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恐惧的方案有多种。在《启蒙辩证法》的逻辑中，克服焦虑与恐惧有多种文化方式：宗教的方式连带着神话、巫术的方式，以及科学理性的方式。个体凭借自给自足的内在的理性独自承担克服焦虑与恐惧的任务，就是自苏格拉底以来日渐兴盛的启蒙理性的方式，它是否是最“好”、最“合理”的方式，取决于如何定义“好”与“合理”;但目前来看，却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方式。

在科学理性的方式中，建立起人的统治的秩序化归置是主要目的。如果达不到，建构不起足够的统治性知识，或无法确立起统治性意志，就会致力于对那些无法消除却又引发焦虑与恐惧的东西的疏远、推远，甚至漠视和遗忘。如果进一步遭遇更严重的妨碍和反抗，统治主体就可能专注于消灭妨碍、反抗秩序的力量(或人)。所以，越来越严重化的如下三种策略就成了最常见的三种方案：便于统治的秩序化归置；疏远、推远、漠视与遗忘；厌憎招致的消解、消灭。

第一种策略也就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说的，自苏格拉底开始的文化策略。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其核心在于，“人类也只能假想惟有在其无所不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①。无所不知的目的来自无所不能，这在近代思想的开拓者培根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崇尚通过知识“能在实践中支配自然”“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的培根，与其说将知识通向了真理，不如说通向了权力：“知识并不满足于向人们展示真理，只有‘操作’,‘去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才是它的‘真正目标’。”②了解万物，不是与之和谐共处，而是为了控制、操纵它们，生怕它们危及自己。“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③理解、理性、启蒙一开始就跟控制、操纵、统治密不可分，就跟消除恐惧的欲望内在相关。把客观世界数学化，设想外在于我们的那个世界是一种合乎严密规则甚至可以用数学符号逻辑说明的世界，在完全合乎规则地运行着，是不必担心、不必恐惧的客体对象。这不就是恐惧的最好解决方案吗?

近代主体性哲学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案的加强版。它认为，外物就是呈现给主体的东西，而且是呈现给唯一具有确定性的主体的结果。主体是保证这种呈现确实可靠的根基和依托。只有归结到主体这里，被归结物、被呈现物才是可靠的。只有经过主体的认定，才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迷信、表象或其他什么。按照主体性哲学的思路，只有像笛卡尔那样，切断与世界的感情联系，冷静地对待这个世界，才会产生出主体姿态。而这种姿态首先是一种孤独，如帕斯卡所说的“我被吓坏了”的那种孤独。这种孤独、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安全感、没有任何来自世界的支持而必须自己确立存在意义的急迫，都是人把自己确立为主体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代价。①这随之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冷酷无情”。主体的冷酷无情也意味着待解释的自然客体的冷酷无情，或者说，解释者的冷酷无情势必喻示着被解释对象的冷酷无情。其实，客体对象并不一定是一种威胁，它们完全可以与不惧怕的主体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但由于解释者内心的惧怕，待解释的客体对象也变得冷酷无情了。不能与世界和谐统一的主体，以畏惧之心面对世界，就诞生了主客体之间基本的情感格局或处境。用约纳斯的话来说就是：这种处境不只是无家可归、孤苦伶仃以及焦虑(Angst)的心境。自然的冷酷无情，还意味着自然不指向任何目的。目的论从自然原因的体系中排除出去了，而自然本身毫无目的，它不再为可能的人类目的提供任何支持。宇宙没有了内在的存在等级体系，正如哥白尼的宇宙那样，使得价值失去了本体论的支持，自我在追求意义与价值时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意义不再是有待发现的，而是被"赋予”的。①

显然，这种策略的第一步是贬低他者世界，认为恐惧和焦虑着的自我主体才是唯一重要的中心，他者世界(先是自然，后是他人或社会)是低级的存在。第二步就是把他者世界视为固有严密秩序的理性世界。包含着诺斯替主义影子的第一步意味着，绝对主体作为物之主和统治者高于盲目性的自然；而且，把人神化也具有减弱恐惧的功能：“它以让人在神性中发现自身的方式减弱了对绝对事物的恐惧，具体表现为：用人的姓名来称呼神的使者，用人的死亡来表现神的亡灵。他的信条就是：不要害怕……”②如尼采所说，解释和理解就是把未知的异在归置入已知的旧的存在中。在这种解释中，恐惧和焦虑起着核心作用。《启蒙辩证法》继承和发挥了这一点。两位作者接着尼采说：“面对陌生之物，人们因恐惧而惊呼，而这种惊呼之词就成了该物的名称。……恐惧的表达则变成了解释。”①

