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到达高水平启蒙并不只是尼采的“超人”的唯一目标。处在等级制最高端的超人并不是对低层次者施以强制、胁迫，更不是扼杀。在历史上，也许这种强制、胁迫起过积极的作用，并被尼采所肯定，但这并不适合于对未来的创造(对此下面我们还会分析)。尼采的超人并不是掌握暴力的人(动辄就以暴力对待他者的人应是出于恐惧的反应，是低级和无能的表现)。“超人”只是具有最高的强力意志，首先是个内在自然品质、道德和启蒙水准上的概念，不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概念。强力意志除了意味着能达到最高的启蒙认知水平，还得具有组织能力，具有高度责任感和承受力。不能把一般意义上掌握暴力机关的“强者”附加于尼采身上，且不考虑实质的不同却只从字面和形式上随便附会。尼采的超人倒是有点像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他们都能达到至高的启蒙水平(不再自我欺骗、真正从现实出发、掌握“真理”),并用标志着这种启蒙的“哲学”去唤醒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同时具有为了远大目标的实现必须具有很强的承受利益损失，为了长远利益牺牲小恩小利、不惧险阻的大无畏精神的能力，具有坚强的意志、饱满的热情、创造的欲望和出众的组织能力，以及持有一种不断地行动而不是满足于某种固定的状态。①站在马克思的角度，尼采的“超人”可能过于孤傲、势单力薄，脱离群众。但用马克思所说的剥削、压迫、统治去解说尼采的“超人”,并不恰当，至少需要更高的谨慎态度。尼采赋予了“超人”以下几种品质和能力。

第一，责任。生命向高处攀登总是变得越来越艰难——寒冷在增加，责任在增加。一种高级的文化是一个金字塔：它只能建立在一个宽大的地基上，并首先必须以某种强有力、健全稳固的平凡为前提。手工业、贸易、农业、科学以及绝大部分艺术等全部职业的总和，都仅仅是与平庸者的能力和追求相适应的；这样的职业活动似乎不适合与众不同第三等级的大多数人就应该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职业，“掌握一门手艺、专业化是一种自然本能。一种更深刻的精神，完全不值得对平庸本身表示抗议。为了使与众不同者存在，首先需要平庸；平庸是高级文化的条件。当与众不同的人对待平庸者比对自己和同类更温和，这不仅仅是心灵的礼貌——这直接是他的义务……”①。也就是说，普通的现代人仅仅在自己从事的职业范围内尽职尽责，而第一、二等级的人所担当的职责更大更重。正像施特格迈尔所说的，你担负的责任取决于你的能力，也就是“是否有力量去判断、去决定，去行动，去帮助解脱困境”②。在基督教理论中，上帝要为所有人负责，那是因为他有最大的能力。尼采当然不认可具有这样能力的神，而主张用“要成为创造者，自己需要为此受苦和尽力改变自己”③的“超人”替代没有现实性、一种假想和妄想的“上帝”。但能力的不平等是尼采强烈赞同的。当尼采用实在的“超人”取代过于虚妄、不切实际的“上帝”后，“上帝”担负的责任的一部分在可承受的程度上便由“超人”继承下来了。承担责任的独立性、高贵性、意志力都驱使尼采的“超人”为未来担保，为他人担责。“从这种独立的、超道德的自我责任中，从超越传统道德规范的伦理的这种前提条件中，尼采引出最强有力的、今天几乎不再能够承受的后果：一个成为人类定向的实验站并扩展了人类的视野的哲学家，因此同时也是‘担负最广泛责任之人’。他对‘人类的整体发展怀有天良’,并为了他的‘培训和教育工作’甚至必然利用宗教，以及‘当下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善恶的彼岸》)。但是，除了他的哲学他身无长物，而这种哲学不断处于与其他哲学的竞赛中。”①超人是为未来新文明而生的，担负着呼唤、引领、启发新文明的任务，甚至必要时为此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工作或生命。他不是为自己这么做的，而是为人类(这跟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的很类似)。

于是，在不违背自己自然本性，不至于改变自己，以及弱者不以虚伪的真善美强迫强者的前提下，强者应该关怀弱者、他者。也就是说，强者对弱者的关怀以不改变自然秩序和本性为前提。强者不关怀反而对弱者的正当性横加指责，用虚妄的理想、伪善的道德标榜的强者才会出现。在弱者心甘情愿、安心立命做回自然的自己的状态下，强者应该对弱者予以关照并履行责任。在这方面，尼采旗帜鲜明地反对只顾自己的狭隘利己主义，主张以强力意志照料他人、他物：“难道人们总是只有强盗和小偷的利己主义?为什么不是园丁的利己主义?乐于照料其他事物，譬如照料花园!”②在这个意义上，关怀他者是统治与高贵的必然要求!只有没有追求的狭隘利己主义者，才会狭隘地只顾自己，才会追求低级的自我保存。关怀他者、有远大追求的，尼采称之为健康者，与之相反的则是颓废者。颓废者与健康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把能量散发给事物，前者则使得价值减少：“体现并感到精力充沛的人，不由自主地将能量散发给事物，看着它们更完满、更强大、更有前景，——这种人至少能够赐予——,与此相反，衰竭的人贬低和损害他所看见的一切事物，——这种人使价值减少；他们是有害的……生命力贫乏的人，弱者，会使生命更加贫困；生命力充沛的人，强者，会使生命更加富足。……前者是生命的寄生虫；后者是生命的施与者……两者怎么可能混淆?”①被霍布斯视为现代人基本特征的自我保存，被尼采视为次要的，只有自我释放才是首要的：“一个生物首先想要做的是释放自我的力量——生命本身即权力意志；保存自我只不过是间接而又最常见的结果之一。”②致力于自我保存的平庸者自顾既有的东西，属于过往的历史，没有未来。只有“健康人才是未来公民，他们才对人类的未来承担义务”③。

