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道性善”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件大事，而如何理解孟子性善论也是当今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在汉语学界，有孟子是“性善论”还是“向善论”的争论[37]；在英语学界，围绕A.C.葛瑞汉关于孟子的“性”与西方“nature”差异的哲学洞见[38]，展开了长期而热烈的讨论，至今仍不时有新的论点出现。[39]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孟子性善论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已成为一个谜。20世纪30年代，写出西方第一部孟子专著的理查兹曾指出：“西方传统提供了一套精致的概念，它包括：共相、殊相；实体、属性；抽象、具体；一般性、特殊性；等等。而我们知道孟子思想中根本没有这套东西，也根本没有确定的替代品。我们除了太容易随这套概念而带进的形而上学之外，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运用这套概念会使孟子思想变形……应当谨防的是不能把一种结构（我们西方的特殊训练使我们极易操作这种结构），例如，唯心主义、现实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强加于可能根本没有这种结构的思维模式之上，而后者可能无法用这种逻辑概念来进行分析。”[40]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个世纪以来的孟子研究，恰恰是不断“西学化”的过程，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马克思主义、康德、海德格尔等各种版本的孟子粉墨登场，各领**数十载。而这些“以西释中”的种种尝试，对于理解孟子，虽不无裨益，但终归反映的不是孟子思想自身，而是自觉不自觉将某种外在的理论框架强加给孟子，结果造成孟子思想的扭曲和变形，并引起关于孟子性善论的种种分歧与争议。

既然“以西释中”，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并无助于真正理解孟子，尤其是无助于解开孟子性善之谜，那么，我们就应该尝试回到孟子，“以孟释孟”，从孟子的内在理路、思维方式去理解孟子自己。虽然现代诠释学认为，人不可能完全避免自己的思想介入解释活动之中，解释者自身的想法及时代概念都会影响到诠释过程，故单一且永不改变的原意是不存在也无法获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释没有了客观标准，没有了“合理”“不合理”的差别。对于以揭示和解释经典本义以及古人之意的学术研究而言，还是应承认，文本及其作者的概念、命题具有相对稳定的原意，其思想观点、主张也存在内在的理路和逻辑。西方某家某派的哲学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古人的概念、命题乃至其思想观点、主张，可能有借鉴、启发甚至是提示的作用，但却不可简单地套用在古人思想之上，故其作用只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而进入古人的思想之中，把握其特殊的思维方式，揭示其概念、命题的含义，进而发现其思想观点、主张的内在理路与逻辑，才是哲学、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