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辩证法》的研究中，该书与浪漫派的关系历来不被重视。在纪念该书出版40周年的文集中，两位主编哈利·库纳曼、亨特·德弗里斯说该书“整合了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和韦伯关于工具理性批判的思想传统”,独没有提及德国浪漫派，并早就批评启蒙运动的哈曼等思想传统。①在解释阿多诺的基本状况的《阿多诺：关键概念》一书中，作者讨论对阿多诺“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时”,也只是关注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四位思想家。占有重要地位的尼采，不可或缺的德国早期浪漫派，都没有进入作者的关注范围。②

其实，如果分别阅读一下A.施勒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一文与《启蒙辩证法》一书，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类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启蒙辩证法》至少接近一半的思想内容都可以在A.施勒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一文中找到。在施莱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之间，存在着如此多的类似性和一致性，这绝非一个偶然的例外。从两个文本的内容来看，《启蒙辩证法》与德国浪漫派的承续关系是明显的。认为启蒙可以解除焦虑与恐惧、破除迷信、解构神话，把明晰性和可理解性当作接受事物的唯一标准，对个别性的拒斥以及连带着对诗的拒斥，工具性的思维致力于“更强有力地支配外界事物”③等，都是施莱格尔批判启蒙的关键所在，也正是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批判启蒙之所在。这种内在的联系与一致，标志着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这种继承集中体现为：为个体，为那些被边缘化、遭受压制的个体争取坦然生存于世的资格和能力；为特殊、个别争取在普遍性秩序的缝隙和框架内生存的权利。为此，他们就在不遗余力地替被市场制度压抑的那些存在者呐喊，并吁求他们的解放、宽容和自由。维尔默曾说，《启蒙辩证法》一书的核心与目标就是：个体存在如何不被已逐步演化为制度、技术系统的概念性思维榨干、蚕食和操控。也就是说，谋求同一性的概念性思维如何为个性、特殊存在留出存在空间?具体化的现实和概念性思考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①

在这个主线条上，《启蒙辩证法》一书与A.施勒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一文的确是一脉相承的。马丁·杰也指出，马克思不是《启蒙辩证法》一书的主要目标。此书更大的反对目标是韦伯，即“全部启蒙传统，所谓的解放的去圣化的过程即韦伯所称的去魅化过程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但韦伯认为理性的工具化、实质理性被形式理性取代不可逆转、无法恢复。而霍克海默辩证地看待工具化了的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虽然对立和矛盾，但哲学要“培养相互批评，这样如果可能，可以在思想领域为双方在现实中的调和做准备”②。这恰与韦伯时代那些与其对立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团体(以斯蒂芬·乔治为代表与领袖)的思想相一致。按照马丁·杰伊的说法，“韦伯与其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者不同，不希望时间倒流”。卢卡奇虽然也不希望时间倒流，但却赞同浪漫主义对现代性的诸多批评。承续了卢卡奇这种批评态度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就在批评现代性方面与浪漫主义具有了一些一致性。

将焦虑变成哲学问题是浪漫主义的一个贡献。追溯焦虑的现代起源肯定是个很复杂的任务。大体可以肯定的是，第一，它源自近代主体性，一旦把主体视为与外物和他人没有关联、自足自立的内在自我，异在就是一个引起麻烦和焦虑的存在者。第二，如果把内在自我视为普遍的担当性主体以及为知识、法则、秩序奠定基础的主体，它就成了唯一具有确定性的至高存在。在认同它为之奠基的存在的范围内，就可以消解异在引发的焦虑，把它外推到相互认同的群体成员之外。即只有在面对缺乏认同的另类文化群体时，他者焦虑才会发生。由于近代主体把自己看作一种不但具有自主自立性，而且具有为其他的存在而奠基，并把一系列美好的存在支撑起来的功能，因此在面对异在时，这种主体只能是自傲的，不把他者放在眼里，却把他者视为隶属、低于自己并需要对之进行启蒙的对象。对象他者的晦暗和无序需要主体性的阳光照亮。如果他者是人，就需要教化，以便塑造成主体；如果他者是物，就需要把握、利用和控制。无论如何，他者都是晦暗无序和靠不住的，需要给予关怀，将其照亮，使其清晰化、有序化，使之纳入主体性秩序和可控的范围，并把它们提升到更有意义的层面上来，成为主体感受亲切的存在

者。第三，虽然为知识、法则、秩序、历史提供根基的主体内含着难以完全愈合的矛盾裂痕——一方面主体必须具备普遍性才能提供出这种根基基础，另一方面它在经验状态上只能是个体，无法完全满足这种普遍性要求——但这裂痕还是制造不出他者的焦虑来。只有把主体看作内在自我，甚至进一步把最高存在和现实具体存在都看作个体性存在的浪漫主义，才会使任何一个外在——不管是客体对象还是与自己类似的主体——都成为异在他者，从而引发焦虑和应对焦虑的主体化策略。