在此基础之上，在对异在他者的控制欲望中，存在着对理性的强烈诉求：“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启蒙带有极权主义的性质。”②理性以概念、抽象为前提，即以弃舍特殊性、个别性为前提。在追索反犹主义的哲学基础时，两位作者把反犹主义的厌憎跟去除特殊性的概念性思维联系起来，认为“这种厌憎追随的是特殊性。与此相反，能够适于社会目的的关系的普遍性却被当成了自然现象”③。甚至于，“概念”的德文词Begriff是从动词“掌握”(greifen)而来的，“掌握”就是取出被掌握物的特殊性与个性，直接关注其普遍共性而被制作出来。于是，这种概念性思维就致力于建构更大的同一性，力图“作为思想工具，适用于人所能及的一切事物”④,但由于舍弃了特殊性、多样性、异质性的存在，势必担忧被舍弃者随时带来的干扰。所以，阿多诺说：“概念在启蒙运动面前的尴尬处境就像领养老金者面对工业托拉斯一样，没有一丝安全感。”⑤还没有把握驱使它，就得更进一步付出努力，势必导致更大的同一性诉求，更大的控制欲和权力欲。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就试图在这种同一性诉求和权力欲中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根源，甚至希特勒的影子。如果说，尼采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了以知识解除恐惧、建立信心的起始，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则在更早的奥德修斯身上发现用理性来达到目的的“现代”资产阶级策略，因此便使“奥德修斯是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①,那么,往前一步的结论，即使奥德修斯不构成希特勒的原型，起码也是孕育希特勒的那种文化的“英雄”典型。奥德修斯即使跟希特勒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的继承关系。这种文化英雄之所以强化自我，极度追求主体性，就是因为迫切需要强大起来的主体深深隐藏自己的恐惧。为了消除这恐惧，主体才对世界极力控制。主体缺乏对他者的爱，尤其是对不了解的他者的爱。爱在这种逻辑中被视为软弱的象征。可是，这种排斥他者的绝对主体越是要摆脱盲目外在性，就越是茫然无措，恐惧越是无法彻底摆脱。于是，恐惧与主体性的关联就这样密切：

产生于古代前泛灵论时期的恐惧从自然过渡到绝对自我的观念，这种观念作为造物主和统治者，彻底征服了自然。所有的权力和荣耀都赋予这种观念这样一种异化的特征，但在所有这些神秘莫测的权力和荣耀当中，绝对自我都是思想可以抵达的，而思想正是通过与至高无上的先验存在之间的联系而获得普遍意义的。上帝作为精神，变成了与自然相对立的原则：它不仅仅像所有神话中的神一样保障了自然的盲目循环，而且也能从这种循环中抽身出来。然而，这种精神的抽象和超然性质，却加剧了呈现于其中却又无法被预知的恐惧心理；并且，不能容忍一切对立因素的“我在”,越是要在他的必然力量中摆脱盲目性，就越是在一种模糊不清的命运中感到茫然无措。①

由于作为主体的绝对自我的诞生中隐藏着恐惧，以理性自我标榜就隐匿起真实的自我美化。在恐惧情感的映衬下，理性更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而没有更根本、更高的品格。“理性是计算和筹划的工具。它对于目的来说是中性的，它的要素是相互协调。”②工具理性会发动自身的批判潜能，揭露一切价值理性的根据。在工具理性看来，“一切价值判断都是没有根据的”③。但更可怕的还不是理性自身的工具性，而是它会把一切存在都视为工具、手段。当萨德把人身体上的任何器官都视为工具性之时，人就成了没有灵魂的物化存在，成了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这种工具理性批判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在一起，并把一切纳入资本逻辑之中，此时资本的逻辑便会致力于把一切存在都转换为标出价格的物，包括自然存在，也包括人本身，包括身上的部件、器官，甚至能力与人格、尊严。消解掉人身上本有的一切神圣性、崇高性之后，人就成了机器、物件。像没有任何灵性的自然物一样，人成了理性可以把握、计算、制造、置换的工具。当这样的“工具”阻碍主宰者的行为时，可能就会被当作眼中钉、肉中刺而被拔除掉。面临如此命运的，首当其冲就是那些边缘性的存在，比如自然、儿童、妇女和遥远的外族人，也会有邻近的反对者。自然和妇女的主体性都被剥夺了，犹太人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主体性更会被剥夺。如果说，荷马史诗中的神灵还掌控着人的命运，奥德修斯再聪明也只能是在得到神启之后才能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成功，那么,近代启蒙之后的“上帝之死”便会逐渐呈现出来，没了神灵的后启蒙世界更成了工具理性的天下。当信仰科学理性的朱莉埃特处处成功，而信奉上帝遵循道德的朱斯蒂娜一再失败，而这种对比彰显科学理性的威力时，“《朱斯蒂娜》则成了失去神话遗迹的荷马史诗”①。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自然、女人的被统治的境况下看到了犹太人的命运：被剥夺了主体性品格的自然、妇女，成为被统治的对象；犹太人的被统治和束手就擒，只不过是自然、妇女、野蛮人被统治和束手就擒的延伸罢了。

