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既然是以理性之光照亮他者的，就是以哲学替代宗教的，未被照亮、仍然处于黑暗和愚昧之中的存在总是启蒙的对象。从启蒙主体的角度来说，“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die Furcht),树立自主”。“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焦虑(Angst)。”②焦虑、恐惧的启蒙主体怎样对待启蒙对象，被启蒙的对象如何被主体归置才能促使启蒙主体克服焦虑与恐惧?

尼采早就指出，把某些陌生的东西归于某些已知晓的东西上，使人感到轻松、满足，此外还会使人获得一种权力感。伴随着陌生之物的是危险、不安、忧虑，而人们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消除这种令人难堪的状况。冲动其实也就是由恐惧感决定和激起。如何才能解脱、放松、平静下来?反正，“新的、未经历过的、陌生的事物，被作为原因排除在外。——也就是说，被寻找的不是某种作为原因的解释，而是某种被挑选的和受偏爱的解释，借助这种解释，陌生的、新的和未曾经历过的感觉，能够最迅速和最频繁地得以清除，——最通常的解释”①。按照尼采的解释，道德和宗教都属于幻想原因的范畴，是对不快感的解释，是应对敌对生灵的某种策略，我们可借此获得宁静、坦然、充实和强大。

虽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把奥德修斯看作“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但严格而论，处在崇尚、依赖神灵阶段的人(即便是英雄们)还没有真正地克服焦虑与恐惧，“众神无法使人类摆脱恐惧(Furcht),因为他们为人类带来了惊诧之声，就像他们的称谓一样。人类也只能假想惟有在其无所不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Furcht),获得自由”②。同一性、抽象、宰制、命令，就这样进入了克服恐惧的策略名单之中。在这个策略中，对一些东西的肯定伴随着对另一些东西的否定，对一些存在生命的肯定伴随着对另一些存在死亡的肯定。这就是“每个生命都以死亡为代价，每种幸福都连带着不幸”。

无所不知才会消除焦虑，摆脱恐惧。可我们面对的自然界无限丰富多样，而且千变万化，如何才能无所不知?

看来，认识之知必得根据外在对象与我们关系的远近、密切程度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对纷乱复杂现象进行选取。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存在物，其细微的差别，都可能直接影响自己的生活，所以对它们的认知往往需要采取非常具体、细微的方式。这些存在物身上的一点点差异都被记忆下来，有一点差异的东西都可能分别标以不同的名称。而离他们的生活很远，对生活无甚影响的众多存在物，由于很少打交道，很多、很明显的差异都会被忽略，并用一个名称统一称呼它们。阿拉伯语中关于不同品种、年龄和性别的骆驼有40多个术语。可见他们对这种动物有多么重视。生活环境中不跟骆驼打交道的人根本不会关注任何一点变化，甚至不会觉察出来的骆驼的差异，都会被沙漠地区的人们放大为一个单独的类别，一个需要专有名词专门描述的类别。①一个专有名词就意味着一个涵盖范围大小不一的概念的诞生。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概念的诞生意味着记忆的选取和稳固化：“如果把死亡赋予生命，幸福就会变成物质，这样，也就必然会产生清晰的记忆、稳定的认识、宗教的或哲学的观念，简言之，就是概念。”②概念标志着推远、封存、凸显等环节的完成，也标志着撇开个性与特殊性等认识环节的完成。

于是，在认清存在物，消除恐惧的过程中，如果涉及事物过多，无法认清杂多事物的具体差异，人们就只能做一个普遍的、大概的把握。而且，由于这种差异较大，大概的把握方式也不会明显地即刻影响认知主体的生活。于是，对具体差异的忽视就会导致同一性认知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同一性逻辑的发生常常与认知主体所在的生活世界的秩序的强化密切相关。外在的危险引发的恐惧有助于生活世界内的群体团结和相互认同，并引发对异己者的仇视和排斥。沙马兰(M.NightShyamalan)在2004年的电影《神秘村》(The Village)中描绘了一个村落，由于这个村落外面的丛林里生活着可怕的猛兽，村民们为了安全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完善了规章制度，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但这种外部威胁带来的团结与秩序也造成个人的压迫。正如史文德森所说：“《神秘村》表明：向人们灌输对于‘外界’的恐惧，有着强大的压迫力量。确实，这种恐惧维持了村庄作为一个契约团体的安全，但代价却是对个人自由的极大限制，而且导致人们长期生活于慢性的恐惧中。”①

