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焦虑、恐惧外物而力图归置、认知、把握、支配、改造外物，人们越来越依靠理性化的系统。这个兼具技术性能和社会制度功能的系统，为了追求自己的强大和有效，也在按照自身已经形成的固有逻辑不断扩展着自己。问题在于，这个自我扩展的逻辑与已经分化的主体的要求产生了差异。这个自我扩展的逻辑显然无法关照并满足所有个人。它能够有限关照和满足哪些人?是抽象的普遍人，还是特定的阶级人，抑或其他类型的特定人群里的人?对于那些追求个性实现的个体来说，甚至对于那些按部就班地追求自由的人来说，他们依靠和借助的这个“系统”太强大了。在系统发出的要求面前，人们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甚至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与能力，而往往只能按照系统的要求按部就班地去做。于是，为了消除对外在陌生他者的焦虑与恐惧而致力于归置、认知、把握、支配、改造外在，最后却引发了主体对理性化、物化、物象化系统的越来越严重的依赖，引发了不甘心被系统支配的个性化、人性化，以及对越来越威力无穷的“系统”的焦虑与恐惧：日趋合理化的“系统”本来是主体借以对付外在并消除焦虑与恐惧的中介、手段，现在却发展成了引发焦虑与恐惧的伽达默尔所说的“巨大的异在”(riesigenFremde)。焦虑、恐惧重新回来了。

由于无力对抗“巨大的异在”,就很容易由恐惧走向厌憎：在理性化的背景下，秩序的强大使得无奈的个体更加无爱，更加淡漠、冷漠甚至莫名其妙地憎恨。

监狱就是资产阶级劳动世界的终极形式；人们对自己可“欲”不可求的一切都充满了憎恨，这种憎恨把监狱形象塑造成了这个世界的象征。脆弱而又迟钝的个体，必须去忍受生活的秩序，其间，他发觉自己根本没有爱的情感，只有一种发泄在自己身上的内倾的暴力。……犯罪行为的共同特征就是心胸狭隘，自私自利，而且具有强大的破坏力。①

某种意义上，典型的现代人就是带有这种犯罪倾向的人：他们对大量的他者无爱，对更多处于遥远状态的他者持一种冷漠甚至厌恶的态度，而且为了自己，为了当下，自私自利地利用他们，视之为工具和手段，而不尊重他们的生命权利、特殊性以及个性存在品格。把他者视为无生命的材料性、工具性存在，忘却本来具有生命的这些存在的权利及其被当作工具对待所产生的痛苦，构成了许多科学的先验条件：

记忆的丧失正是科学的先验条件。一切物化过程都是遗忘过程。①

切断与被判为工具性他者的生命存在的有机联系，及其对此的记忆，就构成了理性(科学)地对待理性工具他者的先验前提。这就是“生命必须被毁灭，宇宙也必须化作尘埃，变成一种抽象的力量”。与此相适应，人也被规定为“还原为一种物质实体”,身体不再成为肉身，而成了“一具尸体”。②一切都成了一项伟大工程的工具和材料，这项工程依靠的是日益庞大和理性化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复杂化和进步性使得个人无法与其对抗，个人不得不成为它的奴隶与工具。在这个系统面前，力图表现自己实现自我的人，不得不感受到一种无名的焦虑(Angst)。这就是焦虑的轮回。

在这种焦虑的轮回中，主体既是作为内在的焦虑者又是作为外在的统治者面目出现的。从外观上看，主体就是统治者：

这样，主体同时既肆意泛滥开来，又不断衰落下去。它把自己的内涵不断施予给了外部世界，然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些彻底的虚无而已：即是那些言过其实的手段、关系、阴谋诡计，或者一些不带一点儿思想观念的盲目的实践。而统治本身，即使作为绝对法则，本质而言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它在随心所欲的投射中同时成为了自身的目的和外在的目的；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目的本身。①

在人对自然的抗争、人类族群内先进种族对原始种族的抗争，以及病态的强势个体对其他个体攫取权力和实施迫害的行为中：

主体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而世界只不过是为主体的癫狂提供了机会；世界变成了将一切事物投射其上的软弱无力或无所不能的总体概念(Inbegriff)。偏执狂(Paranoiker)在牢骚不断中表现出来的反抗力量，只不过是毫无还手之力的结果，是时刻周缠其身的空虚。②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由此指出，力图占据中心地位、迫害对手的那个主体，实际上是个偏执狂。在他的眼里、心中，就只有自我，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把自我投射出去。于是，他的世界不是自我的表现，就是自我的塑造。而这样的主体自我就势必是一种抽象自我：正因为偏执狂只是把周遭世界仅仅感受成为一种与其相关的盲目目的，所以他只能不厌其烦地重复自我，而他的自我也已经丧失了自然属性，成为一种抽象自我。**裸的权力模式的支配对象包括正在衰落的自我，它把提供给它的以及包含着它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并将其变成神话的虚构，而不在乎它有怎样的特殊本性。永远同一的封闭怪圈，变成了万能的替身。①

