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1998年，郭店竹简正式公布，随即引起了国内、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此后出版的先秦思想史著作，如果没有利用郭店竹简及随后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便会被视为“过时”，不具有学术研究的前沿性，我此前完成的博士论文《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学说研究》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正好在这一年，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博士后研究，受身边同事研究热情的影响，同时为了弥补博士论文的不足，我也开始关注起出土文献研究，将博士后报告定为《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到2001年年初博士后出站时，我已完成了十五万字的工作报告，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四五篇相关论文。在博士后报告鉴定会上，庞朴、姜广辉、陈来、廖名春等学者对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我对其补充、完善，争取早日出版。然而这时我感到学术的大门似乎才刚刚向我开启，一连串的学术问题迎面而来，有待我去思索、去探索。例如，在鉴定会上我曾提出，以往学术界将孟子性善论与之前“即生言性”的传统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从竹简的材料来看，孟子性善论与“即生言性”实际也存在一定的联系，由此或许可以打开孟子研究一个新的视角。然而当时还只是一个想法，没有落实为具体的研究成果。又例如，我虽已完成了《竹简〈性自命出〉与早期儒家心性论》一文，但对如何理解、处理竹简中的人性论材料，如何建构早期儒学心性论理论框架，仍感到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文中的一些提法和观点已心有不安，感到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所以博士后出站留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后，除了参加一些集体课题外，我仍把主要精力放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的研究上，五六年时间又先后发表了近二十篇这方面的论文，较之博士后报告，这时的研究已更为充分、深入，字数也达到了四十余万。

2006年，我申请去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本想在去哈佛前将课题结束，但杜维明先生告诉我，他准备在哈佛搞一个seminar（研读班），专门研讨思孟学派，为此他邀请了陈来先生主持，建议我还是将《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作为在哈佛期间的研究课题为好。我接受了杜先生的建议，于是又带着这一课题来到了哈佛。哈佛的一年时光是美好、愉快的，而每周五在Yenching House举办的seminar更是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第一学期我们读《五行》，第二学期读《中庸》，大家自由争论，互相辩驳，畅所欲言，往往一两句经文便会用去一下午的时间，但丝毫没有枯燥、乏味的感觉，而是充满了精神的享受与快乐。参加讨论的除了杜先生、陈来、我专门研究儒学外，其他几位则分别研究伦理学、政治哲学、佛学、道家哲学、文学评论等，还有几位哈佛东亚系的博士生，不同的知识背景不仅没有减弱讨论的深度，反而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大家所讨论的也不限于经文本身，而是涉及中国文化重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讨论的启发下，我又写出了《从简帛〈五行〉“经”到帛书〈五行〉“说”》《即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等论文。杜先生对我讲，虽然我已对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做了许多具体个案研究，但似乎还缺少一篇宏观理论上的文章，建议我在这方面多做些思考，其实这也一直是我想要做的，于是我又草拟了《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一文，将我近几年的思考做了一个总结，在离开哈佛的最后一次研讨会上，我以此为题做了发言，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在美国期间，我还在哈佛中国文化年会做了《新出土竹简与中国文化再认识》的专题发言，并受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央华盛顿大学哲学系的邀请分别做了郭店竹简的学术报告，在与国外同行交流中获得的点滴启发，也都被我吸收到研究之中。

2007年6月，我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回到了北京，这时我的工作单位已转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承担起一定的教学任务。但我对思孟学派研究仍感意犹未尽，于是在教学工作之余，除了最终修订、完成《回到“子思”去》一文外，又写了《孟子“道性善”的内在理路及其思想意义》及《竹简〈鲁穆公问子思〉与早期儒学的政治理念》两篇论文，至此我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研究才算告一段落，而这时距我来北京已有十年之久。

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一般多侧重于义理的阐发、分析，而不太注重文献本身的研究，我以前也不能例外。但在接触到竹简研究后，才认识到文献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研究出土文献不可能离开传世文献，通过相关的传世文献，往往可使晦涩难懂的竹简文字一下变得豁然开朗。同时，出土文献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传世文献的真伪及成书年代等问题，这就是学界津津乐道的“二重证据法”，所以要想研究出土文献没有扎实的文献功底是不可能的。郭店竹简公布后，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纷纷涉足其间，却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来社科院历史所后，对文献研究特别留意，专门下了一些功夫，在做博士后期间，我写了四十万字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先秦卷》（与刘宝才教授合作，我撰写春秋战国部分），从年代学、文献学的角度对先秦学术思想做了细致梳理，为本书的研究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在研究中我也力图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如我利用郭店竹简材料讨论《大学》《中庸》的成书，利用郭店竹简、上海博物馆藏竹简中有关禅让的材料对《礼运》进行思想定位，并推断其大致的成书年代，就属于这方面的尝试。2004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公布后，其中有《内礼》一篇，内容多与《大戴礼记》中《曾子立孝》等篇相关，于是我立即展开研究，发现《大戴礼记》中保留的“曾子”十篇实际就是来自《汉书·艺文志》中的“《曾子》十八篇”，其内容是基本可靠的，只是在流传中后人对其做了删改。我将这些材料运用到曾子学派的研究中，使其面貌大大充实、丰满起来。

