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仁义内在”说相应，孟子常常使用“仁义”一范畴。《孟子》一书中“仁义”一词共出现二十四次（其中“仁义忠信”“仁义理智”不包括在内），成为孟子的一个重要概念。需要指出的是，仁义一词并不始于孟子，据张岱年先生的考证，在孟子之前，墨子已使用仁义一词了。如《墨子·尚同下》的“中情将欲为仁义”，《孟子·非攻下》的“今欲为仁义”。另外，《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庄子·齐物论》“仁义之端，是非之涂”，也都使用了仁义一词。从这些情况看，仁义似乎是当时人们常用的词语。按照古代语言单字词在前，复合词在后的原则，在一定时期，以前曾单独出现的单字词如仁、义，被组合成一个新的复合词，如仁义，并被较为普遍地使用，应该说是正常的现象。这样看来，孟子的仁义似乎并没有特殊意义。但问题是，人们开始使用仁义概念时，并不关心它的确切内容。就前面所举的例子而论，《墨子》《老子》《庄子》等都没有对仁、义的关系做具体的说明和论证，二者在他们那里只是形式的联系，而缺乏理论的自觉。孟子的仁义则不同，是建立在对仁、义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之上，是伴随着“居仁由义”“仁义内在”的思想而提出来的，因而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张岱年先生说：“仁是孟子所宣扬的最高道德原则，而孟子道德学说的核心则是仁义。”[19]这种观点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的看法。我们认为，孟子的思想的核心应当是仁，尤其是“仁，人心也”意义上的仁（广义的仁）。孟子把仁义礼智统一于心，又以心言仁，只有仁才能反映他思想的本质。综观《孟子》一书，仁义一词主要有下面三种意义：（一）指抽象的思想、学术、原则、法则等。如“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乎？”（《孟子·公孙丑下》），齐人不把仁义这种思想或学说告诉大王，难道是因为仁义这种思想、学说不好吗？这里的“仁义”即是指思想、学说。孟子还常常把仁义与利对举：“去利，怀仁义以相接则王。”（《孟子·告子下》）这里的仁义指道德原则，它和孔子义利之辩中的义是接近的。（二）指意志的法则、准则。“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仁义是意志遵循的法则。（三）指道德实践的内在根据。“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仁义是道德实践的内在根源而非外在形式。从以上内容来看，仁义无论在内容和使用上都没有超出仁。因此，把仁看作孟子思想的核心可能更合适。不过，孟子提出“仁义”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孟子在理论上已成功地将仁、义统一起来，完成了“义外”到“义内”的转变。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又）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舜面对其父瞽叟杀人，为什么前后会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呢？关键就在于其身份、角色的变化。当舜作为天子时，其面对的是“门外之治”，故自然应该“义斩恩”，为道义牺牲亲情；可是当舜回到家庭，作为一个儿子时，其面对的又是“门内之治”，则应该“恩掩义”，视亲情重于道义。所以孟子笔下的舜，恰恰是“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也就是“仁内义外”的实践者。至于将仁、义分别联系于亲亲与尊贤，如《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乃是儒家通义，自然不会为孟子所反对。

所以，笼统地将“仁内义外”看作告子的专利，认为孟子与其是完全对立的，并不符合事实。其实，仔细考察孟子、告子之间的辩论，亦可发现此说实际是不能成立的：

告子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孟子·告子上》）

值得注意的是，告子提出“仁内义外”的主张后，孟子接着问“何以谓仁内义外也”？“仁内义外”说在战国时期非常流行，几乎形成了一个思潮，孟子自然不会不知道。不过孟子注意到，当时学者往往在“仁内义外”的命题下表达各自的思想，赋予其不同的含义，所以要求告子首先回答他是如何理解“仁内义外”说的。从孟子的问话来看，当时主张“仁内义外”说的显然不止告子一个人，告子的看法不过是当时“仁内义外”说中的一种。孟子对告子的批判，起初也只是对“仁内义外”说一种具体理解的批判，而不是一般的批判。孟子在与告子辩论时，作为其思想主要内容的“四心”说尚没有形成，故在辩论中多有舛误。但可能正是这一辩论启发了孟子，促成其“四心”说的形成，并提出“仁义内在”说，这时他也由对告子的具体批判转向对“仁内义外”说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