当然，揭示启蒙的情感基础可以导向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也可以导向对启蒙的肯定与辩护。由上述分析延伸而来的反犹主义分析属于前者，而反法西斯主义战士面对恐惧的勇敢则属于后者。对前者，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策略也是典型的惧怕一扼杀一心安(空虚)的路子：“法西斯主义并不把犹太人看做是少数民族，而把他们看做是敌对种族，看做是消极原则本身的体现。只有灭绝这个种族，才能保证世界的幸福。”因为“他们的愿望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拥有所有财产，摄取无限权力”,就是做统治者。①犹太人是统治者的代名词。反对和消灭犹太人也是出于对犹太人统治的惧怕与担心而采取的反向措施，其目的一样是获取统治权。双方都是统治哲学的信奉者和实践者，都在争当这个统治者。“理性连同统治一起仍旧建立在苦难的基础上。在攻与守的盲目较量中，迫害者和他的受害者都属于同一个不幸的阵营。反犹主义行为方式是在因为被剥夺了主体性而变得盲目的人重新获得主体性的情况下出现的。”②迫害者与受迫害者都是为了获得主体性和统治。因此，“反犹主义是一种精致的图式，也是一种文明仪式”。这种精致的文明图式隐含着无边无际的仇恨，在不断寻找着憎恶的对象。通过露骨的反对摧毁(对不听话的殖民地野蛮人，以及犹太人等)和温和的统治改造(对自然和本国公民),以及对这些憎恶对象和仇恨对象提供的靶子的制服，统治者获得了满足感。这种满足体系不断地、持续地需要这些对手，需要不断地制服他们，使他们就范而获取主人感、满足感。阿多诺指出，尽管如此，这种谋求统治的意识形态还在不断地寻找更合理的理由，比如“发展生产”,无上光荣的劳动等，但其掩饰的还是统治、支配的本质“资产阶级反犹主义的形成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经济原因：即用发展生产来掩饰统治支配”③,

而就后者来说，面对恐惧的启蒙必须战胜恐惧。主体是在对恐惧的战胜中形成和维系的。的确，恐惧造就纳粹统治的持续。任何人对纳粹实行的反抗便会遭到灭绝的做法深感恐惧，因而采取顺从和漠视的态度。对生命的自我保护是天生的本能，面对生命的消失，人们都会恐惧，即使是当时参加“白玫瑰”团体的汉斯、索菲兄妹也是如此。但他们还是承担起了启蒙的责任：告诉人们事实真相，唤醒人们，教育人们，这正是启蒙者的日常责任和工作。的确，如果大家都明白真相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再残酷的制度也可以因此而崩溃。可启蒙又总是面对着多数惧怕者不敢接受真相、更不敢向他人传播真相的事实——要非如此也就不需要启蒙了。正如索菲·朔尔所说的：“我害怕，但我并不屈服，”也许这就是启蒙者的良知和光明所在。这是启蒙之光，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种。

看来，依次严峻化的三种主体性策略都离不开恐惧：秩序化归置、疏远与遗忘是在极力掩饰恐惧，而厌憎招致的消解则是露骨的恐惧，或者就是恐怖!源自恐惧的主体性，由于内在的情感偏差与缺失，必然造就不健全的关系格局。通过压制甚至消解他者构造起来的主体性，不是高级的策略。只有把成就自己与成就他者统一起来的策略才是值得推崇的。对他者的尊重和敬爱，并依据这种尊重与敬爱建构的关系格局，才是更高级的、更值得追求的。星丛状态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格局。

为探寻现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最早萌芽，《启蒙辩证法》把反思批判的矛头从苏格拉底转向荷马，从柏拉图主义转向荷马史诗。即便还不是标准的主体性，奥德修斯式的主体性也必然导致简单化，隐匿恐惧。主体性的逻辑建构，势必简化主体性，势必剥脱掉与主体性无法分开的一些东西而使主体性失去真实面貌，孤立无援地空行于世，从而造成主体性的孤独和极端。拒斥这种主体性的恐惧和焦虑品性，从逻辑上应该走向对焦虑对象的信任、关爱。尼采看到了恐惧与焦虑的问题所在，是否由此走向了对一般存在、平俗存在的关怀、看护和责任承担?走向了对它们的大爱?这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启蒙辩证法》利用尼采启蒙文化内含着深刻的恐惧、焦虑之论，对法西斯主义展开一种历史性批判，把它的根源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与尼采在不同于苏格拉底启蒙文化的西方传统文化中探寻那个直面恐惧、焦虑的健康文化不同，《启蒙辩证法》在尼采鄙夷的艺术文化和辩证法中探寻未被工具化并孕育着希望的健康精神。这意味着，《启蒙辩证法》虽然根本上从尼采那里获得很多借鉴，甚至主题就是继承尼采的，但其受到马克思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或许可以这样说，对问题的分析更多继承自尼采，对解决问题的探寻方法则更多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和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