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大加发挥的恐惧与启蒙理性的内在联系，同样受到尼采相关思想的重大影响。

对异在他者的焦虑与恐惧呼唤主体的内在潜能，刺激焦虑主体挖掘内在能量把自我做大做强。这种主体性的动机与其说是自我的强大，不如说是异在他者的强大；与其说是主体内在性的扩展，不如说是控制异在他者的欲望的必需。主体性本质上不是自足自立，不是满足的自溢，而源自对他者的恐惧。恐惧的他者刺激了主体性，造就了主体性。尼采就是这样理解主体性的。在他看来，常被视为精神、灵魂的“主体”就源于被刺激起来的主人的欲望和自我扩张。“那个人们称之为‘精神’的发号施令的东西，想在自己家和周围充当主人，而且要感觉到自己是主人；它有追求从复杂到简单的意志，一种有约束力、驯服力、专横傲慢和真正统治一切的意志。”①

精神的基本意志是由某种知识驱使的统治欲望，这就是阿多诺们从尼采这里吸取的主要思想。朗佩特对尼采的上述言论解读道：“精神的基本意志根本上说，不是自我保护的欲望，而是自我促进和扩张的欲望，是演化成统治工具的精神。”①将他者精神化为自己的力量。化繁为简，化新为旧，忽视和撇开矛盾等形式，都是为了获得统治，围绕这个目的来整合、扭曲事实。一切都是为了统治，精神化的目的就是如此。在尼采看来，认识起始于人持续的生存意志。思想是一种强制性地把新遇见的东西归于由已知的东西构筑起来的认知模式的同一化、一体化过程，是“让新的材料适合旧有模式”的一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中，我们把主体意志强加给了解释对象。如凯伦·卡尔所说：“如此描述的知识，根本上就是一个拉平一切的过程，是对所有新奇的、异质的和难以解释的东西的同化和驯化过程。尼采观点隐含的前提就是，为了存活，有机体在应对不熟悉的和难以解释的事物时，必须用熟悉和能被理解的事物去包容它们。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通过用旧现象解释新的现象，通过把方形的钉砍掉一角，把它们钉进我们发现更好控制的圆孔中。”②如果说启蒙主体性之中的统治意志是启蒙理性应对恐惧的一个重要着眼点，那么,化繁为简、化新为旧、抹杀差异、拉平一切的模式化过程则是第二个着眼点。

阿多诺将尼采的上述思想几乎未做改动就直接继承过来了。在他看来，拉开距离是主体诞生的基本前提。与笛卡尔切断与一切他者的联系返回自身探寻主体确定性的策略不一样，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认为，必须通过与他者的接触才能确立主体自我，主体总是与权利、权力、占有、斗争联系在一起才能成就自身。

这就是说，主体性源自遇到他者所发生的恐惧。切断与异在他者的联系以寻求确定性，起因可以理解为出于对异在他者的惊恐。

主体的诞生总伴随着恐惧。主体的诞生意味着营造一个自己了解、控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个发出理性之光并照亮目及范围的世界。《启蒙辩证法》显然更凸显了主体性与焦虑、恐惧的联系。成为主体意味着承受对异在他者的焦虑与恐惧；意味着自我的确证需要自己探寻完成，需要自己找到本真之在，需要克服万物可能皆是对手或虚无只有自我才是力量和可靠之源的那种沮丧感和孤独感。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由恐惧激发而生的主体是个男人。他对外在事物的统治包含着对女人的统治。“男人则必须走出家门，融入了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不断斗争，不断进取。……千百年来，男人们总是梦想去获得对自然的绝对占有权，把整个宇宙变成一个大猎场。”①

人作为主体成为中心曾是诺斯替主义的主张。人以神秘而崇高的“灵”区别于外在的物质能量世界。可是，意识不到、尚未灵动起来的人，只得孤身面对外界。焦虑与恐惧由此势必无法被摆脱。约纳斯说：“焦虑(Angst)作为灵魂对它的世间存在的回应，乃是诺斯替文献中一再出现的主题。这是自我发现了自己的处境之后的反映，实际上它本身即是这个发现的一个因素：它标志着内在自我从这个世界的麻木与沉睡中苏醒过来。……对于诺斯替来说，人与世界之间的这种疏离需要加深并达到极点，才能解放内在自我，如此才能使内在自我重获自己。”①

消解异在他者的异在色彩，使自我面对的异在物成为熟悉之物，使世界成为主体自我的家园，就是主体性希望实现的目标的感受。伽达默尔曾分析道，焦虑(Angst)与非同寻常的(ungeheuer)、阴森森的(unhe-imlich)相关。前者是对生活中呈现的那些无法一目了然的辽阔、空旷、高度、距离、陌生存在的情感表达。这些存在超出了人们可以把握的视野范围，是一种巨大的异在(riesigen Fremde)。与ungeheuer及unhe-imlich所标志的现象相对立的是，可以在家里把握的、处于威胁之外的、克服了所有焦虑与恐惧的情感，伽达默尔用形容词“入家”(einhaus-

en)来表示。②显然，作为哲学概念的Angst所标志的不是一种特殊现象，而是对生活从狭小挤入辽阔，从可把握的、以einhausen形容的现象进入以ungeheuer和unheimlich形容的现象的一种表达，即从可把握的、已掌握的状态突然进入无法把握、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的情感表达。谢林在《人类自由的本质》中就用过这个词。他说：“正如焦虑(Angst)是每一个生命创造的基本感受一样，生活中的一切，只能在激烈的冲突中感受和诞生。”①