这个主体自我有以下三点特征：第一，否定特殊性和个性的同一性，因而是抽象的；第二，客体也是自我的投射，也是自身的表现和塑造；第三，统治欲望的强烈。于是，在其身外剩下的只是自我持存的纯粹手段。在这种统治欲望的背后，存在者可怕的冷漠和极度自傲反映着他的软弱，更直接反映着自己缺乏“深层的爱和充满和平的自由”:入木三分的凝视和冷漠淡然的凝视，昏昏沉沉的观望和漠不关心的观望，实际上并不轩轻；在这两种情况下，主体都烟消云散了。……如同他专横跋扈的举止实际上没有一丁点创造力一样，他也魔鬼似的失去了他所强占的原则的品质：即深层的爱和充满和平的自由。他就是以强制来驱动的恶魔，然而他的力量却又是如此虚弱。如果说神圣的权力能够带来创造作用，那么恶魔的权力相反却能使一切事物变得软弱无力。这就是统治的秘密所在。对自我的强行投射作用只能反映出自己的不幸——这正是由于它缺乏自我反思，并割断了自己特有的基础而造成的。这种虚假投射的产物，以及思想与实在的僵硬模式，都不过是罪恶的产物。正因为自我跌入了自己设定的无意义深渊，对象也就变成了包含着自身堕落意义在内的毁灭的寓言。①

看来，主体解释学解释了“世界”何以如此的秘密。主体对他者的疏离感与陌生感才是《启蒙辩证法》主体观解读的秘密和出发点。这个世界没有人情味，一切都成了统治和控制的对象，一切都成了可用的工具。冷漠——人对自然客体的冷漠，成为这个世界的基本面貌，基本感受。

为什么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蕴含着攻击、压制、支配(宰制)、统治，也就是一种对外在对象的焦虑或恐惧?这里的关键是，焦虑、恐惧着的主体是何种主体?是怎样的主体?而焦虑和恐惧的对象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值得恐惧?焦虑和恐惧是否真的在危害、敌视主体?

在我看来，以上问题可以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中找到隐藏的答案。在弗洛伊德肯定了焦虑与害怕的内在关联(“凡是有焦虑出现的地方，则必定有所害怕的东西”;“焦虑的产生是自我对危险的反应和逃避之前的信号”②)之后，对我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就是：第一，这种焦虑是否危险，威胁人的生存?第二，焦虑的主体有何特点?第三，焦虑的对象抽象化了，丧失了具体性后，是不是就很容易转移到不了解的某种对象身上，而不管这对象是否真的危害主体，是否真的对自己构成威胁?

弗洛伊德区分了现实的焦虑与神经症的焦虑两种(蒂利希后来的说法是“存在性焦虑”与“神经性焦虑”,前者是哲学、神学探究的主题，后者是病理学探究的主题)。对前者，他曾举出儿童害怕陌生人的例子进行说明。儿童害怕陌生人并不是因为陌生人会对儿童不怀好意，而是由于儿童将自己的弱小跟陌生人的强大相对比，以为他们会危及自己的生存、安全和快乐。弗洛伊德认为不能把这种害怕解释为“儿童缺少信任和害怕支配世界的攻击本能”,而是因为他已习惯于熟悉和可爱的面孔——特别是母亲。正是由于他的失望和渴望转变成焦虑——实际上，他的力比多既没有使用，又不能久储不用，于是他的情绪就以焦虑的形式得到发泄。这个情景是儿童焦虑的原型，是出生时——与母亲分离时，原始焦虑的再现。力比多受到压抑，就会转变成焦虑。在弗洛伊德看来，“儿童与情境有关的首要恐怖是对黑暗和独居的恐怖……儿童的恐怖不仅是后来的焦虑性癔症所表现出的恐怖的原型，而且还是它的直接的先导”①。撇开焦虑与力比多的联系不论，显然，儿童因害怕陌生人引发的焦虑虽然属于正常的“现实的焦虑”,却也包含着“不现实的”因素：陌生人不可能都那么熟悉和可爱，如果因此而焦虑，或去努力找熟悉的“替代品”(至少不感到可怕，有起码的安全感),那显然包含着对日后影响深远的情感倾向，包含着与《启蒙辩证法》颇为一致的思考倾向，当然，也包含着引发神经症焦虑的潜在种子。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与陌生对象的关系中，对焦虑、恐惧对象的情感态度，关于对象的知识却不是关键。因为只要害怕还蕴藏在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背后，主体为了消解焦虑与恐惧而对对象采取的态度，就直接影响着关于对象的知识获取的角度、旨趣和类型。为了以控制、支配的形式消除主体设想的对象对自己的“危害”“敌对”,以获取安全感，就必须致力于发现对象身上那些有益于建立主体的统治、支配的“知识”,这种知识肯定是有助于完成支配的因素的，如必然性、稳定性、规则性等。所以，由于受焦虑、恐惧的左右，与支配、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才成了主体兴趣的关键和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焦虑意味着对外在世界的知识和权力，一种与特定的情感倾向(通常被掩盖起来了)联系在一起的知识与权力。这种蕴含着问题的情感倾向体现在，主体自我对外在世界不信任，视之为某种威胁，或者某种恐惧。而且，隐含着威胁的存在物不是具体的哪一种，也不是具体的哪一类，而是无名无状的、被抽象泛化的存在物。任何陌生存在物，都成了焦虑的对象。