第二，承受力。超人因为身上更强的意志力必须承受更多的负担、职责、痛苦、失败甚至生命。创造是一种冒险，势必伴随着失败和超负荷的风险。当平庸者享受安稳、保险、舒适的生活时，富有未来创造使命的“超人”则要马不停蹄地奋斗、不断试验，通过努力和各种风险系数较高的创新实验探索新的文明。舒适、闲散、小资的生活方式注定无法做出新的创造，强者注定与冒险、实验、不断付出、不可避免的失败、风餐露宿、努力奋进等相伴。关键是，“超人”身上强力意志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力量的无限性增强，也不意味着控制力的加强。由于所具有的力量的有限性，也因为可能缺少必要的配合与协助，或缺少“上帝”所具有的种种能力与品质，“超人”放弃了常人的自我保存原则，为创新采取不断试验、进取、伸张的原则，便可能出现“旨在强力的扩张，并……频繁地冒险，甚至牺牲自我的保存”的结果。内哈马斯正确地解释道：

“第一，尼采认为，被他描述为‘强力’的东西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力量的增加；恰恰相反，它常常让一个人更容易遭受伤害与损害。强力的基础是与一个特定事物相关的效果的激增，而在这个激增的过程中，这个‘事物’轻易就会分崩离析。第二，尼采还相信，一个人散布的效果越多，他必然改变得越多，他以可辨认的方式保留下来的过去的样子就越少。”①

这也是对于超人的内在要求，甚至是残酷的要求。按常人的视角看，超人很辛苦，要承担更多责任，不愿躺在保险箱里而去经受更多的试验和创生，就得经历难免的失败，遭受更多的挫折与苦痛。人们不能根据现代幸福论思维方式假设超人在享受生活，那是彻头彻尾的误解，因为追求清闲、享乐和享福的恰恰是超人的对立面(末人)所为的。尼采反对用快乐作为标准评价意志及其价值，认为那是“明显功利性的命令式的缩略”②。尼采主张区分两种快乐——静下来的快乐与胜利的快乐，并推崇后者。“筋疲力尽的人想休息，伸展四肢、平和、宁静，——这是虚无主义宗教与哲学的幸福；丰富的人与有活力的人希望胜利，征服对手，权力感超越迄今为止的范围。”①尼采反复强调，痛苦(而不是廉价的快乐)是智力发展过程中重要一环，具有强烈的理智性，具有积极的意义：痛苦不是受到伤害，而是显示这种伤害对个体有什么启示意义。痛苦不是廉价快乐的对立面，不是创造性快乐的对立面。创造性快乐建立在权力的增长感之上，痛苦则是创伤对整个有机体造成的后果。总之，“痛苦，是一种同时包含着大量思想的深刻的情感运动；它是因为失去平衡而患上的病，是一瞬间意志被克服”②。总之，就像维茨巴哈概括的：“个人对未来的决定作用越大，其痛苦也越大，因为，创造的力量在痛苦中撞击和运动。”③尼采用这种经过努力能在一些人身上呈现出来的“超人”视为法力无边的传统上帝的替代者。虽然“超人”的能力和责任无法直接对接“上帝”,但其中存在类似性。超人不是享乐者，而是创造者，而创造者“自己需要为此受苦和尽力改变自己”,"为此他也要当产妇，也要受产妇之痛苦”④。尼采鄙视追求享乐、舒适、保险的资产阶级文化，认为资产阶级主体逐渐把责任转嫁给无名的他者，诸如被制度、自然无限推远了的他者，是颓废的标志。①而主动追求创造和开辟新局面的人，即使可能遭受失败，却被尼采寄予厚望。尼采的“超人”绝不是贪图享受、与他人特别是低层次的众人争夺各种资源、把责任和义务转嫁给他人的人(这样的人是颓废者、平庸者),而是一种经常与悲剧、重负、冒险失败联系在一起的悲剧英雄。他的身上不会毫无缺点，却又不是实施扼杀、残酷、剥夺他人生存机会的萨德笔下的朱莉埃特。他身上是孕育着某种残酷性，但却有别于出于恐惧打压、攻击他者的那种残酷。马克思所说的凭借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获得享乐并实施剥削与压迫的资产阶级，在尼采的眼里不但根本不是“超人”、强者，反而是十足的“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