从尼采到伽达默尔的哲学家们，都在提醒我们，作为主体的自我原本被焦虑和恐惧牵制，甚至为之煎熬。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文化不断营造出一种存在着严格秩序的世界，以此规避和超越困扰我们的焦虑与恐惧。这一策略在现代性背景下取得的巨大成绩一度给人以成功的迹象，但终归没有那么简单。现代生活中日趋增加的风险，因技术进步导致的世界的不断“增大”使得更多事物进入我们的视野，特别是人们一度遭遇的对崇高和神圣的世界的消解，使得许多人在物质—技术层面和精神—信仰层面的确定性不断被消解。分工的快速进步和知识的分化与专门化，造成了每个个体所不熟悉的领域越来越多。在这些领域内，舍勒所说的足以确立起自我统治性地位的统治性知识(Herrschaftswissen)对于许多人来说越来越缺乏。在这些领域内，多少东西能经过你的“思”确认?你能肯定它们确切无疑?你了解、掌握、控制的东西有多少?凭借它们，你能建构起自己的主体地位，而不至于被客体世界牵着鼻子走?或许就像霍克海默说的那样，思想就是被焦虑驱动着的一种追问。“无疑，生存的焦虑属于生命和人的本质。我们在史前时期就知晓惧怕雷暴，后来遗忘了，又经过如今现代的焦虑、惧怕开始被重置被唤醒。”②伽达默尔说得对，怎样应对生命焦虑的基本情绪，如何在应对担心的背景下建构世界，以至于不用担心那么多的事与物，甚至有在家的感觉，是个根本问题。现代焦虑的增多和加强，不但驱使我们反思许诺给我们安全、保险的理性文化，质疑其策略的成效和根基是否牢固，而且确实如尼采所做的那样，更驱使我们返回到它的原始发生场所，追溯其本来面目，还原其原始场景，揭示那些长期显得高大上的东西原本的情感秘密或焦虑本性。

如果我们采取谢林所谓畏惧着的每个个体都是一团肆虐着的烈火的说法①,霍克海默的“烈火”无疑被法西斯点燃了，所以人们才在这一烈火的猛烈刺激下，在这团烈火堆旁边，反思、解读起西方的启蒙来。而这种解读可想而知必定会受到这一烈火燃烧的深刻影响，以至于他们把启蒙理解成了一种用理性浇灭“烈火”、用概念来消解差异的现象。在这种解释中，尼采所谓“从复杂到简单的意志”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眼里就是概念化，即把一切异在他者归结为一个抽象的存在，一个用概念足以标志并替代的存在。概念的诞生意味着记忆的选取和稳固化：“如果把死亡赋予生命，幸福就会变成物质，这样，也就必然会产生清晰的记忆、稳定的认识、宗教的或哲学的观念，简言之，就是概念。”②概念标志着推远、封存、凸显等环节的完成，也标志着撇开个性与特殊性等认识环节的完成。“为了逃避对自然的迷信和恐惧，理性将客观有效的同一性和形式统统转变成一种混沌物质的迷雾，把它对人性产生的影响咒骂为一种奴役，直到主体在观念中完全变成独一无二的，无拘无束的，却又空洞乏味的权威。”①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继承了尼采对于以知识消解恐惧、把知识视为美德的苏格拉底理性文化的反思批评，力图在至上知识(无所不知)与冷酷无情之间发现内在联系，从而在判决以知识消解恐惧策略的效果上打上更多折扣。由于《启蒙辩证法》把理性文化从苏格拉底推到更早的荷马、希腊神话，尼采喜欢的希腊诸神也成了他们的嘲讽对象。“众神无法使人类摆脱恐惧(Furcht),因为他们为人类带来了惊诧之声，就像他们的称谓一样。人类也只能假想惟有在其无所不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Furcht),获得自由。”②苏格拉底理性文化追求的“无所不知”,不是导向对细节、差异、多样性的尊重和探究，而是以概念、逻辑来抹杀它们，视之为建立普遍知识或舍勒所谓统治性知识的障碍。按照这一策略，与各种骆驼朝夕相处的贝都因人用两个单词组成的词组称呼各种不同的骆驼，这是一种特殊、落后的文化。只有用一种同一性的概念“骆驼”称呼贝都因人眼里颇不相同的这些“沙漠之舟”时，才能够建立一种普遍知识。显然，这种普遍知识意味着对远离(中心)主体的众多边缘性存在的蔑视、漠视甚至无视，甚至意味着主动、自觉地把自己不感兴趣、不喜欢的边缘性存在推远，推出自己的视域，眼不见为净了事。于是，差异、多样性就这样被同一性体系排除掉，而这种排除意味着对被排除的东西的漠视和宰制。强制、压制、消解、宰制、疏远、改造甚至扼杀，便进入克服恐惧的策略之中。在这个策略中，对一些东西的肯定伴随着对另一些东西的漠视和否定，对一些存在生命的肯定伴随着对另一些存在死亡的肯定，对同一性的肯定意味着对所有差异性、多样性的否定。所以，“每个生命都以死亡为代价，每种幸福都连带着不幸”①.

当然，把那些扰人的、令人恐惧的、不符合标准和统治性意志的边缘性与多样性存在，还有胆敢跟自己争夺统治权的“主体”,推远到视线之外的策略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把它们强制性改造和消灭。在这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发现了法西斯主义的源头和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