再激进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