我的思孟学派研究，受到了多位前辈学者的关心和帮助，这是我最为幸运也最为自豪的事情。在前辈学者中，庞朴先生与我关系最为密切，对我的帮助也最大。我开始从事竹简研究时，庞朴先生正好创办了“简帛研究”网站，为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我有了文章也常在那里发表，一段时间我成了该网站发表论文最频繁也是最多的学者。我与庞先生很快成了忘年交，皂君庙庞宅也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每完成一篇论文，庞先生总是第一个阅读，而且不吝夸奖、鼓励之言，有了不同看法，却只是婉转地予以表示。2005年山东大学成立儒学研究中心，庞朴先生担任主任，他将中心的研究重点确定为思孟学派，并让我承担了《思孟学案》一书的写作。该书以传统学案的形式对子思、孟子的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可看作本书的姊妹篇。我从庞先生身上学到的，不只是为学方法，还有他“温良恭俭让”的做人方式。

李学勤先生对我的研究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并为本书赐序，使拙作生辉不少。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的关系最早就是由李先生提出的，我的研究可以说是在他的观点上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不过我在做博士后时，李先生还在担任历史所所长一职，公务繁忙，受其直接指导的机会较少。为了弥补这种缺憾，我专门找来李先生五六十篇讨论先秦文献的文章，仔细阅读、揣摩，领会其治学的思路和方法，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在一起，故我的为学也有“私淑”于李先生的地方。读过我论文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我所受李先生的影响，外出开会，也常有人误以为我是李先生的学生。李先生早年曾跟随侯外庐先生研究思想史，后来转到了古文字、文献学研究，而我则是侯外庐学派的第三代学人，从这一点看，我与李先生自然也存在间接的师承关系。

2002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提交并宣读了《竹简〈性自命出〉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一文，利用郭店竹简中“交性者，故也”等文字，讨论《孟子》中“天下之言性者，故而已矣”这段难解的文字，结果引起激烈争论，时裘锡圭先生在座。不久裘先生写出《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一文，是对拙文的一个回应。裘先生认为笔者联系出土竹简解读《孟子》“天下之言性”章，很有见地，非常正确，肯定了笔者对“故”字的解释，同时又对“故”字做了详尽的考察，列举了“故”字五种不同的用法。读裘文后，使我大开眼界，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故”字，竟然有如此深奥的学问。由于拙文在清华会议上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想要将其放弃，裘先生的肯定才使我重获信心。于是我在裘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故”字又做了进一步考察，发现“故”还有积习、习惯的用法，“故而已矣”的“故”实际应该当积习、习惯讲，我又对文中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做了修改，拙文的最终完成，与裘先生的启发、回应是分不开的。裘先生于我，可谓“一字之师”。

杜维明先生最近几年一直关注于思孟学派的研究，2005年10月，经杜先生提议，由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和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座谈会，会议纪要经整理后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2005年第4期上。2006至2007年，杜先生又召集在哈佛访问的几位学者共同研读思孟学派的有关文献，并在我们离开哈佛前，组织了一天的“思孟工作坊”，这一年大家的学习、研究成果，最终结集为《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派新探》（杜维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07年8月，在杜先生的倡议下，哈佛燕京学社与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四十余位学者齐聚济南，参加了这次会议，论文集即将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整理出版。从这里不难看出杜先生对思孟学派研究的推动之力及所付出的心血。杜先生倾向将郭店竹简看作孟子的思想资源，意在突出孟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我则认为从子思到孟荀，是儒学内部深化但同时也是窄化的过程，故不应在孟荀之间争正统，而应“回到‘子思’去”，统合孟荀，在丰富性的基础上再建儒家道统。杜先生与我虽然有这些认识上的不同，但从不将其观点强加于我，而是鼓励我按自己的想法去研究、探索。与杜先生接触，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长者风范。

