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仅从孟子、告子的辩论中尚不足以判定“四心”说是否形成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对孟子的游历做一番考察，看看他那著名的“四心”说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孟子》一书中容易确定时间的往往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各章，这些章节虽然不是直接讨论抽象的人性问题，但在孟子那里，人性论与仁政论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孟子提出“四心”说，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为他宣扬仁政寻找理论根据，所以孟子在游说诸侯时是否涉及有关“四心”的内容，便是判定“四心”说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据。
孟子的生平，前人多有考证，谭贞默《孟子编年略》说，“孟子四十以前，讲学设教；六十以后，归老著书。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是符合事实的，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四十岁以前，孟子主要在邹鲁一带活动。《孟子·梁惠王下》“邹与鲁哄”一章可能是记载孟子最早的活动了。周广业《孟子四考》说：“孟子之仕，自邹始也。时方隐居乐道……会与鲁哄，有司多死者，公问如何而可？孟子以仁政勉之。”根据这章的记载，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邹国的长官（有司）被打死三十多人，而邹国的百姓却在一旁看热闹，不去救助。邹穆公便向孟子请教，该如何处置这些人。孟子对邹穆公分析说，邹国的长官平时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现在的结果是他们咎由自取。于是，他劝邹穆公“行仁政”。贾谊《新书》中记载邹穆公行仁政的故事，可能就是受到孟子的影响。不过，孟子这里虽然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但对如何施行仁政却没有具体说明。前人往往根据孟子“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的言论，以为孟子的“四心”说与仁政说是同时形成的，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实际情况是，孟子的仁政说形成在前，“四心”说形成在后，二者是一种先后关系。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虽然仁政说到孟子这里才发展到一个高峰，但“爱民”“保民”的思想却由来已久，而“四心”说作为探讨“爱民”“保民”的内在心理基础和依据，则是孟子在宣扬仁政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二者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十分正常。
孟子在邹国时还曾到过鲁国的平陆[13]，见大夫孔距心，对其宣扬自己的仁政学说。《公孙丑下》记录了这次会面：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孟子在这里连续用了两个类比推理，指责孔距心不行仁政的过错。一个是用某个战士一天三次失职，类推孔距心不行仁政使百姓“转于沟壑”“散而之四方”，同样是失职。当孔距心为自己辩解时，孟子又以替人放牧为例，说明既然受人之命，就应该尽心尽职，否则就是自己的过错了。孟子游历的早期，常常用这种类推方式说明推行仁政的必要，这与他后来把仁政看作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的外在表现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外在的逻辑类比，意在用相关而特殊的事件说明推行仁政的必要，而后者则是一种心理分析，强调的是仁政的可能性和内在根据，这种论证方式的差别可能不是偶然的，而可能是孟子思想发展、成熟的一种反映。
孟子在邹鲁活动一段时间后，约于齐威王二十八年（前329年）首次来到齐国，与告子进行了著名的“仁内义外”的辩论，由于此时孟子的思想还不够成熟，故在辩论中多有错误。另外，《孟子》一书所记载的孟子与匡章交游（《孟子·离娄下》），劝蚳蛙向齐王进谏（《孟子·公孙丑上》），齐王派储子窥视孟子（《孟子·离娄下》），均发生在这一时期。不过，《孟子》一书中并没有记载孟子与齐威王的言论，可能是因为孟子此时影响还不够大。但是，孟子在离开齐国时，齐威王曾“馈兼金一百”，但孟子以“未有处也（注：没有理由）”而拒绝接受（《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在齐国时，听说宋偃王欲行仁政（《孟子·滕文公下》：“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感到十分高兴，于是来到宋国，对施行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施行仁政的关键是靠外部力量对宋君进行感化，而宋君偃身边只有薛居州、戴不胜等少数几个仁人善士，仅靠他们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建议在宋君周围大量安排善士，对宋君施加影响，这样仁政才有可能实现。可见，这时孟子对仁政的思考主要还停留在外部因素之上，至于宋君是否具有恻隐等“四心”，是否具有实行仁政的可能和要求，孟子则只字未提。孟子在文中称宋君偃为“宋王”，可知他到宋国是在宋君偃称王以后。据钱穆考证，宋君偃称王为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年）[14]，孟子来到宋国，当在此时稍后。不过，事情并没有朝着孟子希望的方向发展。由于宋偃王对仁政缺乏诚意，孟子的许多主张都没有被采纳，于是孟子离开宋国，途经薛，回到邹国。