影片说的是20世纪的事情。不过这个故事的主题，跟《启蒙辩证法》所讲的自奥德赛到20世纪法西斯主义的西方文化故事的主题非常类似。无疑，20世纪这样的“村庄”应该已经很大了。存在可怕猛兽的村外丛林，也往往距人类世界很远了。不过“9·11”重新把这种“野外猛兽”拉到人们跟前来。焦虑与恐惧重新降临人间，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与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题材。

主体化作为克服对象引发的恐惧之方案，其实有多种方式。

第一，把世界数理化，设想外在于我们的那个世界是一种合乎严密规则甚至可以用数学符号逻辑说明的世界，在完全合乎规则地运行着，它是不必担心、不必恐惧的客体对象。这不就是恐惧的解除吗?在这里，数学逻辑化不就是一种克服恐惧的有效手段吗?

科学就是不断重复，它被精确化为可以观察到的规律性，被存留为一成不变的定式。数学公式就像原先的巫术仪式那样能够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不断还原，一种对戏仿的最高级的证明。技术为了促进自我的生存，也不再像巫术那样能够通过对外在自然的身体模仿，而是通过大脑的自动运作过程，通过将其转变成一种盲目的循环，来完成逐渐死亡的过程。……所有存留下来的对自然的适应力也只不过是对自然的冷酷无情。①

近代主体性哲学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方案。阿多诺认为，外物就是呈现的结果，而且是呈现给唯一具有确定性的主体的结果。主体是保证这种呈现确实可靠的根基和依托。只有归结到主体这里，被归结物、被呈现物才是可靠的。比如对康德来说，必须把先验自我作为知识和现象的极点，从而，存在才是被表象的状态(Vorgestelltheit)。②只有经过主体的认定，才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迷信。

第二，其实，把世界数理化必然导向对它的统治。与笛卡尔的策略不一样，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认为，必须通过与他者的接触才能确立主体自我，主体总是与权利、权力、占有、斗争连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男人才是主体：

男人则必须走出家门，融入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不断斗争，不断进取。女人没有自己的权利，不是一个主体。……千百年来，男人们总是梦想去获得对自然的绝对占有权，把整个宇宙变成一个大猎场。①

而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策略也是典型的惧怕一遏制—扼杀一心安(空虚)的路子：“法西斯主义并不把犹太人看做是少数民族，而把他们看做是敌对种族，看做是消极原则本身的体现。只有灭绝这个种族，才能保证世界的幸福。”因为这个种群“的愿望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拥有所有财产，摄取无限权力”,就是成为统治者。②犹太人是统治者的代名词；反对和消灭犹太人也是出于对犹太人统治的惧怕与担心而采取的反向措施，其目的一样是获取统治权。双方都是统治哲学的信奉者和实践者，都在争当这个统治者或主体!“理性连同统治一起仍旧建立在苦难的基础上。在攻与守的盲目较量中，迫害者与他的受害者都属于同一个不幸的阵营。反犹主义行为方式是在因为被剥夺了主体性而变得盲目的人重新获得主体性的情况下出现的。”①迫害者与受迫害者都是为了获得主体性和统治权力。因此，反犹主义是一种精致的图式，也是一种文明仪式。这种精致的文明图式隐含着无边无际的仇恨，不断寻找着憎恶的对象。通过露骨的反对摧毁(对不听话的殖民地野蛮人，以及犹太人等)和温和的统治改造(对自然和本国公民),通过这些憎恶对象和仇恨对象提供的靶子，以及对这些靶子的制服，统治者获得了满足感。这种满足体系不断地、持续地需要这些对手，主体需要不断地持续地制服他们，通过使他们就范而获取主人感、满足感。阿多诺指出，尽管如此，这种谋求统治的意识形态还在不断寻找更合理美妙的理由，比如“发展生产”带来的无上光荣。但这些掩饰的还是统治支配：资产阶级反犹主义的形成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经济原因——用发展生产来掩饰统治支配。在这种反犹主义之中，存在着一种坚定的主体论和进步论：把历史推向前进，承担美好未来创造者的主体，为了进步，势必要把阻挡者击溃，“犹太人也必须为一个新的人类种族让开道路，而这个种族正在把生意抬高到一种绝对的高度”②。

