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以下简称《思孟学派》）初版于2008年，是在我的博士后报告基础上修订完成的。我1998年到社科院做博后研究，2001年出站，2008年此书出版，前后历时十年之久。由于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是当时学界研究的热点，故本书出版后受到较多关注。成中英教授对我讲，他拿到拙作后，连续几周，一口气读完。李泽厚先生看到拙作后，从美国打来国际长途，就书中的一些问题与我展开热烈讨论。有一段时间我们通话比较频繁，常常从早上谈到中午——因为时差的原因，李先生那边的晚上是我这边的早上。本书出版后也获得一些奖项，如北京市社会科学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科奖、社科院郭沫若史学奖、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奖、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等，报刊上也先后有十余篇中英文书评。这多少使我感到欣慰，十年的付出终于得到学界的肯定，这对于一个年轻学者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说过，对于今天的学者而言，出书已不是难事，因而也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写出可以出传世的经典，这才是学者的责任与使命。一位学者如果能够写出两部可以传世的经典，在同代人中就是佼佼者；如果能写出四到五部，就是一代大师了。我还有时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08年以后，我的研究转到了荀子，实际也与本书有关，是前一阶段研究的自然延伸。读过本书的朋友都知道，我没有像多数学者那样，将郭店竹简定位为“孔孟之间”，而是认为将其看作“孔子与孟荀之间”可能更合适。子思不仅影响到以后的孟子，也与荀子有一定的联系，子思以后儒学的分化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这样如何看待荀子在儒学史上地位和影响便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来，成为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中，荀子实际已经呼之欲出了。今年我将出版另外一本著作《政治儒学的奠基——出土文献与荀子哲学》，这是我继《思孟学派》之后另一部殚精竭虑之作，同样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可以看作本书的姊妹篇。四五十岁之间的我，不论在学术功力还是思想见识上，当然要超过三四十岁之间的我，故这本即将出版的《荀子哲学》，其学术质量和思想创新，应该都超过了《思孟学派》，这同样是让我感到欣慰之事。

除了荀子之外，我近些年的一些思考和研究往往也与《思孟学派》一书有关。记得成中英先生读过本书后，曾向我提出：一是我认为《中庸》最初是两篇，那么两篇合为一篇是出于什么考虑？既然已经合为一篇，对文本的理解又产生什么影响？具有什么意义？二是我提出统合孟荀，统合的基础是什么？这也是我近些年思考较多的问题。关于《中庸》最初的文献来源可能是两篇，这点我的看法没变，但我现在已不执着于“分”，而更关注“合”对于《中庸》所产生的影响。我发现这或许是理解《中庸》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从这一点讲，我还缺一篇重新论述《中庸》思想的文章。至于如何统合孟荀，我与杜维明先生合编的《统合孟荀与儒学创新》一书，对此做了更为详尽的讨论。在《思孟学派》中，统合孟荀只是偶一提及，但今天已经成为学界广受人关注的议题，相关论文不断出现。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本书的延续和发展，或者是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吧。近些年我比较多谈到新四书的问题，并出版了《新四书与新儒学》一书，我发现新四书的想法最早也是出现于《思孟学派》一书中，只不过当时只是灵光一闪，现在则发展为相对较为完备的论说，并且还会是我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继续不断思考、完善的重要问题。另外，本书再版时增加了“‘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兼论子思、孟子思想的差异”一章，这是我对于学术界扩日持久的“亲亲相隐”问题讨论的回应，论文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因为该文主要讨论孔子、子思、孟子对于亲亲相隐的态度，实际是对之前研究的补充，收入书中正好合适。本书出版后，宋立林博士曾对我做过一个访谈，也作为附录一并收入。

感谢李艳辉总编辑的推荐，使本书被列入北师大出版社的“走进哲学丛书”中，十三年之后得以再版，为想要读到本书却无处购买的读者提供了便利。感谢祁传华编辑的耐心、细致，在他的影响下，我花了较多时间对书稿再次做了认真校对，增补了一些注释，将一些不常见的引文版本改为较容易找到的，当然最主要的是订正了文中的讹误。本书出版时我曾经与学生做过十遍校对，文中的各章作为独立的论文发表时也经编辑校对过，但这次仍发现一些错误，个别错误甚至有些莫名其妙。虽说无错不成书，但还是让人不由心生感慨。为校对一本再版的书花费如此多的时间、精力，或许在外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我也是下决心才决定做此事的。原因很简单，这本书在我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不想留下瑕疵，只想以更完美的形式将其呈现给读者。

梁涛

2021年8月15日于北京九州溪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