姜广辉、刘笑敢、陈来诸位老师也对我的研究给予很大帮助。姜广辉老师是我在历史所学习、工作时的领导，也是较早研究思孟学派的学者之一，他写的《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及《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儒学传统重新诠释论纲》两文，受到学界的关注，对思孟学派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之力。姜老师性格豪爽，求贤若渴，扶植后学，不遗余力，这可以说是他身上最为宝贵的品质。2004年5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9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与刘笑敢老师正式相识，回到香港后，刘老师即来一电子邮件：“梁涛：在京见面，很高兴。我早已经注意到你的文章。希望你永不自满，超越前贤，为中国学术界作出贡献。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心应该在中国，这需要一大批有志气、有能力的青年学者的不懈努力。重要的是不慕虚名，不断提高。”刘老师的勉励不仅使我深受鼓舞，也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刘老师早年毕业、任教于北大，后辗转于美国、新加坡，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刘老师虽然身处海外，但一直关心着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与前景。郭店竹简公布后，刘老师给予了极大关注，他申请课题，举办工作坊，积极推动香港地区的出土文献研究。在工作坊，我曾宣读过多篇论文，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他们的意见、建议也被我吸收到本书中来。陈来老师是我十分敬佩的学者，也是我一直努力追赶的目标，但我对陈老师的真正了解，还是在哈佛的一年时光。在哈佛的seminar上，我与陈老师在学术观点上有过分歧，产生过争论，但陈老师不愠不怒，以平等态度与我商榷、讨论。我的《即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一文完成后，曾请陈老师指正，陈老师认真阅读后，指出了文中一些不合理之处，我经过反复思考，最终接受了陈老师的意见，对原文做了较大的修改，部分章节甚至重写，所以此文实际也包含了陈老师的智慧和心血。

此外，社科院历史所黄宣民先生，社科院宗教所李申先生，社科院哲学所王褒玹先生、李存山先生，清华大学历史系廖名春师兄，都曾对我都有所鼓励、肯定，我也经常向他们切磋、请教，这里一并表示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卢钟峰先生，当年蒙他不弃，招我于门下，使我登上北京这个学术的大舞台。卢老师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他的人格风范不仅为大家所景仰，也是我努力学习的榜样。前些年卢老师不幸身染重病，他沉着面对，积极治疗，顽强与病魔抗争，终于挺过了这场人生的不幸。前不久去看他，见他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我这里默默地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这些年来，我学术上的点滴进步与我父母家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的帮助，恐怕我很难坚持到今天，故我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在做博士后时，爱人李君面临生育，当时正是我赶写论文最为紧张的时候，实在无力照顾，于是母亲将儿媳和肚中的孩子接回西安，细心照顾；儿子呱呱坠地后，为了不分散我的精力，母亲又帮我照顾喂养，直到孩子一岁时，才将他们母子送回北京。我一人留在北京时，伏案疾书，黑白颠倒，劳累过度，不幸身染疾病，这时又是父母伸出援助之手，让我回西安治病、修养。虽然为此我推迟了半年才答辩出站，但在父母的支持、帮助下，终于圆满结束了博士后研究。爱人李君这些年来几乎承担了家中所有的家务，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爱子梁禹龙（虫虫）聪明活泼，天真可爱，他的到来，给我枯燥的书斋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天地间我又多了位知心的朋友。是你们的真心相伴，使我在学术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我要衷心地对你们说一声，谢谢！

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回想当年踏入大学之门时，老师给我们讲“十年磨一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为学之理，当时颇感意外，不以为然，至今才知此言不虚。古人论学亦有“凿井及泉”之说，意为在某一点集中用力，方可由此及彼，豁然贯通，对此现在我也深有体会。博士后研究期间，我没有像以前写博士论文那样，先列一个提纲，确定一个大概的思路，便一马平川地写下去，而是突出了具体的问题，以问题为突破口。我最早完成的两篇关于思孟学派的文章是《郭店竹简与〈中庸〉公案》与《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由于下了一些功夫，文章写完后，眼前的视野一下打开了，一连串的问题冒了出来，常常是一篇文章写完后，马上又引出下一篇，这些年来就这样一直写了下来。文章完成、发表得越多，外界的期待和压力也就越多，外出开会，常有朋友问：你的思孟学派研究什么时候完成啊？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的大作啊？每当这时我就在内心催促自己：要快！要快！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虽然我也曾浮躁过，迫不及待过，但总算坚持下来了，终于没有自乱阵脚！因为我深知学术研究就是在追求真理，我不能在没有发现真理时自欺欺人，更不能去欺骗读者。我给自己确立的原则是，一是要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知道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二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要有突破、有创新，否则便不动笔。由于一段时间我发表论文较多，一时有“快手”之称，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每一文写作中的搜肠刮肚，千回百转，有些文章从酝酿到完成要经过数年之久；有些文章完成后，很快又不满意，又对其修订、删改……我知道自己的做法不明智也不聪明，会给自己带来诸多麻烦，试看今日中国各大高校对科研指标化、数据化的管理方式，一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倒在其次，关键要看它发表在什么刊物上；一位学者的晋级升等，也取决于其论文、著作的数量多少，结果就是鼓励大家多干快上，什么大课题、大项目，一两年就可以匆匆上马，匆匆结项。可以肯定，这种管理方式的不良后果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充分暴露出来。我常想，在今日这种“恶劣”的学术环境下，能否出现学术大师、出现学术名著，实在是一件值得让人怀疑的事情。也许，在今日选择自我放逐，明日才会被历史记住。