他者、异质性对于德国早期浪漫派来说总是一个麻烦或问题。富有个性的自我是一种自立自决的、原动的、固有的、独特的、有原创力的源头，他在谋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不断遭遇众多他者。过去人们总批评浪漫派过于强调和迷恋内在自我，但没有看到这种迷恋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积极效果：对内在自我的强调和迷恋，使得浪漫主义对他者、异在异常敏感。他者、异在对浪漫主义者意味着焦虑。这也就构成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对古典主义来说，他者、异在不是问题，因为它总是接纳它们，把它们协调安排在和谐的秩序之中，使它们各得其所。但是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就总是惧怕他者、异在：“现代性时代，在相当程度上，总是惧怕他者，因为他者总是意味着另一套准则，意味着他律和彻底变成他者的愿望，因为它是对个人自主性的制约。这种心理与古典主义盛行的18世纪大相径庭，后者并不敌视他者，相反，用个更恰当的词来说，他们‘接纳’他者，他们想把不同的局部、角色、秉性、特点、形式等因素审慎而协调地‘安排’起来。古典主义盛行的18世纪的有代表性的‘智者’试图寻找‘有显著差异的事物之相似点’。他们并不注意事物如何‘不同’……”①现代性的发展正是一个多样性、异质性越来越明显的时代，浪漫派以和解的态度呼吁着应对这些异质性予以重视和尊重，而不是对其压抑、宰制与革除。在这种对异质性存在、对众多他者的尊重和焦虑中，才产生了对异质性他者的解放与宽容意识。

浪漫主义对个体性、与众不同性的强调，使得任何一个他者都与自己产生了距离。距离引发焦虑与恐惧。距离越近的陌生他者，越能引发恐惧。只有距离足够远的外在他者，才会在自我主体的心目中渐行渐远，跃出主体心灵的视线而不被注意，从而不再具有引发焦虑的功能。只要他者对主体来说还构成威胁，还能引发恐惧或焦虑，那主体就得通过某种办法、策略应对这种威胁，消解或(起码要)抑制住焦虑与恐惧，使之处于一种可控的水平范围之内。卡内提说得好：“人最畏惧的是接触不熟悉的事物，人想看清楚，触及他的是什么东西，他想辨认清楚，或者至少弄明白是哪一类东西。人总是避免接触陌生的东西……”如何应对和规避这种陌生物?常见的策略就是设置足够的距离：“人们在自己周围设置的种种距离，是对接触的这种畏惧心理造成的。人们把自己关在无人可以进入的房子里，只有在那里他们才有某种安全感。”①可惜的是，笛卡尔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得出那个“我思故我在”的“自我”的。难道笛卡尔也有某种恐惧?恐惧应酬，还是其他?“恐惧即意味着选择了形成一个对周围事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自我”②,这话即使不适用于笛卡尔，也适合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描述的资产阶级主体。

霍华德·洛夫克拉夫特指出：“人类最原始、最强烈的情绪就是恐惧，而最原始、最强烈的恐惧就是对于未知的恐惧。”①而应对恐惧的通常办法之一就是把引发恐惧的东西在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上推远：“对应恐惧的典型行为模式是逃避——尽可能远离恐惧对象，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外。”②显然，现代主体的个体化，更加凸显了他的焦虑与恐惧。焦虑其实来源于主体性：自我与外物分开以及自我的确证需要自己探寻完成，需要自己找到本真之在，因而万物可能皆会令人产生虚无的沮丧感和孤独感，从而人们才产生了一种危机意义上的焦虑。与万物交融一体的人，是不会有明显的焦虑感的。在这个意义上，焦虑是一种现代情绪。

但在祥和快乐的氛围中，焦虑或被压抑或被消解了。罗兰·巴特说过，在20世纪70年代，对恐惧“无人愿意直白地说它”③。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文版1994年版)《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一书中，孙志文说：“恐惧一词道出现代人生活各方面的情况。从恐惧原子大战到恐惧每一天都可能发生的恐怖组织暴行、政治绑架、解放运动和地下游击队。现代人的生活处处充满恐惧。”④直到21世纪的现在，恐惧仍是众人谈论的主题。

“恐惧”一词对应的德文词有些麻烦或混乱，与其相关的词有几个。强关联的首先是Angst,它可以译为焦虑、害怕、恐惧。另外相关的还有Furcht(害怕、恐惧)、Grauen(恐惧)、Schrecken(惊恐)、Erschreck-en(恐怖)、furchtbar(令人恐惧的、可怕的),甚至Terror(恐怖)、Hor-ror(恐怖)这样的词汇。Angst在《启蒙辩证法》中使用较多，一般被译为“恐惧”。麻烦的是，第一，在这本书中，Fucht、Schrecken、Grauen等词汇也被译为“恐惧”(Grauen有时也被译为“恐怖”,被译为“恐怖”的还有Terror和Erschrecken两词)。第二，更麻烦的是，在其他书中，Angst又被译为“焦虑”“畏”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讲到Angst,中文版译为“畏”;而在弗洛伊德的著作Hemmung,Sympton undAngst中，Angst又被译为“焦虑”;而在维蕾娜·卡斯特的Wege ausAngst und Symbiose中，Angst又被译为“恐惧”。在谢林的《自由论》中译本中，谢林所使用的Angst一词在不同场合分别被译为“畏”与“担惊受怕”。①而在约纳斯的《诺斯替宗教》中，Angst则被译为“恐惧”。②不能否认，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卡斯特所使用的Angst是具有差异的，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差异背后更重要的内在联系、一致性，这种关联性却在中文的“畏”“焦虑”“恐惧”的翻译中存在被埋没的危险。

然而，在现代，最能直接体验焦虑与恐惧的，或许就是霍克海默、阿多诺所经历的那个时代，那个法西斯主义威胁人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