这正如吉登斯所概括的：“焦虑实质上就是恐惧，它通过无意识所形成的情感紧张而丧失其对象，这种紧张表现的是‘内在的危险’而不是内化的威胁。我们应该把焦虑的本质理解为一种无意识组织起来的恐惧状态。”①

在超我的压力下，自我规划出具有侵犯倾向的意愿，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精神宣泄。如果自我内在不健康，盲目向外投射，“世界”也将变成一种冰冷的秩序体；如果自我对外寻找的是富有信任、温情甚至提供依偎和保护的亲密存在，而一旦不满足就被判定为富含威胁、危险的存在，那么,“世界”的无情、冷酷、效率、功能，无非是“自我”投射的某种结果。迫切需要某种外在世界满足自己的“自我”才是“世界”样态的投射者。“自我”的情感需要由此产生的情感态度才是外在“世界”存在性质的基础和关键。如果进一步严重化或者极端化，主体的焦虑就会从现实性向精神病态性转化，跃出正常范围而产生危害。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西方文化源头中就隐藏着的尚属正常范围的“焦虑”,发展到近代特别是到了法西斯主义这里，就不折不扣地成了病症。在其中，主体自我针对外部世界所释放的宣泄，在客观化的大幕背后，“包含了一种主观目的的绝对专制，这种目的与事物相对立，并忽略了事物的本身，最终把暴力行为付诸了实践”①。法西斯主义就是它的一种极端化发展。反犹主义是启蒙的必然结果。恐惧、冷漠、疏离感正是当时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解读资本主义处境的现实背景。

张新樟在分析诺斯替主义时所说的这段话也许就能较好地反映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心境：“他的意识只是使他成为这个世界的外人，并且在每一个正确的思辨行为中述说这种严酷的陌生感。这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处境。”②这个“他”,在当时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眼里，是一个无名的、抽象的“他”,早在《奥德赛》与《伊利亚特》时代就以某种方式出现、登场了。奥德修斯已经具有了这个“他”的诸多特征。而后，特别是进入西方近代之后，这样的“他”突然增多，并批量出现。当然，最露骨、最极端、最疯狂的“他”,就是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希特勒。在霍克海默、阿多诺对这种启蒙主体稍显夸张的解读中，深藏着对沦落为统治者的自我主体内在性的揭露，对本欲消除焦虑与恐惧反而招来另类焦虑与恐惧的洞见，对主体自我需要内在转型的呼唤。主体自我的奥秘是内在性，仅仅从外在、交往中探寻解决主体自我难题的药方，是不够的甚至肤浅的和无效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批评，以及他由此提出的交往理性新方案，即使不是更为肤浅和简单的，也是不深刻和偏颇的。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语言哲学取代主体性哲学，社会交往取代内在性，尽管不是错误但也充满单纯的幻想。

按照通常的观点，现代中国虽历经两次启蒙，但至今却仍未完成启蒙。中国启蒙的顺利完成需要充分吸收西方启蒙自我反思的众多成果。在西方启蒙多次的自我反思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一书无疑在最深刻、最激烈、最有代表性之列，尤其值得我们吸收借鉴。

启蒙历来意味着遵从理性，追求进步的思想文化运动。如果非要对启蒙进行一种情感阐释，启蒙的情感想必表现为洞察一切之后的冷静、平静，一种克服了焦虑与恐惧，理解了对象，而非对怪诞大惊小怪的淡定与从容。按照传统的理解，凭借自足的理性，启蒙不但与任何不良的情感无缘，更与崇拜神灵的宗教对立。情感、情绪、信仰都是启蒙力图遏制和约束，甚至革除和反对的东西。只有在自身中约束住、清除掉它们，启蒙才能确立其自身。可是，《启蒙辩证法》提醒我们，真实的境况并非如此。相反，启蒙恰恰开始于一种浓浓的情感——深层的焦虑和恐惧，“启蒙就是彻底而神秘的焦虑”①。启蒙理性就是解除焦虑与恐惧的手段，而且这种手段中必然蕴含着对客体对象的支配，对个性、特殊性的宰制。考虑到该书所说的“启蒙”并不仅仅是一般所谓反对占统治地位的神学观点的近代启蒙，而更是一种推崇理性精神、与神话学对立、自从古希腊以来就与神话斗争的哲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作为同谬误、信仰的斗争总是一种启蒙。②对西方启蒙的这种反思，不但涉及对启蒙的情感基础，对哲学与宗教的深层关系的进一步思考，更进一步涉及对西方文化以及西方哲学精神的反省。③由此，我们从《启蒙辩证法》关于启蒙源自一种神秘焦虑这一不同凡响的见解出发，予以探讨。笔者认为，启蒙与焦虑(及恐惧)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启蒙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所在，也是该书的突出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