孟子回到邹国后，有个叫曹交的人来拜访，问：“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回答可以，并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孟子认为尧舜之道是孝悌，并主张“服尧之服，诵尧之言”，可能是受到了曾子一派重视孝悌的影响，是他早期思想的反映。如果把它和孟子后来的论述做一比较，不难发现其间存在的差别：“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同上）显然后者认为，尧舜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其外在的形式，而在于能发挥其内在的异于禽兽的“几希”即“四心”，使之“沛然莫之能御”，所谓“性之也”即是这个意思。这两种不同的表述应当不是偶然的，而是孟子不同时期思想的反映。后者可能是孟子“四心”说已经形成时的论述，而孟子见曹交时，“四心”说可能尚未形成。曹交听了孟子的话，十分高兴，欲“得见邹君，可以假馆”，想留在孟子门下学习。由此可知这件事发生在邹国。
孟子回到邹国不久，滕文公派人来看望他。孟子在宋国的时候，曾与还是世子的滕文公见过面，有过两次深入的交谈；“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深受启发。这时滕定公去世，滕文公即位，便派然友到邹国，向孟子征求滕定公丧礼的意见。孟子于是讲了一番施行三年之丧的必要性，劝滕文公实行三年之丧。滕文公即位以后，孟子从邹国来到滕国，帮助滕文公推行仁政。这一时期，孟子与滕文公多次谈到施行仁政，特别强调要“治民之产”、重视“民事”等（《孟子·滕文公上》），但对如何施行仁政，只说要以太王为榜样，“强为善而已”。孟子在滕国推行仁政，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农家学派的许行、儒家学派的陈相此时也来到滕国，但孟子的理想是要把仁政推行于整个天下，这仅靠滕国的力量是绝对办不到的，加之这时齐国在滕国附近的薛筑城，滕国面临被吞并的危险，孟子于是便离开滕国来到魏国。据学者考证，齐人筑薛的时间是在齐威王三十五年（前322年）十月[15]，孟子离开滕国当在此时稍后，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孟子生平时间较为准确的一条。
孟子来到魏国，与梁惠王多次会面，劝其推行仁政。他反复强调“仁者无敌”，用历史经验说明与民同欲者王天下，同时通过类比的方式使梁惠王认识到不行仁政的错误，如，以五十步笑百步为喻，对梁惠王自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孟子·梁惠王上》）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又以“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说明梁惠王不行仁政，“率兽而食人”，同以刀枪杀人无异（同上）。从这些论证方式来看，此时孟子的“四心”说可能还没有形成。后梁惠王去世，梁襄王即位，孟子发现他根本不像个国君的样子（同上），于是便离开魏国，重返齐国。在路过范这个地方时，孟子看见从此经过的齐王子，感叹道，“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孟子·尽心上》）。认为环境对人太重要了，同样是儿子，齐王的儿子就显得与众不同。孟子来到齐国后，与齐宣王会面，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著名的关于“恻隐之心”的故事：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劝齐宣王推行仁政，“保民而王”，认为齐宣王完全能做到这一点，根据是齐宣王对牛都有恻隐之心，见到将要用来祭钟的牛浑身哆嗦，便叫人放了它，故认为“是心足以王矣”。显然，这个“心”就是“恻隐”之心。这是《孟子》一书中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用恻隐之心来说明推行仁政的可能性。由此可见，至迟此时“四心”说已经形成，并被用在政治实践中。我们可以对这个时间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尽心上》说，“齐宣王欲短丧”，则孟子由魏国到齐国时，齐宣王刚即位不久。而《梁惠王上》又说，“孟子见梁襄王”，则孟子离开魏国前又曾及见梁襄王。梁襄王元年为公元前318年，为齐宣王二年。孟子既在齐宣王即位不久来到齐国，又在来齐国前见到过新即位的梁襄王，那么，他来到齐国只能是在梁襄王元年，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孟子“四心”说形成的下限。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孟子五十余岁时“四心”说才形成，是否太晚了呢？其实不然，古代思想家大多思想成熟较晚，像孔子年近五十岁时才对《周易》发生兴趣，感叹“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马王堆帛书《要》也提到孔子晚年学《易》：“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有学者推断孔子晚年思想有一个转变，哲学意味浓厚的《易传》部分内容就是他晚年思想的反映。[16]荀子“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的一些主要思想也是在五十岁以后形成的。由此可见，与孔、荀相比，孟子的情况应属正常，不必大惊小怪。