是为记。

梁涛

2008-3-26于北京世纪城时雨园

附1：笔者发表的与本书相关的论文（部分观点在收入本书时，做了修订、调整）

1.《竹简〈穷达以时〉与早期儒家天人观》，载《哲学研究》，2003（4）。（为本书第八章第二节）

2.《朱熹对慎独的“误读”及其在经学诠释中的意义》，载《哲学研究》，2004（3）。（为本书第五章第三节部分内容）

4.《“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载《哲学研究》，2007（7）。（为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5.《〈大学〉早出新证》，载《中国哲学史》，2000（3）。（为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6.《思孟学派考述》，载《中国哲学史》，2002（3）。（为本书第一章第三节）

7.《竹简〈性自命出〉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载《中国哲学史》，2004（4）。（为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8.《“浩然之气”与“德气”——思孟一系之气论》，载《中国哲学史》，2008（1）。（为本书第七章第三节部分内容）

9.《〈大学〉新解——兼论〈大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见《中国哲学》第23辑（《经学今铨续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为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10.《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第1辑，2001。（为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11.《简帛〈五行〉新探——兼论〈五行〉在思想史中的地位》，载《孔子研究》，2002（5）。（为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12.《简帛〈五行〉经文比较》，见饶宗颐主编：《华学》第5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为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13.《郭店竹简与〈中庸〉公案》，载《台大历史学报》（台湾），第25期，2000。（为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14.《郭店竹简与“君子慎独”》，载《光明日报》，2000-09-15；全文又载《中国文化》（加拿大），2001年9月号。（为本书第五章第三节）

15.《竹简〈性自命出〉与早期儒家心性论》，见庞朴主编：《古墓新知》，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为本书第三章第三节，观点做了较多调整）

16.《荀子对思孟“五行”说的批判》，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2）。（为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17.《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与年代》，见国际儒学联合会编：《儒学与当代文明：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为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18.《竹简〈唐虞之道〉“孝之杀”的思想史意义》，见张立文主编：《儒学评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为本书第三章第四节部分内容，也是对上一文部分内容的修订）

19.《仁与孝——思孟学派的一个诠释向度》，见庞朴主编：《儒林》第1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为本书第八章第三节）

20.《早期儒学的“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载《光明日报》，2003-08-05。（为本书结语部分内容）

21.《孟子的“仁义内在”说》，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为本书第七章第二节）

22.《子思〈缁衣〉〈表记〉〈坊记〉试探》，见王中江、李存山主编：《中国儒学》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为本书第五章第一节）

23.《从简帛〈五行〉“经”到帛书〈五行〉“说”》，见王中江、李存山主编：《中国儒学》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为本书第七章第三节）

24.《如何理解“释古”》，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06-04。（为本书第五章第一节部分内容）

附2：本书第一版出版后，报刊上发表的书评

1.李学勤：《郭店竹简研究的新进展》，载《光明日报》，2008-10-11。

2.杨庆中：《先秦儒学研究的补白之作》，载《中华读书报》，2009-01-14。

3.曹峰：《思孟学派的解构与建构——评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载《哲学研究》，2010（4）。

4.郑雄：《思孟学派的重构：资料·方法·观点——读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载《孔子研究》，2010（2）。

5.宋立林：《思孟学派：义理与考据之间——梁涛先生访谈录》，载《现代哲学》，2010（4）。

6.李友广：《手握文献，重申思孟——读〈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5-04。

7.梁涛：《我的十年思孟学派研究》，载《中华读书报》，2009-08-19。

8.宋立林：《坐稳冷板凳，苦心著华卷》，载《博览群书》，2010（6）。

9.Franklin Perkins：Liang Tao（梁濤），Guodian Bamboo Strips and the Si-Meng School 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HCI），volume8 No.3 September 2009.

10.Shirley Chan：A Reassessment of Early Confucianism in Light of Newly Excavated Manuscripts，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Vol.16，No.3，2009.

11.邓国光：《学术的真色——评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见方勇主编：《诸子学刊》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2.孔德立：《回归文本、超越文本及思孟学派的呈现——读梁涛先生〈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见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10辑（“儒学：学术、信仰和修养”），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