现代人也是如此，只是没有这么露骨和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已。作者的意思显然是，希特勒就是主体的极端发展和体现。惧怕一遏制一扼杀一心安就是主体性哲学发展下去的必然逻辑，为此必须加以制止和调整，否则人类主体性的结局就是悲惨的毁灭。

第三，与此不同的另一种主体化策略是，把我们不得不与之相处的世界构造为一种“怪异”“低级”的世界，构造成低于我们主体之人的世界以及无灵的能量世界，从而显得我们是高贵的存在，我们不屑于与这个低等级的能量世界为伍，更不屑于向它看齐，这可能是更露骨的一种主体化策略。通过这个策略，外在世界直接被主体弄得无价值无高度了。灵知主义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

贬低作为恐惧对象的那个世界，把它当作低于我们主体，我们主体对它不屑一顾，只有在维持我们的生命时才有用而对提升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意义，就可以应对这个本来对我们散发出恐惧的世界，使它在我们面前就范，乖乖向我们投降。

以上三种策略的共同特点是，主体自我才是根本可靠的，才是确定无疑的，才是真实、纯粹、有高度、有意义的。而外部世界都不值得被尊重，不值得被崇敬。身处这个世界就是深陷异化。从而，只有控制、支配这个世界，才会消除异化，成就自己。

其实，以上三种策略都是在深层恐惧表现出来后对付恐惧对象，消除深层恐惧的手段。想尽一切手段让对手就范，本来就是害怕对手、畏惧对手、担心对手高过自己的表现。为了让这种可能不会发生，主体便发明出上述手段约束住对手。显然，这些手段都是主体性的手段，即都是主体自己主动采取的，而且都是通过首先内在地改变自身而不是外在地改变对象而进行的。

按照这种主体化的思路，抱着焦虑与恐惧的心态，很容易走向如下道路：切断与世界的感情联系，冷静地对待这个世界，由此才会产生出主体性姿态。而这种姿态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冷酷无情”。主体的冷酷无情导致(他所解释的)“自然”的冷酷无情。借用张新樟的话来说就是：

自然的冷酷无情还意味着自然不指向目的。目的论从自然原因的体系中排除出去了，而自然本身是无目的的，它不再为可能的人类目的提供任何支持。一个没有存在物之内在等级体系的宇宙，正如哥白尼的宇宙那样，使得价值失去了本体论的支持，自我对于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不得不完全地依靠自己。意义不再是发现的，而是被“赋予”的了。①

另外，还有第四种策略。

真正不害怕对手的策略，就是放行对手的自然行为，就是有足够的办法和自信使对象按照自身逻辑运作的状态，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在这样的状态与结果面前保持和发展自身，而不构成伤害和阻滞；相信自己能够与对象和睦共处，而不是时时处处担心对方的一点动作都存在伤害自己、阻碍自己的可能，都具有伤害和阻滞自身的功能。真正的壮大和伟岸不是处处提防和约束对方，而是尊重对方，给对方自由发展的自然空间，在与之和睦共处中坦**行事，在不伤害多样性存在的关系状态中保持自己的特色与伟岸。这样的特色与伟岸不一定是按照自己设定的某种标准高于对方，而是从很多标准来看都让对方尊重，都让对方觉得你是伟岸的、值得尊敬的。置对手于死地式的“战胜”不是最高的伟岸境界，而是明显深藏着恐惧的非至高境界。在这个境界上的存在者主体，仍然是不够强大和伟岸的、不够内在充盈的，而确实是内在空虚和恐惧的主体。不给对方以发展自由的扼杀性姿态，不是高姿态，而是限制自身发展和成长的低姿态。处在这种姿态中的主体，显然仍然是发展不够充分的、外强中干的主体。

这大致也就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期望的“和解”,尽管有些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